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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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美国的历史经验后，提出了可供中国参考的三大战略：自助、不出头、搭车。［9］
“第一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self…help），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所谓“自助”，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0］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受任何事情的干扰，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改革和建设，稳步增加综合国力。
“第二是所谓‘不出头’（hiding），它例如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之中，近几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这个意思。”1982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时，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邓小平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到1990年，邓小平旧话重提：“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1］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出头的做法应当成为中国的榜样。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具有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实力，但它不出头。美国参战是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关键，威尔逊总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者，但美国人民还是决定不出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国还是大规模地削减了军事力量，从世界各地（包括欧洲、中国、朝鲜）收缩回撤。只是在苏联大肆扩张，欧洲落下铁幕，西柏林遭围困，希腊、土耳其、伊朗濒危，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义无返顾地出头了。
“第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的‘搭车’（bandwagoning）战略。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小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少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搭车”就意味着不能“拆台”，不能再像毛泽东那样热烈地期待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国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秩序”，即类似于雅尔塔体制的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相称的大国间（主要是中美间）的“博弈规则”，消除由于无法预计中国未来的行为方式而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同时应当全面地参与和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G8组织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中国不应当拒绝。中国还要争取像韩国一样成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劣势资源上追加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国今后需要逐步把粮食和其他农林产品的自给率降下来，把能源和矿产品的进口依赖率提上去。届时，中国的外交心态将会接近现在的日本与韩国，把保障中东、中亚石油天然气产地和国际航道、管道途经国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
21世纪已经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财”而不是世界领导国攫取一己私利的工具。世界警察和普通警察一样，既要奉公守法，工资也不比别人拿得多，还要面对更多的安全风险。当今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世界大家庭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既要用你，又要骂你，还不许你拍屁股走人。即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美国，也不要急于当“老大”，因为人均国民收入还差得远呢，拒绝的理由很充分。即使老的世界领导国将来主动请中国出山，就像当年的英国请美国参加一战和二战，现在的美国请日本海外出兵及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少也要等到“三顾茅庐”之后再做定夺。
三、大国的复兴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工业生产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12］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谷底与波峰
中国的复兴，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样，将来的一个世纪也会是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复兴出现过三波浪潮，现在仍处于第三波浪潮的上升阶段。相应地，便有三个谷底——1900年、1933年、1976年，和两个波峰——1922年、1945年。
1900年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年。从1895年《马关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中国割地、赔款、谢罪、允许外国军队在首都驻扎，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降到最低点，“亡国、灭种、灭教”成为一种普遍的忧患。
忧患促振作。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更法令、破锢习、求振作、议更张，实行“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又称《九年筹备清单》）。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一年后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一战结束前后的几年，中国现代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外蒙古也由独立改回到自治。这是第一波浪潮的高峰。
由于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英国再也不肯充当‘世界警察’”（博纳·劳语），［1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很快便失去了作用。苏俄、日本积极插手中国事务，煽动、支持内战和武装割据，并对中国新疆和东北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到1933年，中国再一次落入谷底。这一年元旦，日本关东军在一手炮制了“满洲国”之后，开始进犯山海关。3月初，日军侵占热河，并继续进犯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5月下旬，日军突破滦河，攻陷冀东22县，直接威胁平津。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还有两个打出旗号的独立政权——福建的“中华共和国”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没有打出旗号的割据当局——以胡汉民为首的“新国民党”所领导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此外，在西南、西北和华北各省，还有一些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的地方军阀。在蒋记国民党内部，“力行社—复兴社”与CC系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法西斯主义日益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多元化的学术、教育、文化开始受到官方强制推行的“党义”和“党化教育”的摧残。
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到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中国各党各派团结的黏合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作为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联盟成员，与日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1943年，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在罗斯福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中是“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说得很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14］日本投降后，中国收复了东北和台湾。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15］建立赫尔所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的机会转瞬即逝，中美在朝鲜半岛刀兵相见后，日本作为美国的新伙伴趁机再次崛起。
我们把1976年定为20世纪的第三个谷底。日本的军力和现代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早就领先于中国，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没有赶上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日本的GDP超过中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的1968年，到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1983年，中国的GDP重新超过了日本。［16］低谷不仅体现在在中日GDP总量对比中，也体现在大陆台湾人均GDP对比中。从1820年共同的起点出发，到1992年，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大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扩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会更大。
顾准生前曾向吴敬琏预言中国的“神武景气”。他去世不久，这一景气就来临了。从1978年算起，中国复兴的第三个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上升期。
一个世纪的历史总成绩
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是中国就做到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1922年的时候，梁启超就说过：“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17］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奥匈帝国也已经瓦解为好些个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后来还经历了再度分裂。昔日雄踞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垮得更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已经退缩在小亚细亚半岛上，在欧洲只保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信奉佛教的锡兰（斯里兰卡）各自立国，东巴后来又与西巴分家，成立了孟加拉国。一个世纪后，中国是上述帝国中唯一保持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国家。
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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