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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人文]企鹅的请柬-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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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格局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至今,我还不能容忍对绿色食品的浪费。3月底,我又多次给杨东平先生打电话,强烈要求参加〃自然之友〃的自费植树活动。绿色本是我自幼生长的环境,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视绿色为生命之源。   
    第三个后遗症,就是在所有快乐的时光里,会猛然想起南极的岁月,想起南极的艰苦与寂寞,想起还在那儿坚守岗位的战友们,而且每次想起心中就有泪,无法抑制。4月5日,我改定了一篇《我的战友》,写完之际,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泪水再一次无声地滑落——不是我太多情太脆弱,只因为我经历了那一切,我对他们无法不牵肠挂肚。对于我来说,那儿的战友已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群落,一种象征,一种令我感动的精神。陈立奇先生说,这就是〃南极情结〃。拥有这样的情结,是一生的幸运。   
    第四个后遗症,就是淡薄了以往重视的许多生活内容。我觉得,从今往后,一切打击都不能伤到我的内心,一切无聊的谣言都不能让我激愤,一切名利都不会让我得意忘形,一切纠葛都不会让我觉得无法释怀,一切靠权力支撑的权威都会让我觉得可笑,一切缺乏公益心的人都不会得到我的尊重。我更加坚定我过去十多年所坚持的东西:相信善,相信美,相信爱,相信善恶有报,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相信每一个追求的过程都是美丽的,相信一切善良都是美好的,相信发自内心的真诚终是会打动人的,相信自然是不可战胜的,相信〃天道有衡〃,相信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相信一切努力终将获得回报,相信很多东西比金钱重要。   
    南极之行已经结束了,可我心中的南极之行却永远没有结束。我永远行走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行走在由企鹅、海豹及鸥鸟们构成的世界里。那个没有名利纷争的世界,永远是我的梦中向往之地。   
    所以,我愿意永远患着〃南极后遗症〃。   
   
    饭 碗   
   
    尽管乔治王岛上常常一夜暴风雪不停,但我大多睡得很踏实,除了为可爱而无助的企鹅忧虑外,我对来自自然界的力量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在山村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打小就上山砍柴、下河捉鱼,使得我对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对人类社会的人心叵测,我则屡屡有恐惧之心。2000年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熟悉的梦又让我无法安睡,因为这梦已侵扰我多年了。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非常奇怪的是,近三十年来,先后有两种梦各自惊扰了我多年,使我觉得梦是一种征兆。   
    少年时期最常做的一个梦,是自己从云端踩空,一直往下跌落,这个跌落的过程十分漫长,因此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感受恐惧。不论我怎么惊叫,也没有人能救我,不论我怎么伸手,也抓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梦醒时分,往往一身大汗,惊恐万状。这个梦常常出现在我体弱的时候,往往接下来就是一场病。记忆中,只有两次结局稍好,一次是从梦中吓醒时,父亲在一旁拥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有他在,不用怕。一次是母亲在用毛巾给我擦汗,眼中充满忧虑。   
    这样的梦境在很多电影里也看到过,尤其是一些动画片。由此可以推论,许多导演有过类似的梦,而据我作过一个小小的查证,朋友圈内,没做过此类梦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过,甚至可能与人类早期的某些困境相关。也许是远古时代先民从高高的山崖上、大树上坠落的无数次痛苦经历在千百万年间的不断重复与回放。所以今天想来,少年时代折磨我那么多次的相同的梦,只不过是先人对我的一次又一次亲昵的抚摸。   
    但我的另一个梦却不是这样。这个梦一直无法说,更无法向别人求证什么。梦境是那么不堪,让我一想起就恶心——急着上厕所,厕所却脏得无法落脚,不论怎样都避不过那些污秽,但又别无选择。这样的梦每年都得做几次,每次都令我十分痛苦。直到1998年,一位友人才为我解了梦:喻示一个人身处于污浊的环境中,被不良之人包围着,动辄得咎,无法躲避。当时的状况的确如其所说,后来我下决心改变了环境,这个梦大约有近一年不再出现,我窃喜不已,以为从此不再受噩梦之苦。哪料到2000年末又频频出现那样的梦境,令我十分沮丧。这次,我基本上相信,梦之所示是有一定来由的,因为此时我的境地,几乎比前些年的状况更糟。   
