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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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裂痕产生，是由颜竣多次进言和谏诤引起的。
孝武帝刘骏这个人，史书上说他“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这里有无溢美之辞暂且不论，就承认它是事实吧，但也只是刘骏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另一面，就相当卑鄙龌龊了。他不但是个暴君，而且是个衣冠禽兽：“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就是说，刘骏这个衣冠禽兽，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连伦理也不顾的，兽性大发时，自己的亲属也要奸淫。他的叔叔刘义宣为什么会同臧质一道造反？和刘骏奸淫了他的几个女儿，从而引起他的愤慨也是有关的。史书上说刘骏“自即吉之后，奢淫自恣”（《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所谓“即吉”，就是古人居丧期间不能参与吉礼，故称除去丧服为“即吉”。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杀死后，刘骏要过三年才能真正除去丧服，而他父亲死去才几个月，他就奸淫了刘义宣的几个女儿，怎么是“即吉”之后才“奢淫自恣”呢？
好色，不顾廉耻，没有上下五伦之分，只是刘骏众多缺点中的一个而已。在生活方面，刘骏也是奢欲无度，奢侈浪费得惊人的。他当了皇帝后，“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臣，赏赐倾府藏”（《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他拆掉祖父宋武帝刘裕生前住过的房屋，重盖了一座叫做“玉烛”的新宫。新宫未盖之前，刘骏与群臣去观看刘裕生前住的房屋，床头有土砌屏障，墙上挂着葛糊的灯笼和麻绳搓的拂尘。侍中袁顗在他面前盛赞刘裕的俭素和美德，他却认为祖父本来就是个“田舍公”，住那样的房屋已是过分，他自己可不能再那么寒伧下去了。
刘骏还贪财好利。州郡两级的地方官吏，卸了职回到京城，本来都要向皇帝贡献财物，刘骏却不以这种贡献为满足，还要强迫他们赌博，不掏光这些人的口袋，他就不肯罢休。这些地方大吏，便转过来从老百姓身上获得补偿，对老百姓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叫他们血肉都尽。
刘骏还是个酒鬼：“终日酣饮，少有醒时”（《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
皇帝成这个样子，社会的腐败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刘骏原来的秘书，现在又是他的心腹大臣的颜竣，自然不忍看着这个社会就这样腐烂下去，不忍看着刘骏这种不成器的样子，于是“极陈得失”，“数恳切谏诤，无所回避”。但刘骏根本听不进去：“上意甚不说（悦），多不见从”（《宋书？颜竣传》）。刘骏不但不采纳颜竣的忠正谠言，反而十分恼恨颜竣，他们的裂痕由此产生了。
严重的患得患失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刘骏对颜竣的谏诤虽然十分恼火，多不采纳，但对颜竣的任用，还是比较放手的，强迫颜竣脱丧服赴任丹阳尹就是明证。倒是颜竣多了个心眼，有些患得患失了。他原来认为，凭着自己和刘骏的老交情、老关系，自己又“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因此肯定会“赞务居中，永执朝政”的（《南史？颜竣传》）。但当自己的直言多半被刘骏拒绝接受后，他便顾虑重重，忧愁满腹了。他觉得刘骏从此要疏远他，不信任他了。为了试探一下刘骏的真实想法，他便向刘骏打了一个报告，要求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任职。颜竣是这样想的：如果刘骏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说明他对自己已有疑忌，要疏远自己了；如果不放他下去，则说明刘骏对自己并无疏远的意思。谁知这个报告打上去后，刘骏竟然很爽快地就让他到东扬州去做刺史！虽然右将军的职务继续保留，东扬州刺史和丹阳尹也是平级，但颜竣却“大惧”，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不知怎么办才好，这就有点可笑了。他到东扬州上任不久，他母亲又去世了。刘骏虽然指示他“不许去职”，同意他回京城奔丧，对他“恩待犹厚”，但颜竣还是“弥不自安”（《宋书？颜竣传》）。
