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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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宫廷在端午节时有珍珠百索（《武林旧事》），显然是在百索上穿饰珍珠。另外，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宫廷过端午节时，专门负责做奢华精巧玩意儿的内司意思局，“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这是在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过节的小礼物时，拿多种多样的小玩意儿穿系在彩线上做装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南宋宫廷巧匠用这许多精巧饰件制作的还不仅是长长的彩缕，而是“经筒符袋”，即小口袋形式的玩意儿，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络子”。古人用打中国结的办法，不仅能制作长命缕、绦子，还能制出可以盛放物品的小袋子，而且，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女性们就已经掌握这种精巧的技艺了。北周诗人庾信就写过一首短诗《题结线袋子》，赞叹这种用特殊技艺做成的小袋：“交丝结龙凤，镂彩织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南宋宫廷用百宝穿成的结线袋，当然只是作为玩意儿博天子一笑，没有什么实用的意义。但是，对于女性们来说，发明这种复杂的技艺可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要用它在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在“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中，宝玉其实是为了解闷、好玩，请莺儿来打络子，先说：“不管装什么，你都每样打几个罢。”又说：“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但是，宝钗来了，提醒说：“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于是，依了宝钗的指点，便由莺儿为那一块通灵宝玉打了一个梅花络。宝玉和宝钗对莺儿打络子这件事在态度上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出男女两性对女性创造活动在认识上的差别。
第38节 梅花络（3）
打中国结所使用的材料是丝绳、布绳之类，所以很难保留下来。但是，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经过考古发掘，居然从湖北江陵战国墓中出土了系带、腰带的实物，上面已经打了一系列花样变化不一、技巧复杂的中国结（参考《寄情中国结》，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页22），说明中国结的编结技艺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不同年代的类似出土实物，当然尚不仅止于这一例。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一只“鎏金卧龟莲花朵带五足银薰炉”，炉身上配有几个活环式的鎏金银提手，这几个提手的图案，正是被表现为用绳带“对回鸾之十字”、 “盘续命之五丝”而成的中国结的形式。花纹中呈现的花结样式颇为复杂机巧，可以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呈现为一个标准的中国结，不过，我在中国人撰写的介绍打结方法的书中找不到相似的样式，倒是在一位日本人武内元代所撰的《实用系结大全》中找到一种“三环结”，与之约略相像；下半部分，则是由绳带以一件圆球形物件为中心来回穿绕，形成回环缠绕的纹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核心的圆球形物，与一同在法门寺出土的银香球极为相似，似乎这里是在表现用绳带以打中国结的方法来装饰金银香球。显然，当年制作这件薰炉的金工们，一定是在生活中看惯了安装在器物上的、用打有中国结的绳带做成的提手，所以，在为银薰炉制作活动提手的时候，就直接援用了做成中国结形式的绳带提手的形象。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在唐人生活中，用绳带系挂在器物上，打个中国结，当作提手，这种简便灵活的方式一定还是很常用的。
对我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它有一种隐约的象征意味让我非常感动。金属工艺，特别是贵重金属工艺，是为男性所独占的技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工艺集中反映了传统男权社会文化的诸多特质，因此无论在哪一个文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强大与否的标准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它都似乎与用丝绳来打结的女红形成鲜明的对立。甚至金属工艺所追求的材质的永恒，都与丝绳的速朽形成对照，金银象征着权势和财富，与之相比，丝绳在价值上显然无足轻重。然而，正是这一件由男性工匠制作的、以凸显象征财富的金银为目的、为皇权和宗教服务的工艺品上，却赫然出现了绳带打成的中国结的形象。女性的文化就是这样强行在男性文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留下了痕迹。这也如同一个象征，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对压制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顽强。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起伟大的曹雪芹。他没有像其他男性画家和工匠那样，仅仅把中国结当作一个不得不涉及的细节，在不经意间一带而过。相反，他浓墨重笔，在自己的巨著中为中国结立下了专门的篇章。他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位善于编结技艺的女性形象——莺儿，在稍后的篇章中，又花了很大篇幅，让这位“手巧”的少女在柳叶渚边用柳条和花朵编花篮。在他笔下，莺儿成了一个典型形象，她象征了一类擅长编结技艺的女性，也成了编结这一女性技艺的象征。像他笔下的贾宝玉一样，曹雪芹是极少数心灵敏感的男性之一，能够意识到被压抑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生活的存在，因此他能敏锐地发现小小的中国结中所蕴涵的女性文化的意义。《红楼梦》中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道具，那一块命根子的通灵宝玉，原本是黛玉给“穿的穗子”。后来黛玉在与宝玉的争吵中，赌气把穗子铰坏了，于是，宝钗又出了个主意，让莺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地拈上，打成络子”，然后用这络子把通灵玉盛护起来。对我来说，这正像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薰炉上的中国结纹样一样，是一种象征：女性就是这样在男权文化中顽强地留下了自己文化的记忆。通过以她为压制对象的那一机制，她获得了同样的不朽，虽然不朽或许只是男权文化所标榜的幻象。