    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面对地质学家岛的那片属于我的海滩上沉思,向海里扔了好多的小石块,到手臂泛酸的时候,我心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2001年元旦清晨,我拿着一个已经破了的搪瓷碗,对邵滨鸿说,我要把这饭碗砸了!她听懂了,劝我别急,说一切等回国再说。   
    2001年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9日到达圣地亚哥。当晚,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驻智利办事处,我召集了人文学者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人文学者南极行动基本结束。大家随后作了比较充分的交流,临睡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心情松弛,驱车经阳光公路直奔黑岛,参观了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故居。这是一个按自己的心性在生活的诗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心仪的生活境界,用几十年的时间,营造了一座少年时代就勾画在心中的船形房屋,然后结束外交官生涯,远离繁华,在最靠近大海的那间屋子住下,静静地生活着,把玩着他几十年间收集的各种工艺品、各种〃玩具〃。他的墓地,也在房屋前的海边,就是死后,他仍旧看潮涨潮落,听激浪拍岸,望帆樯飞扬……他的生活选择,让我从心底里羡慕。   
    从黑岛回到市区后,友人带我们去了著名的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让我们在那儿尽情选购。那座市场有点像巴黎的街道,很容易转晕了头。我们一伙一会儿就走散了,然后又东一个西一个地遇见,每次遇见手里都多了些东西。临走时,我看中了一件黑色的木刻,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捧着一只乞讨的碗,不知怎么的,他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没有一丝犹豫就买下来了。   
    晚饭后,大家说着一天参观与采购的感受。唐老鸭说,他看中了一个木刻老人,价没谈妥,放弃了,现在想起来特别特别后悔。我让他到我屋子去,看看是不是他想买的那个。他过来一看,叫道:啊!就是这个!捧在手中就舍不得放下。我看他实在喜欢,就决定送给他,但他总说不能夺人所爱。我着急了,说你喜欢就拿去,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他说,要不就转卖给他?因为他明天要提前回国,而我们还有机会再去一趟市场。我看他认真,便收下了他的钱。他喜滋滋地抱着木刻老人回屋去了,边走边说:我有饭碗了,我有饭碗了!   
    第二天临别时,唐老鸭说,阿正,你要是今天没买上,回国后我就还给你——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们的饭碗呢,我可不能抢了你的饭碗!   
    唐老鸭和周、葛两位教授走后,我们去了总统府,看了三军仪仗队的精彩表演,然后参观了智利大学、五七广场、教堂、博物馆、史前艺术馆,晚上参加了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举办的烧烤宴。   
    第三天,我拉着刘弘,专门抽了时间去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转了半天,终于找到那家店,可是却没有开门——惟独这一家没开!刘弘说:你看,你把饭碗给了唐老鸭了,你自己现在没了——连要饭的碗也没了!   
    我说,就是没了,我也认了,唐老鸭是我带来南极的,他要是丢了饭碗,我能安心吗?先保住他吧!我顶不济回乡下种地,也能混口饭吃!   
    在阿根廷、巴黎逗留几天后,我们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当晚我就听到唐老鸭可能丢了工作的传闻,忙打电话问唐老鸭。唐老鸭说,他也听说了,但没人正式告诉他。   
    后来,唐老鸭有惊无险,仍在吃皇粮。我却因失去了与一些人共事的信心与耐心,在妻子出院的当天——2001年3月5日将辞职报告传真了回去。我辞去的不仅是职务,而且是公职。   
    我的〃饭碗〃,就这样没了。   
    2003年5月28日17时,唐老鸭在电话中说,那尊木刻,被亚述同志(他儿子)玩打了几次,有点裂了。   
    他觉得,饭碗里的东西少了。   
   
    上帝派来的人(1)   
   
    人生漫漫,需要很多人指点、帮助、提携。可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导,头脑里只有读书与工作。我天真地认为,勤奋和才能就是人生的通行证。走出校门以后,自己靠蛮劲儿一路打拼,虽没有倒毙、沉埋,却也颇不顺当。   
    后来知道,就算英雄也要有人帮衬,何况一介书生!   
