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探源-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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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tan）在《法律与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并无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一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大；按政府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英国位于各国中间水平，而不是居于前列，正如按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的百分比计算，英国与德国和法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也是居于中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些年代中，英国政府异乎寻常地干涉较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过，但这也不会超出布里坦的第二个论点，即英国出现增长相对缓慢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大约一百年以前政府的经济活动还少得可怜的时期（可以附加一句，特别是在大英帝国）。
有些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当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当作一个集团看待时，似乎可以看出在政府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反的联系。这种更加普遍化的分析方法比前面那些肤浅臆测的解释更为高明，因此，按此理论进行统计的检验当然应受到欢迎。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上述关系似乎十分微弱，最多只能表明较庞大的政府和低增长率之间具有某种含糊和不确定的联系，其中只有日本是具有这一特点的最好例子，它既有高增长率又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最小的一个政府。本书的推论9中也预言了政府的相对作用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具有不太明显的相反关系。
（六）
众所周知的一种对英国增长缓慢的主观解释是归因于阶级意识，据说它会减少社会的流动性，养成了排他性和正统观念，从而阻碍了竞争和革新，并用中世纪的偏见来反对经商活动。由于英国大约有一百年的时间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英国后来增长缓慢不能归因于任何英国性格所固有的特征。事实上可以证明，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并未有过现在那样明显的阶级差异。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公认：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可比较的地区相比，社会的流动性特别强，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社会各个阶级都关心商业、生产和经济利益，而当时英国的邻邦却都卑视这类职业。
“ 当时的英国社会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开放。不仅收入分配得比海峡对岸更为均匀，而且阻碍流动的关卡较少，对身份地位的限制也更为放松 ……
“ 看来似乎很清楚， 18世纪英国的商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比，显得异常有朝气和活力，对改革十分开放 …… 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比英国更大地满足商人阶级的欲望 ……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的决定比英国更少受到权威和习惯势力的无理约束 …… 有才能的人都纷纷从事商业、实业和发明创造
“ 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 …… 对商业的兴趣促进了不同地位和阶层人们之间的交往，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无与伦比的。
“ 在商业之内企业家的流动就更加自由了，资源分配比其他国家更为灵活。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传统的职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仍然占统治地位 …… 而英国的补鞋匠不会死抱着鞋楦头，商人也不只盯着自己的一宗买卖 ……
“ 除了英国之外，欧洲的商业仍然是一种阶级活动，只能由习俗或法律限定的小集团内补充新人。在法国，商业在传统上被排除在贵族地位之外 ” 。
毫不奇怪，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 “ 小店主 ” 的国家，甚至亚当 · 斯密在抨击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时也认为使用这一名词是中肯的。
普遍的观察表明，欧洲大陆目前的阶级结构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比英国更为灵活；这就是暗示我们应该探寻欧洲大陆如何比英国更快地消除阶级壁垒的过程，或者反过来探寻在英国如何形成或筑起比欧洲大陆更多新的阶级壁垒的过程，或两者兼而有之。
（七）
使欧洲大陆中世纪社会结构只留下一丝遗迹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结构与当今发达世界习以为常的技术和观念已完全不相适应。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革命和占领、拿破仑主义和极权主义把欧洲社会最封建的结构及其所产生的很多文化观念都彻底地摧毁了。那些发了财和掌了权的新家族和商号往往不能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家业和权力；新的不稳定因素破坏了新组织和行会的发展，从而他们失去了保护而受到更新一代家族和商号的排斥。可以肯定，中世纪的残余和19世纪的大量财富仍然留在欧洲；但正如在乡间逐渐被毁坏的城堡一样，它们没给普通居民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带来很大的障碍。
中世纪的英国制度，甚至更近代的庞大家庭型工业和商业也同样不容于20世纪，从而其中一部分已经崩溃。但是，假如英国发生过像法国大革命之类的社会变革，或者什么独裁者掌权把公立学校全部破坏，或者遭受外国占领或变成极权主义的牺牲品以致所有的独立组织都被摧毁，那么陈旧的传统会不会被碾得更加粉碎？上议院的显赫，教堂的权威以及对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神往无疑经常被夸大了。但他们毕竟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社会传统的象征，或更准确地说是旧遗产的保留地。在距工业革命一两代人之前，英国社会极度混乱（这可能使英国社会对新一代的天才和企业开放起了作用），但从那时起英国一直没有从制度上遭到什么破坏，或者其上层被暴力所取代，或者某些社会阶级被大批屠杀；而这些情况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中都是经历过的。由免受入侵而产生的社会稳定也使得英国工业革命或19世纪中兴起的家族和商号更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本书在此处的论点很可能被误解。