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佣共懿俣运蟮幕骋桑衔恢页嫌谧约海詈蠼韫拾阉绷耍彩强梢岳斫獾摹�
按照现代对秘书职业的要求，秘书人员当然还必须具备其他多种素质，如认真、细致、周到以及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等。但仅从以上五点分析来看，作为领导人秘书的杨修，在素质上确实存在不少缺陷，他的死，确实可以使我们吸取很多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借鉴。（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世说新语》、《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
第三部分 吴隐之卖狗嫁女
说到东晋的吴隐之，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的趣闻，而他做秘书时卖狗嫁女的逸事，却少有人知道。
吴隐之在做广州刺史之前，曾做过多年秘书。他先是为桓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接着被谢石点名要过去做主簿；再后来是入朝做中书侍郎。与尚书郎、主簿一样，中书侍郎也是秘书性职务。吴隐之卖狗嫁女，就发生在他做谢石主簿的时候。
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的晋军司令便是他。这一仗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家穷，“遣女必当率薄”，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为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却又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甚至大得使人咋舌。如桓温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时人便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语，主簿地位之重要和权力之大，由此可知。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且谢家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工作，俸禄定当不菲。退一步说，吴隐之的俸禄即使不多，但他只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顶头上司谢石为榜样（谢石聚敛无度同样很有名），能捞的时候就捞它一把，怎么也不会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晋时的官风，是相当腐败的。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比阔斗富这类丑闻，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吴隐之能够清廉自守，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上司谢石都聚敛无度，他却毫不动心，守住清贫，尤其让人崇敬。后来，朝廷决定派他去广州做刺史，目的就是希望他到那里去树立新的形象，改变过去岭南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以饱私囊的弊端。
广州面海环山，多有象牙、珍珠、海味和名贵药材出产。但因为地处僻远，瘴疫流行，在东晋时还属蛮荒之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做官。只有那些家里贫困而又想发横财的人才肯去。到广州做刺史，只要弄上一箱珍珠宝物，几辈子享用不尽，以往的广州刺史因此没有一个不贪的。离广州二十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贪泉”，据说不管谁喝了这泉水，都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不信这个邪，到广州后，他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岭南习俗也就日趋淳朴。为了表彰他“革奢务啬，南域改观”的操行和政绩，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吴隐之被升迁为前将军，并得到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奖赏。
吴隐之做主簿时卖狗嫁女和他后来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这两件事表明：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也不管他手中有权还是无权，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等）
聪明绝伦郗嘉宾（1）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