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探源-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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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范围已经过于广泛，所以在此不拟讨论究竟何者决定了名义支出水平，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予以暂时搁置。作者愿意将支出的决定因素以及影响上述论点完整性的另一些问题留在另一本专著中去讨论，以便有更多的篇幅去处理许多技术性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希望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理论或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作者本人不属此列），能发现本书所述的理论值得进一步引申或在形式上完善化；如果能有更多的专家参加这项工作，则这方面的进展将大得多。必须指出，当本理论未能包括对于决定总支出诸因素的分析之前，尚不足以解释某一历史时期宏观经济行为的全部特征。它目前确实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比较30年代与60、7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本理论无法说明为何30年代初期执行的是不够稳定的、基本上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60年代末与70年代则执行比较稳定的、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政策。
然而，用以上理论已足以解释非自愿失业，而且此论据与已知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及个人决策的动力均无矛盾之处。这一点是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主义理论所未能做到的。显然，如果能找到本理论与其他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其他推论并用事实验证就更好了。如果本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可验证的推论而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不能，这将更有力地表明本理论以及本书中全部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种极为合适的经验校核方法，既适用于本理论，也适用于上述所有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通论》、货币主义、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都一致声称他们的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的货币化经济，或者至少他们并未说明各自的理论企图解释何种具体的经济类型。凯恩斯甚至连书名也叫做《通论》，意思是可以用它说明一切经济现象，甚至毫不迟疑地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及其政策赋予了新的解释，尽管那种欠发达的重商主义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的西方经济有很大不同。同样地，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乐于用其论点解释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的各种经济中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往往作出非常武断的结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eidman）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货币主义学者这种普遍化结论的一例。如果有人怀疑，作者指责现有各种理论过分强调其普遍性是否有点言过其实，他们至少应当承认：没有一种现有的理论曾经公开声明：宏观经济学或货币理论是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历史时期内有显著区别的。这种过分强调普遍性与缺乏对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经济之间区别的现象，无疑地反映了多数现代经济学中那种潜在的非历史、非进化、相对静态和不区分具体制度的偏向。
与上述理论相对照，本书中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则预言不同的社会中宏观经济的问题性质也各不相同。以上分析表明：如果某一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控制了少数不能结清的市场，则由此种市场扭曲而引起的问题显然只是某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性质的或局部的问题。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虽然会使问题恶化，但由于其影响局限于少数经济部门，还不致于发生普遍衰退或造成宏观经济的灾难。这种非预期紧缩的后果并不严重的原因还在于：其危害限于少数几个部门，而且这些部门中的资源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到为数众多的柔性价格部门中去，而后者的容量相对比较大，故不致于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虽然会影响价格或名义收入，但不一定会导致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也不致于明显地或持续地影响实际产出水平。换句话说，若一种经济内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引起的冗长立法程序及其他手续，则该经济的行为将遵循一般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所有经济体系内均普遍适用的模式。
另一方面，按照本书的理论，当某一经济体系内特殊利益集团业已普遍建立，从而刚性价格部门比柔性价格部门庞大得多，则其宏观经济行为与以上所述大不相同。此时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将在广大范围内造成损失，包括：发生资源由刚性价格部门向柔性价格部门强制性的转移，柔性价格部门内价格的暴跌，不能或不愿转移的人口中大量失业，排队寻职的代价剧增，同时，实际需求的显著下降又进一步使局势恶化，因为此时相对价格比通货收缩前更不合理，而其偏离理想价格体系的程度愈加严重。这种眼光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布的经济体系，在通货收缩或紧缩时期，更容易出现衰退或滞胀现象。因此，本书的理论完全可以说明：为何有些社会或某些历史时期不会由于意外的通货收编或紧缩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出的骤减，而另一些社会则相反，会遭受重大损失。此外，本理论还预言，凡疆域不变而且长期稳定的社会，将由上述前一种状态逐渐转入后一状态。
（十四）
不幸的是，作者对于近代世界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不足以如愿地进行广泛的横向校验，只能限于对几个最大国家及一个典型小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但即使如此，也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由于超出本理论范围之外的政治事件或其他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内）采取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在作者的模型中，实际产出水平的波动幅度以及非自愿失业的范围不仅取决于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数目增长所需的时间，而且还取决于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以及其所受外部冲击的剧烈程度。这样，某一社会（或历史时期）即使有较多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可能只有较小幅度的经济波动与较少的非自愿失业存在；反之，另一个组织上并不太僵化的社会却可能出现货币与财政上的高度不稳定性。至少是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本理论在进行部门间或国际间比较时，其校验的结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
