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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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一位勘探队的向导罢了。但我力争是一位殷勤的认真的向导。
也就在这次长途之中，也就在完成《商州初录》的过程之间，我来到了
丹江河的下流。这里是陕西、河南、湖北相交的地带，真个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听人介绍：再往下走，可到一石踏三省的白浪街。好诗意的去处！人
是经不住诱惑的，我无论如何也该去一趟看看，但这又谈何容易，没有公路，
有的是隼嘶狼嗥，山的寂静是一种怕，河的热闹又是一种怕。我背上干粮，
大声唱着，（此时的唱不是一种消遣，是壮胆，一唱就不敢止。）开始沿河
边的一条狼牙刺丛中盘绕的毛毛道跋涉了。日在峡空，满河震响，河中出现
了一只木排。撑排人是最孤独的，却在自然中还原了自然，衣服剥脱，竹篙
横手，过急流险滩之时，立排头，明双目，手忙脚乱，博斗是最好的词了。
下行平缓之处，山风徐来，水波不兴，仰天平躺，吼一种花鼓。我当时呆了，
小知识分子的情调泛上，惊呼其情其景，妙不可言。便去求水中人：能不能
让我上去坐坐？他竟大喜。一根香烟，生人便作知己，硬载我下行了四十里
路。排上的生活真是有趣啊！他们给我讲了许许多多水上的生活，得意了就
大笑几声，气恼了便粗骂一句。我好不感激这些意外的朋友，沿河停歇，就
买酒来喝，竟喝得我酪酊大醉。
到了白浪街，住在一户农家，接触了村街中好多人事。不妨直说，他们
是有喜，有怒，亦有悲有乐。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街正中有一家，门口正
好是踏三省的石头。家长是一个老头，少儿多女，大女们全出嫁了；女婿有
陕西的，有河南的，有湖北的。逢年过节，三省的女儿女婿来，行不同的礼
节，说不同的音调，人称老头为“三省总督”。唯有一女未嫁，正与街中一
后生恋爱。这后生形象在街上唯一俊美，行为却被众人叽之不正。他做生意，
办副业，手头活泛，穿戴讲究，是典型的能吃大苦亦能享大乐之人，却落得
人缘孤独。此女竟反村人而动，一片热心待他，暗订了终身，惹得一场风风
雨雨，被老头用棒槌打骂几顿，我到了那里，老头虽极度热情，但眉里眼里
仍留有愁恨。此后，我了解了这家的情况，联想到长途之中所见所闻，思考
了许多问题：新的形势发展，新的政策颁发，新生活是多么复杂而迷离啊！
投映在农村每一个阶层人的心上。变化又是多么微妙啊！对于土地，对于传
统的道德观念，老年人和青年人有区别，青年人和青年人有区别。他们仅仅
是粮食丰收，有吃有喝吗？不，还有好多好多能说清和说不清，甚至只有朦
胧的意会的问题。新的生活的到来，在这么一个偏远的边地，向一切人的心
灵打开了一扇窗子，尤其是年轻人。或许，他们对他们的自身，对他们脚下
的路，认识是不十分明确，但他们在向往着、追求着新的东西；或许他们还
一身旧的东西，又带上了一些新的毛病，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是顽强的。他
们意识到新的生活在召唤他们，他们应该知道山外的大世界，应该认识这个
大世界和这个大世界中的他们自己。当然，这一切于他们可能是多么艰难、
危险，甚至会陷于不可自拔的绝境。。
连我也没有想到，这些思考，竟会使我在匆匆完成《商州初录》之后，
立即便又草写了《小月前本》。但我的思考是太浅薄了，未免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偏差；而在写作过程中，笔力常常不逮。我不会结构大的情节，我想步
步为营地推进；我想尽一切办法使调子拙朴一点，但却控制不住节奏。我只
是笨拙地想：使作品尽量地生活化吧，使所描绘的生活尽量作品化吧。这样
是不是行？我安慰自己：试验一下，若效果不好，就在以后校正吧。于是，
一个毛头的不安分的小月我就发表出来让她唱一出“前本”了。
作品一问世，是好是赖，社会是会评头论足的；我背起笔纸又二返了商
州，三返了商州。在商州最南的山阴县，在最西的镇安县，新的山地生活，
使我又多了一番见识，一层思索，我又写出了《商州再录》，写出了中篇《鸡
窝洼的人家》。我叮咛自己：要总结《小月前本》的得失，要更忠实于艺术、
力争在新的作品中更尽我的心意。
1984 年2 月25 日
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
十分感谢《十月》的同志编辑了这本小书①。
