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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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眭达明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秘书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作为高层领导的秘书，长期生活在领袖人物的身边，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起草重要的文件报告，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常常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秘书也往往是很多政治人物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份职业。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乏等原因，人们对秘书的研究是不够的，使秘书成为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职业。
《秘书政治》一书旨在介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秘书人物及其事迹和思想，弘扬中华秘书的人文精神，使读者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秘书史，对秘书角色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对秘书人才的素质和修养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本质的认识。。。。
第一部分 前言
《秘书政治——古代中国高级秘书》是一部专门介绍中国古代高级秘书人物及其事迹的书。全书共收录六十位秘书人物，其中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人物二十二位，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秘书人物二十六位，宋、元、明、清时期的秘书人物十二位。另外在附录部分收录了与古代秘书人物和秘书工作有关的文章三篇。
秘书工作是辅助领导者进行管理和综合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最终必须由秘书人员来完成。秘书人员在秘书活动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秘书人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水平高低，决定秘书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影响领导活动的效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秘书工作源远流长，秘书人才成千上万，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在历史舞台的幕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历代统治者和领导者忠心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面貌和悲欢故事，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秘书政治》旨在介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秘书人物及其事迹和思想，弘扬中华秘书的人文精神，使读者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秘书史，对秘书角色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对秘书人才的素质和修养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本质的认识。将其视为一部为古代有代表性的高级秘书人物立传的书，是可以的。
此书不仅可以为秘书工作者和秘书专业教学提供大量真实、典型、生动、鲜活的案例，增加读者对秘书职业的感性认识，坚定职业信心，树立职业理想，强化职业素质，而且对总结秘书工作的经验教训，探索秘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化秘书学理论研究，继承和发扬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的高素质秘书人才，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古代秘书机构变动频繁，秘书官职名称十分繁杂，秘书职责范围非常宽泛，难以准确界定古代秘书的含义，因此究竟哪些人该选入，哪些人不该选入？入选的标准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作者从事秘书工作史研究二十余年，发表了数百篇有关论文，出版了《中国历代秘书工作》（《中国秘书史》）和《文牍趣话》（《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等书，应该说对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和秘书人物是比较熟悉的。作者认为：只要在古代曾经担任过比较重要的秘书性职务，并且做出了成绩，或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秘书人物，就可以算作古代高级秘书。这本书的六十个人物就是按照这个标准选定的。他们虽然属于古代秘书各个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但相对于古代十分庞大的秘书队伍来说，本书所写的六十个人物只能说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说是挂一漏万，也可以说是挂一漏千。因为它毕竟不是古代秘书人物大全，不可能把所有古代高级秘书都列进来。
为了让读者对古代秘书人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作者在写作古代高级秘书人物过程中尽量做到：既写文字秘书，也写事务秘书；既写外朝秘书，也写内朝秘书（如宦官）；既写正面秘书人物，也写反面秘书人物；既写功成名就的秘书，也写身败名裂的秘书。在入选标准上，主要看其在历史上是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哪怕是负面影响）？是否古代秘书工作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否在秘书岗位上写过公文名篇？是否有突出的秘书事迹？是否对秘书工作或秘书理论有重大贡献？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名人、名篇、名事。如有就写；如没有，宁可不写，绝对不能凑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中国历史上专门记载帝王将相的史料很多，而专门记载秘书人物的史料却很少，特别是古代秘书人物不上史，前人给我们留存下来的有关史料更是少得可怜，这就给撰写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者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有关史料进行撰写，不可能尽如人意。所以，读者在阅读中会发现，各朝代秘书人物的数量分布很不均匀，有的朝代选入较多，有的朝代选入很少，有的朝代甚至一个也未选入；有的秘书人物写得比较全面、详细，有的秘书人物只写一个片段或一个故事，凡此种种遗憾，皆因掌握史料所限，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本书的写作体例比较灵活。一是在人物的排列顺序上，主要采取纵向排列的方法，即按时代发展顺序来写，基本上与历史分期同步，但又根据实际情况分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共三个阶段。二是为了增强本书的可读性，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写法，根据每个秘书人物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表达形式，力求写出每个秘书人物的主要特点，着重叙述秘书人物的主要事迹。为此，有的采取了记叙加描写的笔法，有的则将其生平简历和人物评价渗透在叙述之中。三是在内容安排与文字表述上，从大小标题的提炼，到正文开头和结尾的设计以及内容的取舍，始终突出一个“活”字，而没有采取一般人物传记式的套路，以避免呆板、老套。
本书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写出的一篇，是发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办的《秘书工作》1988年第2期上的《出片言定是非的李霨》一文，最近写出的一篇，是将要发表在上海大学主办的《秘书》2006年第12期上的《献字赎罪的程邈》一文，两者前后相隔十八九年，可见此书的写作和出版确属不易。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收录的全部文章，绝大部分已经或将要在国内几家秘书杂志或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发表之后和这次结集出版之前，作者又对大部分篇章作了补充和修改，因此文章的内容和文字与发表时稍有不同。受作者水平所限，本书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完善。
眭达明
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南昌
献字赎罪的程邈
程邈，字元岑，生卒年不详，秦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人。他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心想，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可是，在狱中能干什么事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邈。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还是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程邈便绞尽脑汁地琢磨，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三千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年轻时，工作便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他更是日夜不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换句话说，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书，是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简码起来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后来为了和汉朝的隶书区别开来，就称之为秦隶。
秦隶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书体。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但秦朝初创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磔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到了东汉，隶书才有了大的变化，结构向扁平发展，笔画出现了雄健的波磔，更趋于工整精巧，从而形成了汉朝隶书的独特字体。汉隶结体用笔富于变化的特点，又影响和促进了楷书和其他书体的形成及风格的多样。直到如今，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
程邈创造隶字说便是书史上有关隶书起源的颇具影响力的经典话语，这一传说在我国流传了二千多年。《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典，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秦始皇使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程貌，隶书之祖也。相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之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其书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秦隶出现后，虽然为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却没有真迹遗留下来。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余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二分，字型工整端秀，笔画浑厚。它的笔画肥、瘦、刚柔、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规模。这就是秦隶的墨迹。另外从上世纪初起，在西北和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批竹木简，战国、秦、汉、晋都有，湮没了二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让我们得以见到秦隶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对程邈创造隶字的说法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说，程邈创造的所谓新书体，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在各国民间流行使用。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辩。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隶书。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文书的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非官方用的简化字体。程邈只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进一步规范罢了。也就是说，隶书是许多人靠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决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功所成。程邈之功应为编纂整理之功，而非世人所言创始之力。
程邈创造隶字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