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探源-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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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甚至当个人所作贡献的代价接近理智分析的上限时，仍然有一些因素会促使人们自愿作出贡献而无须依靠选择性刺激的手段。首先，如果从集体行动获得利益的个人或企业为数很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定在某一工业部门只有两个规模相同的企业，不允许第三个企业加入此部门。同时假定：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及有利的立法将使两个企业同时获得利益。于是，高价格与有利的立法就成为寡头垄断工业独享的集体利益，这对有两个企业的工业也同样有效。显然，这两个寡头均处于同样的地位，即：如果限制产量导致价格上涨，或进行院外活动争取到有利的立法，都将使每一企业获得总利益的一半。倘若这种争取集体利益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之比相当低，即使一个企业单独承担全部活动费用，其所获得总利益的一半仍然远高于活动费，从而可以取得净利益。因此，当集团中分享集体利益的个人或企业数量足够少，而争取集体利益行动的成本…利益比又相当低，则用不着有选择性刺激手段，也很可能发生自愿赞助集体利益的行动。
当集团内的成员为数很少时，成员之间也很可能进行谈判并一致同意开展集体行动——这时每一成员的行动就会在集体利益中产生明显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其他成员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每一成员就会受到一种刺激去采取某种行动策略，即考虑其自身的选择对其他成员行动选择的影响。一个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各成员产生了为其共同利益而进行谈判的动机。实际上，如果这种谈判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则各成员显然愿意不断谈判直至使集体利益最大化为止。这便是我们所谓的“集体最优结果”，或如经济学家所谓的该集团的“帕累托最优”结果。上例中由两个企业组成的集团达到这种最优态的可能方式之一就是双方各承担集体行动费用的一半，即每一企业在任何涉及共同利益的行动中均付出一半费用，并分享其所获利益的一半。这样，争取共同利益的行动就获得了动力，直至集体行动的效益极大化为止。然而，在任何谈判中，每一方均有一种争取本身利益极大化的动机，而且倾向于在不能如愿以偿地取得自己期望的利益份额时，以抵制共同行动来要挟对方。这样，谈判的结果很可能达不到集体利益极大化，甚至会否决全部集体行动。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内所述，这种结论表明：在不用选择性刺激手段的情况下，“小型”集团比较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在某些类型的小型集团中（“特权”集团），一般都事先允诺向其成员提供某些公共福利。尽管如此，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也不能肯定其成员是否同意采取集体行动，而且集体行动的结果也是难于预料的。
虽然上述情况的某些方面比较复杂，而且不确定性较大，但集团的大小与集体行动的难易及其规模之间的联系却十分明显——可惜这种联系目前还很少为人所了解。如果再以两企业组成的集团为例，假说双方未能就共同行动或其收益的极大化达成任何协议。在此情况下每一企业仍将获得其单方面行动所得利益的一半，因此仍然有一种刺激会推动企业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当然，在此情况下，该集团将损失采取集体行动时可能获得利益的另一半，因此单方面行动不可能取得集体利益最优化的结果。若假设该集团内还包含第三个同等规模的企业，则任一企业的单方面行动，均将三分之二的利益损失在该集团之外，而采取行动的企业仅能获取集体利益的三分之一。按此类推，若集团由一百个同等规模的企业组成，则单方面行动的收益有99％损失于集团之外，而采取行动的企业仅能收获集团利益的百分之一。显而易见，若大型集团中有成千上万个企业，则在缺乏选择性刺激的情况下，企业采取集体行动的刺激变为微不足道，甚至为零。
虽然上例中所引用的由规模相同的企业组成集团纯属假设，但却能十分直观地说明：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凡由集体利益中获利的个人或企业数目愈多，则参加集体行动的每一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利益份额愈小。这样，在不采用选择性刺激的情况下，集团的规模愈大，则对于集体利益采取行动的动力愈小。因此大型集团比小型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如果参与分享集体利益的个人或企业数目增加，则该集团内原有的成员所分得的利益份额必定减少。这一现象与集体利益的相对大小无关。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对上述结论作了清楚的阐述，其中的一部分摘于本页注脚内。在较完整的证明中，可以发现前节的假设（即企业规模相等的前提）是不必要的（虽然作者认为此种假设有助于直观地阐明问题）。企业规模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各企业或个人愿意为集体利益的边际数量付出代价的差异，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可用于解释诸如“小企业剥削大企业”这一类矛盾的现象。但这些问题对于本书的论断并不重要。
如果在一个集体内要通过讨价还价来求得集体利益的最优数量，则参与讨论的人数，也就是这种讨价还价的成本，将随该集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这一现象将加强上述论点。事实上，从日常的观察或客观事物的逻辑可知，在十分庞大的集体内，根本不可能由全体成员进行讨论来协商如何获取集体利益的问题。在本章开始时曾指出，只有小型的团体（或由若干小团体联合成的大团体）能采用社交性选择刺激手段，而且小型团体比大型团体更易于组织。