这三个中篇，都是写商州山地的，又都是现阶段农村经济改革后的故事，
于是有人称其为姊妹之作。其实，动笔时我倒没有这种意思。我的创作，有
一种恶劣性儿，就是随心所欲而来，随心所欲而去。毫不忌讳地说，一些作
品，总是处于一种意会的但说不出的朦朦胧胧的意识中产生的。一旦作品问
世，评价总是毁誉不一。当反映还好的时候，一些评论家就好心地为我总结，
说：就按这路子写！但是，可悲的是，我一旦觉得应该怎么写了，一切都清
楚了，却再也写不下去，须得转移一下阵地，改变一下写法，重新在一种朦
朦胧胧的意识里随心所欲了。
有一位评论家说我是“多转移，多成效”。前一句是对的，后一句却不
敢当。这些年来，我先是写了几年短篇小说，再是写了两年散文，从去年后
半年才正经儿写中篇，且在每一种体裁写作中，又不停地变来变去。这三个
中篇，便是其中的一变。我现在已经说不清在写它们之前还考虑了些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三个中篇写完，我又要变一下了。这是什么怪毛病
儿，肤浅、幼稚、不成熟？似乎是，似乎又不是。我只是拙笨地认为，我在
创作上应该有较长的放开试验阶段，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于别人当然不
必如此，而我的好作品始终未写出，需要的是一种“倒腾”。庆幸的是总算
一口气写了这批东西，就算这一阶段试验结果的汇报吧。
《十月》的同志立即决定将这三篇出个合集，这使我很激动。对于我的
创作，《十月》的同志一直给以极大关心。该批评时，是严厉的；该鼓励时，
是热情的；该支持时，是竭力的。虽然编辑部的门朝南朝北，编辑除两人见
过一面外，别的是男是女，一概不知。但每每与他们进行作者和编辑的交流
时，我就想起范仲淹的一句话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次编辑部来电，曰：速写一个后记寄来。这使我第一次感到了为难。
非但没有速写，慢写也极吃力，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几年里，编选
了几本薄书，我总是热衷在前边胡说几句，但这么的胡说，已经是使我感到
了自己的可笑和一种说不出的厌烦，下了决心，再不作这种文字了。但现在
还得再作一次，就忍不住自己嘲笑起自己来了。
怎么写呢？现在手头上正改抄一个名叫《商州》的所谓长篇，满脑子里
尽装着商州的人和事，那就还是说说商州吧。这似乎又有“老王卖瓜”之嫌
了。是的，中国有句俗语：人人都说家乡好。我是少不了这种秉性的。商州，
或许外地人是不大理会的；即使在陕西，一提起这两个字，也有人嗤之以鼻：
它地盘很小，很闭塞，很贫困。打开陕西的地图，它位于东南角，呈三角形，
是八百里秦川的门户，但不属于关中，没有秦川牛繁殖。它南接湖北，东靠
河南，但不属于正儿八经的陕南，没有安康汉中的气候温湿。其间最大的水
流是丹江河，最长的官道是长坪公路。这七个县，是商县、丹凤、山阳、洛
南、商南、镇安、柞水，七山二水一分田。它五谷杂粮都长，五谷杂粮都不
多，主要食包谷，做一种“糊汤”，称之为“州饭”。民间有“洋芋糊汤疙
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之说，可知商州的生活是苦焦的，但生活的苦焦不
① 指“十月丛书”《腊月·正月》，该书收入《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三部中
篇小说。
一定精神上也苦焦，他们自有其乐。
就是这么个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19 年。19 年后，我离开故乡到了城
市，但每一年最少回去三次四次。而且进城后，我的家几乎成了商州驻西安
的办事处，家乡的人到我这儿很多。他们常带一点土产来，比如核桃、柿饼、
木耳、绿豆、红薯、苞谷糁。一来就在我这里住下来，或者是来观光，或者
是来做生意，或者是来看病，甚至还有来旅行结婚的，赴省告状的。这三四
年内，我光为家乡人写状子，也不下五六份。家乡人有家乡人的习俗，我虽
入城，他们并不以为我是城里人。我必须家里备一套大碗盛饭，而且要盛得
满满的，菜不需要七碟八碗地炒，但一定要盐重醋酸辣子重，烟蒂要允许随
地丢，吐痰万不能用拖把立即拖掉，说话绝对要土语。正由于这点，我倒被
家乡人视为“没变”的角色。他们自在，我也自在，客主无间，坐列无序，
有酒且饮，无酒且止，谈天说地，忘形适意。所以，我身虽未回去，但也可
谓是“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应该是商州的天下）事”了。
