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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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据楚国“善射者”陈音的理论，“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弹弓是弓箭的前身。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在唱：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发出土丸去打鸟兽。正是在弹弓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更锋利、更有杀伤性的弓箭。
陈音的专业知识，来自于从先人那里代代相传下来、夹杂着传说和神话的历史记忆。根据这样的记忆，是神农氏的时代发明了弓箭，如此推算起来，弹弓的身世就要前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当然是远远早于有文字的历史。进入文字的历史以后，弓和弩早就成了人类暴力活动中最合手的武器，弹弓遭到冷落和忽视，似乎并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这好像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常长的一段时期里，弹弓很少进入人们，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有线索表明，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弹弓从来就不曾绝迹，比如它在《左传》中就有一次非常著名的出场：“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宣公二年”）。可弹弓的这一次现身，所承载的信息完全是负面的。身为国君而喜欢用弹弓来打自己的臣民，实在是暴君昏主的典型形象。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暗示：打弹弓是顽童的游戏，成年人还玩儿童的淘气游戏，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甚至，我们不免要怀疑晋灵公这种人是不是心智有问题，达不到成年人的正常标准。
“韩嫣金弹”的记载，也一样证明着弹弓在历史中的始终存在。这个故事所呈现的豪奢气势，固然让我们简直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另外，关于《西京杂记》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纷纭。有一种观点是，书中的各条资料原本来源于汉代的野史杂记，由魏晋人（最可能是葛洪）抄录而成。这一观点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有种种考古发现十分确凿地证明，《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的风俗、器物等等的记述，往往是惊人地准确。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轻易否定“韩嫣金弹”的真实性；即使它只是一个传说，那么这传说最初乃是产生于汉代，这一点，也不可以轻易怀疑。有意思的是，晋灵公不君—陈音论射—韩嫣金弹，正好贯穿了春秋、战国与汉代这绵长的历史时期，从三段记载中人们提到打弹子时的自然语气来看，这项技艺在其中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为人所陌生，这正表明了弹弓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存在，只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存在。
但是，恰恰是从“韩嫣金弹”起，弹弓的身份与意蕴开始获得翻身。弹弓，随着发射金弹的美少年韩嫣一起，终于从历史的混沌中一跃而出，摇身摆脱了卑微，而与一类高贵、华美、强悍的形象相伴。要注意的是，虽然如前所述，这个传说很可能是早早产生在汉代，但是，似乎是到了魏晋以后，“韩嫣金弹”才真正开始引起注意。以司马迁的善于捕捉细节，在《史记》记述韩嫣的本事时，却没有涉及到它，班固作《汉书》时也不采。也许，“韩嫣金弹”的传说在司马迁、班固的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更可能的是，虽然存在，却不入史学家、文学家这些时代之代言人的法眼，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没什么意义。总之，我们今天之能够知道“韩嫣金弹”，完全是因为《西京杂记》在晋代以后的出现和流传。
“掷果潘安”的事迹或者传说的诞生，与“韩嫣金弹”忽然开始吸引人眼球，基本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样的一个现象，并不偶然。因为，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中，尚武崇义的青年们纷纷地携夹着弹弓出场。我们这里所谈的这一双光辉的传说，可以说正式标志着一个文学“原型”的诞生。说“挟弹的少年”作为一种文学人物类型、一种文学母题，是成形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我们都熟悉汉代著名的《陌上桑》一诗，诗的最后部分是罗敷夸耀自己丈夫的言辞，“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云云，如同一个标本一般，展示出汉代人心目中理想的英武男性。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很喜欢重写前代题材，“罗敷”便是他们反复翻写的诗材之一。有趣的是，到了南朝梁王褒仿写的《日出东南隅》中，女主人公在夸耀“夫婿好形模”时，末尾忽然来了两句：“少年任侠轻年月，珠丸出弹逐难追。”似乎诗人认为，要赋予一个青年以理想的英武形象，要让这人物塑造显得有说服力，给他手里塞上一张弹弓，就是绝对必要的。这个例子最清楚地表明，弹弓成了塑造一类理想青年形象的高贵、华美、强悍气质的一个重要成分，甚至就是这一人物类型的一个明确标记。而这种描写，在汉代的《陌上桑》中是没有的。不仅如此，在像《羽林郎》等描写青年军人的汉代诗篇里，也不见有谁提打弹子的事。
第54节 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2）
三
弹弓怎么就能够这样咸鱼翻生，这样神气活现地重新在思想观念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塑造一类神气活现的人物类型的必要因素，要把这个现象讨论清楚，那是一本大书的内容。“挟弹少年”之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在其中交互起作用，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打弹弓的技艺，在魏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空前绝后的重视。
这一现象可以从文献中找出很多痕迹。