颜竣回京城奔丧后，患得患失思想越来越严重了，对刘骏也产生了满腹的怨愤和牢骚，而且又喜欢把它们挂在嘴上，到处诉说皇帝的不是，并且公开指责朝政的违失和谬误。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显然是绝对禁忌的。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八月，中书令王僧达（南朝宋文学家）坐他人谋反事入狱。王僧达和颜竣有嫌怨，便以为是颜竣诬陷了他，在临刑之前，就把颜竣说过的种种怨愤之言都向刘骏报告了。王僧达说的，并且都有事实根据。刘骏这才要御史中丞庾徽之写了一份状子，公布了颜竣的罪行。这份状子虽然罗列了颜竣的许多条罪状，但刘骏的本意，还不想杀掉颜竣，只是把他的职务免掉算了。但颜竣却吓得丧魂落魄，不能自持，接二连三地给刘骏写信“谢罪”，并请求刘骏不要杀掉他。想不到颜竣的请求更激怒了刘骏，他批示：“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政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全立，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南史？颜竣传》）于是找了一个借口，于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五月收颜竣下狱，先把他的脚打断，然后赐死。他的妻儿徒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部分地区），至宫亭湖（即彭蠡湖，江西彭泽县西），又把颜辟强等男孩沉入湖中淹死，真是残忍之极！古人读史至此，批语道：“颜竣失职怨望，固为可罪；而自寻阳（今九江）东下之时，保护之功，不可忘也。既杀其身，又沉其男口（男孩），孝武帝亦少恩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
宋孝武帝和他的秘书颜竣（3）
杀身取祸的多种因素
颜竣的杀身取祸，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他的“讪讦怨愤”引起的，实际上，他的无所回避的直言得失，早就为他的悲惨遭遇埋下了祸根，只是刘骏一直隐忍未发罢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颜竣死后数年刘骏对侍中沈怀文、尚书吏部郎江智渊等人的谈话中得到证实。有一次，沈怀文“直言忤旨”，刘骏气愤地说：“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宋书？沈怀文传》）还有一次，江智渊想附和沈怀文的谏言，劝刘骏不要冒着大风大雨出去打猎，但江智渊尚未开口，刘骏就恼怒地盯着绷在弦上的箭说：“卿欲效颜竣邪？何以恒知人事！”说完还不解恨，又补充道：“颜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刘骏因对颜竣的谏诤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甚至连别人说颜竣的半句好话都听不得，一听就勃然大怒脸变色。由此可见，颜竣的杀身取祸，完全是他的直言得失引起的。他后来的“讪讦怨愤”，只不过是他悲惨遭遇的一根导火索而已。
在历史上，因冒犯皇帝的威权，指责朝政的过失而杀身的人，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的。这是封建专制的本性所决定了的，不独刘骏一个人如此，只能说刘骏这个暴君更甚些而已。倒是作为领导秘书的颜竣的某些表现，却很值得探讨研究和借鉴思考了。颜竣对名利是相当计较的，患得患失思想也十分严重。刘骏做皇帝后，对颜竣的任用不可谓不重，但他并不感到满足，而是一味地想“宜居重大”（《南史？何偃传》），“永执朝政”（《南史？颜竣传》）。这个愿望一旦没有实现，就牢骚满腹，口出怨言，甚至把怨气发泄到同事朋友身上去。如《南史？何偃传》载：“孝武即位，何偃历位侍中，转吏部尚书。侍中颜竣至是始贵，与偃俱在门下（侍中为门下省长官），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竣既任遇隆密，谓宜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偃代竣领选（颜竣任丹阳尹后，谢庄、何偃任吏部尚书。吏部尚书有时一人，有时几人），竣愈愤懑，与偃遂隙。竣时权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灵不仕”。从这看出，颜竣对刘骏老早就感到不满，并不完全是刘竣不采纳他的谏诤才“讪讦怨愤”的。这种心态，显然是很不正常、很危险的。其次，颜竣得势后，生活上也是不大检点，为人也是颇为踞傲的。他外出讲排场，摆威风，每次都是让仪仗队开路，威势赫赫，他父亲颜延之见了这种场面都十分反感，每次遇到颜竣的仪仗队，都是不屑一顾地躲到一边去。他常对颜竣说：“我平生不喜见要人，现在不幸见到你！”颜竣富贵后，宾客盈门，有一天早上，颜延之到颜竣那儿去，等候在门外求见颜竣的人成堆，颜竣却安然高卧，还没有起床。颜延之见状，勃然大怒说：“你是出身于粪土之中的人，好不容易升到了云霄之上，就立刻骄横傲慢到如此地步，你怎么能够持久呢？”颜竣建私宅，富丽堂皇，颜延之告诫说：“好好地盖房子，不要让后人耻笑你笨拙无能！”