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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

胭脂井-第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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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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