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作者:周汝昌-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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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证实的例子是多得很的。＇汝昌按：假设貌似“猜想”，其实研究者能达到一个你能够提出的假设，实际上已是他积累了很多研究之后的“初步结论”——只是还需多求佐证印证就是了，不能一味轻视它讥讽它。＇
以上这些，著者在执笔的当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勇敢表达的真实意见。我对此书，十分赞佩，整体肯定——必欲吹求，则白璧微瑕，是在首篇论湘云的文章最后引了涉及伪造雪芹资料的两首绝句，虽其意旨是为了说明雪芹的为人与精神境界，但无形中也给伪资料扩大了影响。建议异日重版，将此几行字删去为佳，无使留有微憾。其余一二琐屑，不必详说。
我在开头说“万感中来，悲喜交集”，此为何义？盖我与王湘浩先生生于同世，却悭于一面之缘＇注＇；此刻得读他的文集，他已作古人。从他令爱的来信得知，他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知我也在全国政协开会，特意带来资料、文稿欲与我共同商讨探佚大事，而因电话未通，竟尔失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机会！王先生此书仅仅是偶存的遗著之一部分，他原有一个宏伟的探佚（复原）的重大计划；他既未属稿，我未能面聆其高见，相互切磋，这真是平生中最大的一桩不幸和恨事！我的万感与悲喜，又怎能在此短评中尽情申述呢？
王湘浩先生已经逝世，这个损失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甲戌五月中浣写记于燕京东皋
＇注＇王先生曾寄与我已然发表的论湘云—文，后又将解宝琴十首诗谜文稿寄来，嘱代点定一处字句，由我代投期刊发表。以后遂联系中断。如今是由其令爱王坤健女士寄书，方得拜读。王先生也引及了拙文，但我后来的不少篇有关论文，他似乎未及见到，这也影响了我们两人对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
致刘心武先生
心武作家学友：
谢谢你11月22日的信札，《太原日报》发表后寄与了我。循诵惠笺，也还是欣慨交加。我们为什么要写文写信？不是个人私交琐务，是为了中华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的这种简札，形似闲情漫话，实际上是涉及着许多文化文艺的根本课题。若认真讨究起来，那是“著书”的事业，而绝非一两封信所能胜任包容了。此刻在你来信的鼓舞下，姑且再简叙几句。
第一是你提出了对高续后40回“极端”不极端的问题。这里面，根本原则是坚决打假，不能折衷主义，我们两人已有了“共同语言”。我十分高兴，端由于你的这一卓识与明断。在真假大总题下，还有三种性质不同的内涵搅在一起，这就是：一、伪续的动机、目的、背景一题；二、思想本质一题；三、文笔品格一题。
一、高鹗、程伟元何许人？他们炮制出“全本”，竟能由宫内武英殿修书处（为印造《四库全书》而大加改进扩充的皇家“出版社”）以木活字印行？这事实已由乾隆时俄国第10届来华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的记录昭示确凿。伪续“全本”是政治事件，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原著，官方授意并予出版，还不清楚吗？为这样的一大假冒，一大骗局，我们是痛打，还是为之辩护加喝彩？
二、程高伪续的思想本质是不折不扣地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硬把雪芹的《石头记》变成“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惩劝”书：让宝玉学八股、中举，娶妻生子，光宗耀祖续香烟，完成一切做“忠臣孝子”的基本任务后，随二位“大仙”去成佛作祖了——也就是为了“一子得道，九族升天”。