一部分是由于阶级本是一个不精确、带有感情色彩和容易引起误解的集合名词，它在经过几代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不幸被具体化为今日的概念了。当然，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没有明确界限并包含广大而分散集团的统称，它们之中包括了情况和职业相当不同的许多集团。若按收入和地位来说，其中一部分人区别很大，另一部分人则区别又很小，即使像英国中产阶级这样被仔细划分出来的集团有可能精确地加以定义，如果因此就可设想如此庞大的一个集团能够自愿地通过合谋去排斥其他成员或争取共同利益，那就可能要犯逻辑上的错误了。本书的理论确曾指出自18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生活的特别稳定必定会影响它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流动性及文化观念，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是通过阶级的合谋或由于任何大的阶级或集团的联合行动造成的。这一过程是极端微妙的，应当在更精细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述的采取一致行动总是需要某种选择性的刺激，社会压力往往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性刺激，以及收入和价值观念相似的人们有更大可能在获取多少以及何种共同利益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新观点来分析上述过程。除非某一集团内享受集体福利的成员具有密切的社会联系，或至少其中的子集团成员如此，否则这种社会选择性刺激就不会收效。如果这一集团确实具有它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话，则其中成员对同事们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就特别看重，而且害怕别人蔑视，甚至受到排斥，凭借这种愿望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来向一致行动提供强大刺激。那些成功地创立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组织家，以及维持这些集团日常活动的经理们，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已有密切社会联系的集团或可能朝此种方向引导的集团上。这就意味着这些集团成员应有相似的社会地位，而且这一集团应利用其资源保护这种社会地位的相似性。事实上，参加了有关集团的每一个人得到了等量和同质的集体利益时，从财政等价和最优分划理论可知，如果他们在同一管辖区内或属于个人收入和价值观念相同的人组成的集团，则相互间的矛盾最小（可能其福利所得也最低）。刚刚提到的那些力量，同时在成千上百不同职业、行会、会社以及社区中起作用，这些力量本身就会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又会反过来助长在文化意识上以怀疑心理来对待企业家的涌现与商人地位和利益的上升，同时也将维护和扩大贵族和封建势力对商业和工业的偏见。正如马丁 · 威纳（ MartinWierer）所著《英国文化及其勤奋精神的衰亡（1850…1980）》一书所述，对以上过程的影响有着大量的例证，虽然它们还不够系统化。
不幸的是，这些过程不会发生作用；它们与以下事实相呼应：即每一特殊利益集团都必然会限制他人的加入（见推论8）。人所共知，任何集团如果它不设法使局外人不能从其控制的较高价格中得利时，该集团就不可能得到高于自由市场价格以上的超额利润。想要通过院外活动而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集团都力图使获利集团的数目最少。除非某些集团能够根据其共同利益采取一致行动，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壁垒。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寻求市场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通过这种方式谋利。
除了限制他人加入外，我们还说过，凡是成功的集团还必须要求其政策得到其成员的一致同意。具有卡特尔性质的集团必须限制其成员的产量或劳动时数；它必须使所有的会员都遵守计划中的销售量的限额，而不论这种限制和统一行动是否会扼杀革新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势力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资源宣传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平合理的。那些想参加进来的新成员和不愿遵守限额的改革者越受到压制，他们的人数就越少，这就是所谓的不符合习惯的事就 “ 不许去做 ” 。
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如何不同，上述过程都同样会发生。正如乔赛亚 · 塔克尔（ Josiah
Tucker）在18世纪指出那样： “ 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愿成为垄断者。 ” 然而，这一过程可能在各种职业中进行得更加迅速，因为公众特别担心那些不讲信义或不合格的开业者，这种心理就为某些政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外壳，否则这种政策在另外场合下被指责为垄断或 “ 贪婪的工联主义 ” 。这一过程既在工人中也在领主中发生，事实上一些最初的行会组织是在小店中组织起来的。
可能有人会由此而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即上述错综复杂的过程将一个小店主的国度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和小酒店的王国。但这种肤浅的结论是太简单化了。有许多相互矛盾着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其中有些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不断重新分配，甚至在相当僵化的社会中也引起了大规模职业上的、社会上的以及地理上的流动。
此外，还有与本书理论无关的另一过程也能把社会地位传给后代。富裕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一般都通过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把更重要的人类文化财产和有形的财富一起传给自己的子女，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却缺少这种手段。显然，上流社会的家庭的子女有时也会由于娇宠和放纵的环境而变坏，或者由于家长忙于自己的事业或个人的考虑而忽略了对其子女的教养，还可能设想其他各种情况；但总的说来，越是成功的家庭传给自己子女的人类文化或物质财富就越多。这可能说明一般观察到的父母和子女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之间的最起码的关系。英国在近代采用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比较合理的奖学金制度使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获得较多的人类文化财产，因此就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并未试图去解释社会流动性的这些重要方面，但它们却可能抵消本理论所解释的那些因素的作用。
在此作者必须再次强调多种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并指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表明本书所述过程能够增进阶级意识。传统思想或反对企业精神。甚至当没有社会巨变或外国入侵来破坏这些支持保守势力的机构时，另外一些相反的力量也可能改变保守习惯。本理论对这一方面可以作出的唯一假设就是：在两个其他所有方面都相同的社会中，具有较长期稳定、安全和组织自由的社会就会产生更多的排他性和反对变革的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