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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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雇主和自我雇佣者以及小股东、小股民、出租少量房屋者等。个体户阶层是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阶层，根据总流动表的分析，个体户中除了26。87％的人员出身个体户外，其来源主要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部分产业工人（32。46％）、商业服务业人员（12。96％），还有11。42％和10。58％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流入的，经理阶层（4。04％）和农民（1。66％）只有极少量进入个体户阶层。而80年以后以为初始职业个体户的人员来源发生了变化：三分之一的是原本就从事个体户职业（35。48％）的，专业技术人员（19。35％）加入个体户行列的比例有所上升，而产业工人（22。58％）则有下降，个体户中没有经理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来源。几乎没有人从三个优势地位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经理基层和私营业主——流入个体户阶层，它吸纳的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员多于较高社会地位人员，说明整体而言该阶层人员属于向上流动，但在实际生活上，如果一个工人下岗做个体户，会被认为其社会地位是下降了，这种看法与我们的社会流动等级排序不同。但是个体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阶层（不流动率高达83。75％及89。50％），几乎没有流出到其他阶层，只有一部分（分别为10。50％、16。25％）沦为失业半失业状态。可见，个体户的流动实质是只能吸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人员，例如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等没有完全的就业保障阶层，他们都有可能流入自主就业的个体户队伍，而个体户却很难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行业流动， 所以其社会地位实际上比调查设计的要低。
七、流出与流入几近相等的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
商业服务业是随着产业机构的调整逐渐发展壮大的第三产业，由于其人员不需要知识技能，从事的是非专业性的工作，因此吸纳的一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表 67和表 68关于商业服务业的流出与流入几乎相近：商业服务人员有一半的人员一开始就业就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分别为42。36％、51。98％），工人（分别为25。78％、21。76％）和办事人员（分别为18。18％、16。91％）是该阶层的主要来源，也有少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流入。商业服务相对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一半的人员留在原来的岗位（分别为（53。38％、45。21％），另一半均匀流向了除了最高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之外的其他各个阶层。
八、流动渠道比较畅通的工人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的生产工人、建筑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经历了从优势地位到低层的兴衰过程：解放初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在政治动乱中成为政治贵族，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重视，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经过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工人阶层走向萎缩，往日的风光已经不在。
总流动表（表 67）显示，工人主要是原有职业者（分别为47。96％、59。91％），其他来源主要是办事人员（26。36％）和商业服务业人员（23。41％）；表 68表明来源与上相同，但比例有所不同，商业服务业为21。58％，而办事人员为15。42％。
工人的流出渠道比较畅通，而且留在本产业的相对较少（11。37％和22。03％），主要流到商业服务业（26。81％、19。61％）、办事人员（16。27％、19。12％）阶层。在总流动中，流向个体户的比例达到14。71％，而表 68中的第三个流向是经理阶层（10。21％）。工人流向失业队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12。25％、13。16％）。
总而言之，产业工人几乎既不可能来源于，也不可能流向三大优势阶层——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业主，基本上是在邻近的社会阶层中流动。
九、流动最彻底的农民阶层
农民是指以农、林、牧、渔业为其唯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其为唯一或主要的收入的人员。农民的代际继承性很强，由于户籍制，农民一般难以进入城镇，是一个极其封闭的阶层。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大幅下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分化与流动机制，农民开始走出家园，进军城市，成为庞大的打工队伍进入，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地位低下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
社会各阶层流动鸟瞰（4）
农民阶层在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本地农民全部成为城市居民，而外来打工的农民工也不再从事农耕活动，所以在调查中的现有职业就缺失了农民这一重要的阶层。
在出身农民的人员中，在深圳，百分之百的全部流出到其他各个阶层。总流动表的流动渠道非常通畅，上至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下到失业人群，都能见到农民的身影，只是在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私营业主和工人阶层中只有1。50％的微量。但是80年以后初始职业为农民的人员，其流出去向比较集中，进入到办事人员（31。80％）和商业服务业（38。63％）的占了十分之七，余下的流入工人和失业队伍。
十、排斥最优阶层流入的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是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时期出现的底层阶层，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方面：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批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等等。目前在中国，失业人群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虽然任何社会都存在部分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而且深圳特区在其特殊的体制下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在深圳这一阶层主要来自办事人员（分别为14。65％、27。00％）、工人（分别为24。37％、27。00）、商业服务人员（分别为18。65％、28。00），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为9。49％、12。00）和农民（分别为8。25％、2。00％）也有一定比例进入到该行列，这些都是没有职业保障的阶层。但是最具优势地位的三个阶层基本上不可能失业，进入到失业人群的几率微乎其微。从全国的调查来看，90年代以来情况有所变化，三个优势地位阶层也有可能出现失业情况。