其中，以唐代留下的资料比较多。比如，《太平广记》“报应”中记载唐初一位叫李知礼的人，“少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而在《太平广记》“绝艺”一项里，竟然列了两条都是有关打弹弓的，“僧灵鉴”一条讲述唐德宗贞元末年的一个善放弹子的和尚，打树节能够“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不但能击中树疤，而且能在树疤上打出坑来；另一条讲述军人张芬，不仅“曲艺过人”，而且是个惊人的大力士，他的一项本事，就是“弹弓力五斗”，使用的弹弓力道非常之大，而且还“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妍”。“攻放弹”几乎可以与“善弓射”、“能骑乘”并列，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本事，一个人会因为擅长使用弹弓而获得声名，这些线索，都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打弹子这一门技艺非常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僧灵鉴”一条里一本正经地记录了这位和尚制弹丸的独家配方，而“张芬”一条也讲到了做弹弓的特殊方法，都说明打弹子的一套工具造价低廉，弓和泥丸都可以自制。另外，它杀伤力不大，但足以用来打鸟和小动物，推测起来，打弹弓可以作为射术的一种辅助练习，在多方面锻炼人准确击中目标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它有身为弓箭的“替补”的意味。在一个重视骑射，重视年轻人作战能力的时代，打弹子与正经武艺一起，大大地吃了香。毕竟，从汉末以后，中原地区就进入了长期的战乱动荡之中，社会需要大批的年轻人永远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处于备战状态，随时拿起武器都可以精准地打击敌人。因此，青年人日常弹弓不离手，等于是处于一种准军事训练的状态中，这既是防止军人们“手艺”生疏的有效方法，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打弹弓，在当时并不是顽童的游戏，恰恰是年轻人时时要操练的一门技艺，也为青年们普遍精熟。那时发弹的弹弓也与我们幼时看到的不同，其形式与放箭的弓非常相像。
南朝诗人徐悱的《白马篇》，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挟弹少年”与时代形势，与国家和战争的关系。诗中主人公正是一个“弹把隋珠丸”的“上郡”少年，平日的生活内容，就是一身惹眼打扮，骑着宝马四处逛荡，但是，一旦“闻有边烽急”，却慨然从军，“捐躯良不难”，根本不知道怕死。这大概正是当时社会上一类勇武少年的写照，也是人们对青年人的一种期许。以“挟弹”为象征姿态的这些预备战士，平常尽可以游手好闲，专干出格的事，非常之可恶，“猪狗嫌”，只要到了战争危急的关键时刻，真能顶事就行。这就难怪全社会看待他们的眼光不仅充满宽容，而且简直就是饱含着爱意。
四
但是，文学世界中的“挟弹少年”现象，并不只是对现实中尚武风气的机械反映，而是一种非常完整的文学创造。韩嫣、潘安的故事体现了相同的一个模式：弹弓与少年，与风流少年，特别是与风流少年的出游联系在了一起，此后一切“挟弹少年”的故事，无不以这一基本模式为出发点。最奇特的是，在这一模式中，一再强调男青年的容貌、风度之美。现实中，玩弹弓的年轻人当然是什么样的都有，左思那样的丑男想必少不了。但是，在文学中，手拿弹弓的，必定都是美少年；光是青春貌美还不够，还要同时满足另外两个条件：既富且贵。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实际上，“韩嫣金弹”这则记载，已经为后世一切挟弹少年形象定下了调子：富贵优裕的出身，青春美好的容貌和风度，旁若无人的骄纵性情，轻松自由的人生姿态；心目中根本没有“社会成规”的概念，行为必定是无法无天，荒唐卤莽，却不失纯真坦率；对他来说，生命本身既没有任何负担，也没有任何禁忌可言，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那么人生内容基本上只有两项，就是无休无止的享乐和冒险，而冒险，则是以违法乱纪为主，是蔑视和挑衅国法、社会成规以及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的享乐，是赋予人生以分量的那枚砝码。这样的少年，在当时的社会上想必确实是有的，但理想的外貌、地位、人格都完美地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很多。当文学热情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这样一种完美的形象的时候，应该说，是反映了一种观念，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男性人生，对于青春，对于生命的一种理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潘安以自己的青春和漂亮，让这理想似乎真的化作了现实的时候，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而左思的问题，可能是他上述条件样样都不具备，可偏去瞎凑热闹，这就亵渎了公众的集体梦想，是很严重的冒犯，难怪大大地激怒了异性。
有意思的是，在“韩嫣金弹”的故事叙述当中，对于当事人韩嫣的态度很是暧昧，韩嫣的形象，仍然带有鲜明的负面色彩。这一事实几乎有一种象征性，象征着弹弓从“晋灵公不君”中的反面角色向正面转化的过渡，或者说，青年玩弹弓打弹子这件事，在人们心目中由负转正的过渡。故事的谴责之意，当然是通过其主要情节——金弹丸来表达的。毕竟，这美少年的非常身份，他获得尊贵地位的方式，实在有悖正统，按道理，他只配做个反面教材。因此，说他仗着汉武帝的宠，不干好事，恣意挥霍民脂民膏（他不是“赏赐拟于邓通”吗？可见他金弹的消费，实际是由国库买单的！——故事这么暗示着），这当然就有在道德上一棍子打死的作用。但是，这个故事的意象组织是如此美妙，被用如此轻悦的语气讲述出来，打金弹这个情节是如此的气派不凡，如此的浪漫不羁，让听故事者的价值判断不由地就产生了动摇。这就是文学的妙处，其感染力往往是声东击西的，连创作者自己也不能控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讲些什么和真正讲了些什么。读者在这个故事中强烈感受的，实际倒是生命的欢快，青春的幸运，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人的幸运感。如果韩嫣的真人确实像在故事中这样“有型”，那也就难怪汉武帝要对他一往情深。想一想此时此际的汉武帝也是个矫健少年，雄心勃勃，生命力旺盛，这二位倒是完全可以像意大利人那样高唱：“我们是最美的一对……”
到了“掷果潘安”的故事里，负面的阴影已经完全地被剔除了，在这里洋溢的只有青春的幸福感。一个年轻人，就因为漂亮，有身份，生气勃勃，合乎人们所想象的男性标准形象，就受到异性的热烈追捧，成了全社会的宠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发现。在传统文化中，青春似乎总是备受压抑的，因此，文学中一提到青春，就总是充满受尽压抑的哀恨之感，是诉不尽的一腔曲折幽怨，典型如《牡丹亭》中的“游园”，《红楼梦》中的“葬花”。但挟弹少年们的青春却与这种状态截然不同。应该说，闪烁在他们的故事中的，有一种看待生命的根本态度，为我们完全陌生。我们所熟悉的预想人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