众女儿呢？千红莫哭，万艳休悲，黛玉“彻悟”了，“断”了“痴情”，临断气还骂宝玉负义缺德！鸳鸯成了贾门的贞烈忠孝“殉主”榜样。骂袭人是个愿“嫁二夫”的坏女人，没有品节（实际在雪芹原书她是为了保护宝玉、被迫去做奴做“贱”，自我牺牲的不幸者）……
高鹗向200年来读者灌输的究竟是什么思想？目下有些专家教授还不太明白，而且说高鹗才是真正“伟大”的。
你看，咱们文化界的事奇乎不奇乎？
三、文笔的高下美丑，这问题在我看来更麻烦，因为这不是靠考证、说理、辨析……等手段可以“摆”清的。我们中华文事，历来最重的就是这个“手笔”高下的大分际。这得靠深厚的文化教养、文学修养而培育成自己的审辨能力——其实也还有个天资敏钝的因素在起着重要作用。我的“红友”中，不止一位明白表示：他从学术上肯定主张表示，后40回是假无疑，不能赞颂，但他们承认，对后40回的文笔之不行，是“不敏感”的！
我听了，暗叹“这可罢了！”有办法让他“敏感”起来吗？我可真难住了。事实上，更多的人是向我说：一打开第81回，立时就觉得“那味儿全不对了！”更甚者是说：“我简直受不了。读这种文字是折磨人！”
所以，在这第三方面（或层次），这个“仁智”之分，要想“民主表决”，那得“多数票”的是谁，曹耶高耶？正是个“不可知”（或许该说“可知”吧）之数了。
你提出也许后40回内，可能偶存原著的一鳞半爪，片言只字，可资研寻。这倒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好课题。但拙意终以为，纵使有之，也不会是“原封不动”地“纳入”，而是要经过一番“反炮制”。比如，“抄家”一节，伪续也“包容”了，可是这“抄”已与原书之“抄”大大相反，不但备受“关照”维持，而且根本未伤毫毛，赐还了一切，还又“沐”了更大的“皇恩”！
所以我说，若欲寻其“偶存”，也必须从反面着眼着手，不然也会上他的大当。
你为少年经营一部“浓缩”“快餐”本，太好了。年纪小，文化浅，人生阅历太少，看雪芹的书是很难“得味”的，但一步一步适当地引导、指路，还是一种功德。你把“曹雪芹、高鹗著”这个大怪署名式坚决打得它不再现形，不禁称快，浮一大白！多年来，就那么“题”呢，活象“乾隆老佛爷”找雪芹、高鹗，组了一个“写作班子”，他两位大作家“亲密合作”，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奇迹”。
感谢你的“正名”的措施，这也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我现时也正写一部小书，暂名为《红楼梦的真故事》，专门讲述80回后原著的重要人物情节。这也是一种探佚学的形式，不是“仿作”“续书”的小说，但写着写着，不由己地夹入了一点滴“文学性”，也很有趣。
拙文《探佚与打假》中有一处提到最早我是与胡适争版本才引起决意治红学的，他虽得了《甲戌本》，但还是心喜《程乙本》，就争起来了。文内那处缺了
一个“与”字，以致文义不明了。
再谈，祝你笔健文荣！
周汝昌甲戌大雪节日
历史的“逆证”——鄂昌、胡中藻文字狱与《红楼梦》传说的关系
中华文化既是气象万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们有时可以用“逆证”法而探知历史上久经迷失、极难考究的重要课题的真相大致若何。因此，对于雪芹撰著小说的若干历史情状，也可以运用此法来窥测一二。
什么叫做“逆证”法？我指的是：一个晚出的、明知其不确的、但流传甚久的说法，却可以“掉转来”证明早先的真正的历史实际。此法既“逆”又“反”，所起来未必受人尊重，却实在是一条不容轻忽的道理。
我举的例子是一桩“早著盛名”的文字狱与雪芹其人其书的一种微妙的关系，能给人以很新的思索线路与很多的文化营卫。
这桩文字狱发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可是我们却须溯源于雍正阴谋夺位这件丑闻上去。用兵力帮助雍正“成功”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但雍正把他们都铲除了，单单感谢一人：张廷玉。张廷玉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亲手修纂康熙《圣祖实录》时将雍正如何阴谋夺位的一切破痕迹都消灭了，把史实作了最大的歪曲篡改。（这种歪曲篡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四库全书》和《红楼梦》的“对策”上去）雍正因此格外青眼，要把张廷玉日后“配享太庙”——唯一的汉人进入满人祖庙的特大荣宠。