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事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威胁，也给社会的安定带来隐患，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
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1）
代际社会流动是通过时间跨度较大的的父母代社会阶层群体构成与子女代的社会阶层群体构成的差异来反映社会流动状况，而代内职业流动则是通过大量个人的一生中的职业的和社会位置的变动经历来表现社会流动状况。代内流动由于时间跨度较短，在反映结构变化趋势和结构较稳定性的作用有其局限性，但代内流动能详细地表现出具有不同背景和特征的个人的机会结构分布和社会选择机制的运作（1）。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主要侧重分析深圳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
一、代内流动的特点
表 69、表 70分别列出了总时间段的代内和80年代以后代内就业的总流动率、不流动率、向上流动率、向下流动率以及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从两个表的比较可以看出，80年代以前和以后开始就业的人员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1、总流动率高
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对流动的影响要大于技术和经济的理性，从而造成了其社会选择体系的特殊类型。从中国的社会实践观察，在改革以前甚至在改革的前期，在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诸种因素中，组织体系中的行政等级和所有制身份以及个人的城乡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影响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社会流动机制变得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流动体制也更加多元化，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诸如阶级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其作用正在被削弱；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加上经济的巨大发展，客观上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有可能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开创自己的事业， 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根据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资料，全国的代内流动，在1979年以前，从前职到现职的总流动率只有13。3％，1980…1989年为54。2％，表明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深圳的总流动率表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总流动率高达61。17％， 80年以后开始就业人员的职业变化的时间跨度虽然较短，但总流动率也达到55。28％，说明各个阶层中的大部分处于流动状态。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流动更为频繁，或者阶层结构变化性更强，社会更为开放。同时两个表中各有38。83％和44。72％的社会人员往往是在一个职位上长期工作，很少流动，这里应该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开放的。即使是向上的流动，过高的流动速度与流动率也可能带来某些问题，如角色冲突、失范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承认一定程度的地位继承和地位固定化也是效率与社会整合的需要，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2、 向下流动率高于向上流动率
流动是有方向性的，可以向上流动，也可以向下流动，还可以不流动，这三种情况都会引起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国际上的研究发现，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手段的引进往往会创造出大量新的职业类型和社会位置，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而低层次职业的比重则不断减少，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那么，深圳的代内流动又是朝哪个方向呢？
抽样调查显示，深圳的向下流动率高于向上流动率，在总流动率表（表 69）中，61。17％的总流动率包含向上流动率21。81％和向下流动率39。36％，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比为0。55，显示的流动趋势是向下的。这与国际上和全国的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背道而驰，这是由于深圳本身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体制使人们对同一阶层的评价不一。例如，在部队担任连排长职务的人员，按阶层划分应归属于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当这些人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其级别就只能是一般办事人员，社会地位降低，产生向下流动，这种情况在深圳尤其突出。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大批军人干部成为特区的拓荒者，随后很多人就地转业，分配到各基层工作，成为一般工作人员。就他们而言，其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向下的趋势。其次，人员的地域流动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从前。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特区，由于其灵活的用人制度和充满活力的特区精神，吸引了内地大量的人才，大批在内地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不惜放弃优越的条件独闯特区，从头开创事业。然而如果按照阶层划分的标准，他们很多人的职业结构是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反而不如从前。例如，原来在内地是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的很多人来到深圳后脱离政府机关而下海经商，成为私营业主或经理人员，社会地位下沉，产生向下流动。这是深圳社会阶层流动趋势与全国悖逆、与现代社会流动潮流相反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现象。
代内流动的特点及其原因（2）
3、80年代后向上流动超过向下流动
一般认为，社会进步，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但是我国两个因素对社会流动率和流动类型发生强烈影响。一个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动，另一个是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社会的代际和代内流动的研究成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