通过比较若干个集体利益相等但规模不同的集团，可以最好不过地看出上述逻辑的重要意义。在这种集团内，不同规模企业为争取集体利益而贡献的力量不同。假设某集团由100万个人组成，他们将花费1亿美元代价采取集体行动，取得10亿美元的集体利益，其中每一个人平均可分到1000美元。如果上述逻辑是正确的，则假设没有选择性刺激，这个集团就根本没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现在假设有同样收益的集团系由五个大企业或五个组织得很好的大城市所组成，则它们在支付1亿美元的成本后，每一企业可以分享2亿美元的集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一定发生集体行动，因为其中每一企业都希望别人去承担那1亿美元的成本，而自己一文不出，却坐享2亿美元的纯利。然而，通过拖延时日的相互协商，就很可能达成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在此情况下，即使五个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支付全部行动的成本，它仍然可以获得1亿美元的净利润；而且五个企业之间进行协商的费用也不会太高。因此，或迟或早，它们将会达成集体行动的协议。在上例中所假定的企业数量虽然是随意虚构的，但现实社会中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可以找出无数事例来说明“小型”与“大型”集团的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考虑不同大小的管辖区（如小城市或大的国家）内的院外集团或卡特尔的行为时，也可以看出以上论断的重要意义。在一个小城市中，市长或市议会可以受到少数几个抗议人或花费几千美元的说客的影响。在这种城市内只要几家公司就可能控制某一行业；而且，如果该城市距离其他市场较远，则这几家公司就可以达成建立地区性卡特尔的协议。然而，在一个大的国家内，要想影响政府的政策，就必须花费大得多的资金，而且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卡特尔就必须联合为数众多的企业；除非这些企业规模巨大，否则参加合作的企业数量必多。现在假设前述大型集团内的100万个人分布在10万个城市或管辖区内，从而每一城市或管辖区平均有10人左右，此外还有与前例中比例相同的其他利益集团的公民。再设集团行动的成本…利益的比也与前例相同，即所有管辖区内的总利益为10亿美元或每一管辖区1万美元，同时所有管辖区内耗费的成本为1亿美元或每一管辖区1千美元。于是，毫无疑问，许多管辖区内这10个人，或其中的几个人，都乐于支付这1千美元的行动总成本来取得每人1千美元的利益。这样就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小的管辖区内每个人参加集体活动的概率较大。
取得集团利益的欲望强烈程度不同，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逻辑。一小批狂热的追求者比一大群漠不关心的个人更易于联合起来为集体利益采取积极行动。假设在集团内仅有25个人，每人可以获得1千美元的集体利益，在此情况下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远大于包含5千人而每个人仅能分到5美元集体利益的另一集团。在历史上一小批狂热的信徒所创造的奇迹就是这一逻辑的极好的证明。
（六）
本章的论断表明：具有选择性刺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在《逻辑》一书内已举例证明在美国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此论断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些国家组织机构的建立情况已能证明此理论的正确性。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内，凡不具备选择性刺激手段的人群都不可能建立任何集团组织——广大的消费者并没有“消费者组织”，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也没有“纳税人组织”，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并没有“贫民组织”，而经常存在的大量失业者也没有任何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些人群是如此分散，以至于没有任何非政府机构能将他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大工厂或矿山的工会会员不同，后者可以用纠察队的手段强制他们服从工会组织。对于前者也没有任何正面的刺激手段可以给其中的每个人以某种集体共享的利益。与此相反，在所有的国家内，高等职业的社会地位以及每一行业内有限的开业人数使得这类行业的组织非常普遍。不仅如此，公众认为这类行业组织具有认可其会员具备从事该职业资格的权威，而政府也支持这种舆论，因此这些组织实际上拥有非常强烈的、决定性的选择性刺激手段。同样，各个国家，各种工业内的大型企业也往往能组成行业协会或类似的机构。在一个城市或社区内往往也会发现少数较小的企业组成类似的机构。
然而，即使按本章的理论不可能形成的组织确实不存在，但那些理论上可以成立的组织是否一定存在，还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们将证明：对于本书所讨论的国家，这一事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这就是以下各章的主要内容。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三章
推论
（一）
我们虽然在第二章内从所采用的逻辑中已作出了某些推论，但后者大半属于该逻辑本身的直接推理。如果我们把第二章内的论断与其他的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特别是与经济学的某些标准理论相联系，我们将会进一步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推论。这些进一步的推论将说明：如果我们所构想的理论是正确的，则可期望在某种类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发生何种结果。
我们的论断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第二章内逻辑的正确性，而且还取决于我们将引用的附加事实和逻辑的正确性。所幸的是，我们将引用的经济学的多数内容都是久经验证的；这主要是指经过广泛校验的企业、消费者和工业的 “ 微观经济学 ” 。许多局外人认为经济学家之间几乎对所有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有经验的经济学家都接受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不论他们是左翼的或右翼的、是凯恩斯主义者或货币主义者。此外，我们还将引用较少为人所知但却极有价值的 “ 熊彼特派 ” 对革新和事业心的分析 —— 这也是被许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引用作者本人对于外界企业参加到利润优厚的工业部门中所起作用的推论．这只不过是对经济学家通常分析的一点引申。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首先在本章内比较抽象地讨论这些推论，然后才能将它们应用于具体国家的具体问题 —— 否则就难于理解全书的其余部分。有些读者认为不能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