雍正安排妥善，特以“四子”弘历嗣位，而以张廷玉与鄂尔泰为“扶保幼主”的两个主要辅政大臣。
鄂尔泰，满洲人，姓西林觉罗氏。原系内务府籍（奴籍），后因位居极品，官书正史讳言内务府出身：又因身后遭谴，贬旗降入镶蓝旗（八旗之最末旗）＇注一＇。鄂尔泰为人正直，在内务府时不肯去迎合雍正（那时还是皇子），反而受到雍正的佩服与信任。他在雍正手下也并无丧品败德的恶迹，倒是很受人尊敬。
两位辅政大臣，人品性格太不一样了，渐渐由“合不来”而发展为分朋树党。二人各有一班人“忠”于本党本派，日演日烈，水火冰炭，其情状朝野皆知，乾隆也很“了解”。
张氏手下有张照、汪由敦等多人（张汪皆乾隆“书法”的代笔人），张党人多智广，鄂派常为所抑。鄂公则有徐本、胡中藻等人为之壁垒。（徐本与平郡王福彭等，同为乾隆初期主政大臣）鄂公虽后来也成了“军事家”大将军，实则从早就是一位爱文惜才、激扬文化的江苏布政使，所以颇能吟咏，他的受知于康熙即由于作诗称旨，因此，也就有了这种家风，子侄辈、幕客中，多有诗文之士。他又历任主考，门下多士，亦自可知——这里面就出了一个胡中藻。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1746）四月，张廷玉卒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张氏临末惹恼了乾隆帝，遭到了很大的责辱，差—点儿被治罪。鄂派当然称快。张党之人，衔恨移怨，遂向鄂党报复。便有人出了高招，将他们最恨也最怕的鄂公门生胡中藻选为目标，摘其所为诗句，罗织中伤，达于乾隆，乾隆竟为所惑。胡中藻其时官任内阁学士。鄂尔泰之大兄鄂善，有子名曰鄂昌，官至甘肃巡抚。中藻、鄂昌二人以世谊唱和往来的诗章，竟被人摘出“悖逆”之词，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发作了＇注二＇，——中藻坐斩，鄂昌“赐自尽”，抄没了家产。乾隆极为震怒，连已死的鄂尔泰也怪上了，将他从贤良祠中撤位！
获重罪之家，是没人敢与之来往的，连至近亲戚也不敢多走动，处境至难至惨，城中是住不下去的了，遂避居西郊。靠鄂昌之子鄂实峰做幕为生。鄂实峰晚年方娶了香山的富察氏之女为妻，于是安家于香山脚下健锐营一带。实峰生子名少峰，二女西林春与露仙姊妹。他们家势虽然败落了，诗文的家风却皎然不坠，都有很高的造诣。
西林春是鄂昌的孙女，也是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福晋（王妃）西林氏的内侄孙子。到道光三、四年间（1823）。西林春为了谋生，寻到老亲荣王府，留下做了贝勒奕绘的姊妹们的诗文“教师”（实为家庭指点批改的女伴当）。
奕绘（永琪之孙，荣郡王绵亿之子）是个少年奇才，从很小就能诗善赋，也是个多情而不凡的贵公子，不久即与西林春有了感情。不用说，文藻才思，是两位诗人词客相互倾慕的引线。
奕绘要想娶西林春为侧福晋，但这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宗室纳妾，只许在本府所属包衣（奴仆侍从）家女子中挑选，而西林氏是满洲大姓，更何况她是罪家之裔。因此遭到了制度规矩与亲友舆论的一致否定。奕绘无奈，出奇计求助于府内二等护卫顾文星，也碰了壁（满俗老辈家下人是可以训导少主的）。最后，适值顾文星病故，其子顾椿龄接受了“请求”——将西林春假托为护卫顾文星之女，申报宗人府，这才得到批准。二人终于成为眷属。这是满洲文化史上的一段非常奇特的佳话故事。后来奕绘自号太素，西林春乃号太清——这就是西林春又称顾太清的缘由，过去很多人都对此二名的关系无法索解，以至疑心她原是汉族，等等。
我们知道了这些往事，又对雪芹之人之书有什么交涉呢？这事情的年代比雪芹晚得多呀！（至少相差了六七十年）
说来有趣：正是这个晚出之人与事却“逆”转上去，与早些年的人与事发生了一种十分奇妙的“关系”！
原来，就在北京西郊的外三营（即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满族人当中，曾流传着一段“红学轶闻”，大家说：《红楼梦》一书，原是写奕绘与西林春二人感情的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说。
这，现在有“科学常识”的人听起来一定大为嗤笑，认为竟连历史年代先后也弄不清，胡乱牵扯附会，可交奶之至，一文不值。
我撰此拙文，斗胆冒陈：且慢，不必立加嗤笑斥责，而应当思索一下其间的缘故，为何会发生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