家乡人仅知道我是“作书”的，走时总要索一些杂志和书籍，说是回去
让他们或他们的子女“念念”。但我从不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因为我在前
边也说了，我是“多转移”的。在几年前，这种转移近乎于一种“游击战”，
所以所写的东西无脸见“江东父老”。这种游击战曾一度使我沦为流寇王者，
吃尽了苦头，后来慢慢才意识到要在创作上建立“根据地”。
到了去年，我下了决心回商州去。当时并没有急于想写点什么，只是带
了一份商州地图，各县行走。这么一走，才知道我以前对于商州知之太少了，
以前所谓写山地的文章太表面了。现实的生活，使我改变了世界观。没想这
种“无为”下去，倒使创作“有为”。所到之处，无一不备受教育和冲动，
每晚就胡乱记起感受来。这种感受是真切的，实在的，记法也随心所欲，不
刻意起承转合和语法规章。一圈跑回来，稍加整理，这便是我真真正正写的
第一个商州的东西，叫《商州初录》的。我将它在《钟山》上发表了。发表
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好多读者和作家纷纷来信表示祝贺，说是
“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路子”，鼓励我以此写下去。我实在有些惶恐，但
也同时有了自信，发现商州这块地方，足够我写一辈子了，似乎有好多东西
每日每时在我心中涌动。于是，我二返商州，三返商州，四返商州，仍然是
沿县奔走，大有温庭筠当年在这里的生活：“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一次比一次有收获，这就是接连写成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
《腊月·正月》，以及正在完成的小长篇《商州》。
商州固然是贫困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推移，它也和全国别的
地方一样，进行着它的变革。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变革又不同于别的地方，
而浓厚地带有它本身的特点和色彩。我便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
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
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
当今的文学，可以说是中西杂交的文学。如何在这一前提下走一条适合
自己的路子呢？我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
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中国正处于振兴年代，改造和扬弃了保护落后的
经济、求其均衡的政策，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发展商业和金融。应该说，
党是英明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中国，自有它的历史传统，自有它的道德
观念，势必这一振兴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在具体的商州，偏僻，闭塞，
它同别的地方一样，矛盾的出现再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比如对于
土地的观念，对于道德的观念，老一辈农民和新一辈农民的差异，新一辈农
民中又出现的新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贯穿、渗透在商州的每一个县，每
一个村寨，甚至每一个人，构成了新的明显的时代特色。而商州又同时不同
于外地，有许多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即：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
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
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
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