    后来更是知道,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没人理解没人扶持就很难越过那道坎儿。   
    也许是上帝念我无知,也许是上帝觉得已给了我足够多的训示,上帝决定怜悯我了,于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引导我、帮助我的人。   
    伍杰先生是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学者型官员。他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时,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出版人。他担任中国书评学会会长多年,带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青年书评家,我也忝列其中。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他的弟子自居。1996年我一度想离开心爱的出版界,却因为他的一个电话打消念头。没有料到的是,2001年我还是离开了这个行当,这一次,他没有劝阻。我知道他的惋惜,而他也知道我尽力了。南极行动前,他给了我很多指点,南极行动后,他的关爱令我有勇气笑对困境。   
    刘杲先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智者。这位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极具学者风范,他在报告中的观点常常被业界传诵。1995年,在他及一批老出版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九位〃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编辑每人出版了一部自选集,成了业界的一段佳话。他在我临去南极前的一番话,使我受益匪浅。当我从南极返回、遭受不公时,他又引用南京鸡鸣寺的一副联来宽慰我:〃难免不尽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令我心中豁然开朗。   
    奔赴南极前,《福建日报》副总编辑郑卫华先生在中央党校为我设宴,上的酒是他专为我备的〃金门高粱〃。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他反复的叮嘱,还有那兄长般的目光。可惜的是,我从南极给他寄的邮品,却没能到达他的手中。截留那邮品的一定是个集邮爱好者,只是他不知道,他截留的其实是一份永不言谢的友情。1987年我刚开始学写评论不久,他就在报上为初出茅庐的我开辟了第一个专栏。可以说,我能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种作品,他早期的提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刚建先生是我追随多年的兄长,他的宽厚性格就像他那双又厚又暖的手,让人信赖而且平和。他是业内一份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总编辑,大家原本是叫他梁老师的,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叫他〃梁哥〃了。我来京发展时,梁哥为我举办了一次业界〃名记〃的欢迎酒会。临去南极前,梁哥又召集了一次饯行宴,并说起一段与〃布拉吉〃有关的故事,让大家在欢笑中忘却离愁别绪。   
    2000年12月29日,我在南极意外地接到了梁哥的电话。他说,他在上次为我饯行的地方,召集〃原班人马〃迎新年并〃缅怀〃阿正。他用了一句诗:〃遍插朱萸少一人〃,我立时就哽咽起来。梁哥赶紧换话题说,考考你,是不是能说出各位的名字。我便说了红娟、彤宇、晓梅、晓风、晓岚,还有三位出版界风云人物、〃下岗CEO〃阿黄、阿弘、阿东……话音未落,就听得话筒中传来一阵爆笑,我几乎能从万里之外看到他们笑出的泪。   
    于光远先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学者。一是他总在发现问题,二是他总能说出真话。他的书影响了半个世纪来的上千万中国学子,至今,八十多岁的他还在写作中。   
    于老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在陪同他到厦门、漳州一带考察时,他一路上提的问题让很多人无法招架。84岁生日时,他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后来他真的随身带着〃大哥大〃,记事用的是〃商务通〃,建立了个人网页,85岁生日这天又宣布换笔,学着用电脑写文章。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但也很固执,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1999年末我为策划组织《于光远全书》去拜访他,得到他的支持并立了项签了约。立项后我把项目移交他人,后来却出了问题。原机构推诿说是我没交接好项目,但于老和他的秘书胡冀燕大姐均有记录,是当他们的面交接的。后来于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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