不过，在70年代西方发生的滞胀现象中，日本与西德（较差些）的失业水平就比美国、尤其是英国低。不同国家的失业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很难相互比较；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各国所统计的失业率一般比美国统计的为低。然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已将几个主要国家的失业率按美国的可比标准进行了换算。这些数字表明，1975－1976年英国的失业率为5％，而同年美国为8％，同期内西德失业率为4。5％，而日本仅为2％。作者未能获得更近年份的比较数字，但最近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9％以上，而英国未经调整的数字则超过12％。
当然，这里可能包含着许多因素。但只要稍为审视一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发现事实并不支持如下的两种观点：即所谓扩张性（即膨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消灭失业；或者如某些货币主义者所断言：“通货膨胀引起经济衰退”及高的失业率。由1972到1979年，英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15％；美国的其次，为9％。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反，该两国均存在着极高的失业率。西德通货膨胀的最高记录为5．5％，此数字正如其失业率一样比英美低。然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并非实现充分就业的最重要条件：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名列第二的（10．6％），而其失业率则最低。
不仅如此，正如本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更加关心‘社会契约”与“收入分配政策”，而且比其他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按照作者的论断，在英国这种有着强大而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中，对这类社会契约的过分。奢望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西德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为数较少，而且各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面也比较广泛；这两个特点都有助于说明其通货膨胀及失业率为何不那样严重。
在上述四个国家内，都存在着影响前述结论的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西德雇佣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他们失业之后往往就被遣送回原籍，因而不进入失业统计之中。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德与日本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因为它们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美国虽然进口部分石油，但它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之一；而英国则万分幸运，恰好在此关键时刻转变为一个石油出口国。但此处我们所讨论的仍然局限于几个大国的极端情况，因此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
我们固然没有可能去研究所有国家的情况，但在此可以指出有一个小地区非常典型，值得特别注意。正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已指出那样，中国台湾省（与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可以注意到，在日本统治时期，压制了台湾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因此它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与本书理论相符合的。如果本章的论断正确，则台湾省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或反膨胀期间，由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应当能保持大致充分的就业及满负荷的生产。由分析统计数字可知，台湾省确曾经历了相当严重的反通货膨胀时期而实际产出的损失较小。凡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的专家几乎都观察到了这一点。
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写道：
“台湾省在战后时期，开始时1946…1949年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增长10倍，1949－1950年期间增长500％。直到1950…1951年，通货膨胀率仍然失控．每年约为80－100％。最有兴趣的问题是：1952年如何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而又使经济没有陷入衰退或经济增长严重受挫的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如何能够在1952…1960年间将相当高的通货膨胀率（每年7…8％）压低到货币价值相当稳定——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数每年上升2…3％——而且波动极小。这一成就不能仅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得到解释”。
（十五）
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显然还算不上以确定的事实检验了本理论。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对短期内的变化情况。由于货币主义者一般都比凯恩斯主义者更加反对把结构变化与体制改变也看作是战后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因此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不妨再由较严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此点。
卡甘考察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的价格与产出变化的数据。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物价下跌的趋势随时间而减弱。他观察到：
每次由景气期间到继之而来的衰退期间，价格变化率降低的趋势愈来愈小，以致在最近的两次景气循环中，价格变化率的变化甚至变为正值，即在衰退期间物价的上涨率超过了景气期间的上涨率，从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循环特点。
战后通货膨胀的特点不在于景气时期的物价上升得更快——过去很多景气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比战后时期的更高——而在于在衰退期间物价不但不降低，而且反而上升，甚至升得更快……。1970年的衰退并未能遏制通货膨胀，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并非什么新奇的现象，它不过是战后持续发展过程中新的一步。……这种新发展就是：在疲软的市场中物价反而上涨变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这些循环中，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幅度较小，其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降低，而这一现象应部分地归功于改善经济稳定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发现，除了总支出的周期性收缩幅度较小外，价格对同等幅度收缩的响应也大为减弱，因而总支出收缩的后果更明显地反映在总产出按比例下降上。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也用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肯定了卡甘的上述发现。
虽然以后被泛称为“滞胀”的上述发现已成了老生常谈，但卡甘的发现中有两点是值得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他认为这一现象是渐变的。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譬如说，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成本推动论就预示了70年代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本世纪上半叶或前几世纪从来没有出现过。
卡甘的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价格行为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减少愈来愈多地反映为实际产出的减少。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