（《南史？颜延之传》）从这三件小事看来，颜竣也确实有点小人得志、忘乎所以的味道，所以他的取败，也是有多方面缘由的。《宋书》作者沈约在评论颜竣的取败之由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报，虽求颠陷，不可得也。”（《宋书》卷七十五）意思是说，做臣子的人，若能忠心事主而捐弃私心，立功不求报答，即使请求别人颠覆陷害自己，也是得不到的。这话不能说没有半点道理。所以说，作为一个领导秘书，私心是不能太重的，更不能因为自己和领导人的关系特别好，就非要领导提拔重用自己不可。尤其是在自己的私心不能得到满足，愿望没有得到实现的情况下，牢骚满腹口出怨言，就更不应该，更是错误了。我想，现在的秘书是会赞同这一意见的。（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文心雕龙》、《南史》、《宋书》、《资治通鉴》等）。
不卖论取官的范缜
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也是古代秘书队伍中的一员。
范缜（公元450—515年），字子真，南朝齐梁之际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少好读书，博通经书，起家齐宁蛮主簿，累迁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宜都太守等职。梁代齐后，先后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中书郎、国子博士。梁天监年间去世，卒官中书郎、国子博士。和主簿、中书郎一样，殿中郎、长史等也是秘书性职务。
从范缜的简历中可以知道，他的仕途生涯，多半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甚至可以说，他的仕途生涯，是从做秘书工作开始，到做秘书工作结束，算得上是一个老资格的秘书工作者。
范缜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虽然较长，资历颇老，但由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见《南史》及《梁书》，以下同），也就是始终坚持真理，不取媚于当时，因此一生都不受当权者的赏识和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其作用，干一番事业，创一番业绩，是不可能的。统治者只是考虑到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且范缜本人又和齐梁两朝的王公大臣、帝王将相多是故交亲朋，他们对范缜虽然始终感到头痛，但碍于面子和交情，还是不得已要让范缜担当一定的职务。所以说，范缜担负的那些秘书性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摆设，是虚有其职的。因此，他在秘书岗位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业绩和建树可言。
然而，范缜却以反对佛教、坚持真理、不以卖论取官而名垂青史。
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流行。在南朝，从宋文帝元嘉年间起，一些西方的佛教大师，就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也越来越多，佛教的各种流派，在中国先后出现。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广为流行，使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皇帝和贵族也大力扶植这种思想，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便是南朝帝王中最虔诚的两个佛教信徒。梁武帝不仅宣布佛教为国教，而且自己还三次舍身佛寺，表示要出家做和尚，不当皇帝了。但是每次舍身，都由群臣赎了出来，赎身钱共花了四万万文。当时建康一地，佛寺多达五百多所，僧尼有十万余人。统治阶级视佛教名僧若神明。名僧法云、智藏、僧景三大法师讲经时，王公、贵族、士人争着去听讲。
当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国人信佛信得走火入魔时，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的反佛勇士范缜，便与佛教展开坚决的斗争；对流行的佛教谬说，提出了尖锐地批判。
早在范缜出仕为齐尚书殿中郎时，他便被齐竟陵王萧子良邀请到王府里做宾客，同时被邀的还有他的堂弟范云、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宋书》的作者沈约等人。“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永明七年（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