第39节 琉璃、玻璃与《红楼梦》（1）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晴雯与宝玉吵架，是予人印象深刻的一幕。这个非常有性格的女孩，虽说是个丫鬟，却不甘受宝二爷无故的欺凌，冷笑着说：“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值得注意的是，从贾府大丫鬟的口中，说出了“玻璃缸”这样的称呼。
在《红楼梦》中，数次出现了“玻璃”的字样，这一点其实深可玩味。首先，这说明在当时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中，“玻璃”一词，已经代替了此前更为常用的称呼“琉璃”。这一名称上的转换，其实并不简单，它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玻璃史、外贸史、中外交流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过程。非常有意思的是，“玻璃”和“琉璃”两个词，从一开始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汉代成功地打通贯穿西域和前往南海的南北两条路径之后，各种异域物产通过陆路和海路陆续来到中国，种种新奇的物品中，赫然便有“玻璃”和“琉璃”的名字。如《魏书•；西域传》云：“波斯国，多大真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旧唐书•；西域传》则云：波斯国“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有学者指出，“玻璃”和“琉璃”两词均出于外来译音1。不过，关于什么是玻璃，什么是琉璃，二者的区别是什么，长期以来曾经众说纷纭，造成了很大的困惑。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其中有一件莲瓣纹提梁银罐，罐盖上有墨书记录：“琉璃杯碗各一、颇黎等十六……”罐中所贮之物，恰好有一只玻璃杯、一只玻璃碗，以及十六块天然宝石。2今人这才得以确定，在唐代及以前的时期，琉璃，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工制造的玻璃；而玻璃，在当时却主要是指天然宝石。扶风法门寺出土了多件玻璃制品，而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上，则将之记为“琉璃”器，如其中一套精美的玻璃茶碗、茶托，衣物帐上写为“琉璃茶椀（碗）、柘（托）子一副”，也说明，今天所说的玻璃，在古代被习惯称为“琉璃”。3
不过，“琉璃”，也还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对于玻璃的最早的定名，在其前，玻璃有着更为古老的称呼，是“随侯珠”、“五色玉”。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明确提到，战国时的随国就已经善于烧制玻璃珠。近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玻璃珠实物，有专家认为就是文献中所提的著名的“随侯珠”。曾侯乙墓所出土的玻璃珠，在表面布满圆圈纹，一般称作“蜻蜓眼”式玻璃珠。这种“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却是在遥远的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通过航海贸易以及复杂的陆路传播，向世界的各个地区流传开来。因此，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开始出现在中国南方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究竟是外来的制品，还是中国本土玻璃制造技术成熟的产物，就成了学术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一种看法是，这种玻璃珠最初确实是由地中海地区辗转传来，其光亮圆洁、华丽多彩的特质，在古人眼里当然会显得非常神奇，所以自然地受到了先秦上层社会的追捧。由于外来的玻璃珠数量十分有限，而又备受本地富贵阶级的珍视，这就激发了在本土对外来物品进行仿制的动力。战国以前，中国的玻璃生产技术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但在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步入了成熟，这一过程，应该与外来玻璃制品的刺激和提示有关。各地战国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经过化学成分分析显示，一部分是西方传入的外来制品，有些却可能是本土的仿制品，即表明了这一实际的历史状况。4
在战国时期获得成熟的玻璃技术，并不仅限于生产“随侯珠”。在战国墓中，出土有玻璃制的璧、印章、剑饰等等，而在两汉时期墓中，更出土有玻璃杯、玻璃牌饰等物。对此，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琳琅摺撸嗽蛲恋厮嬗裰橐病Ｈ欢廊讼肝迨魑迳瘢戎嬗瘢獠皇獗稹！毕匀唬诤捍斯ど找背隼吹牟Ａе破罚蚱渲实赜ㄔ笕缬瘢鄙氏恃薅啾洌曰竦昧恕拔迳瘛钡某坪拧！拔迳瘛庇搿八婧钪椤币谎诠糯南字谐３３鱿郑纭妒呵铩贰昂笳月肌奔锹际⒌墓墙ㄉ枋保吹溃骸坝痔钋捌鹇ィ咚氖桑嶂槲保刮迳衽澹缰粒虾兔！本褪蔷咛逶擞谩拔迳瘛钡囊桓鍪道�
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随着“琉璃”这一名称的出现和普及，“五色玉”一词却很快消失了。“随侯珠”虽然没有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但也失去了作为“以药作珠”的玻璃珠的本义——扶风法门寺中出土了两枚唐代的“随求（球）”，却是用天然水晶磨琢而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外来玻璃制品与外来玻璃制造技术所形成的新一轮冲击波。
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在战国至汉的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在进步，世界也在进步，有着悠久的玻璃制造传统的西亚地区，在玻璃这一领域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色彩多种多样、光泽鲜艳莹润、特别是有高度透明性能的西亚玻璃，给古代中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唐人颜师古注《汉书》“（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时，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琉璃）。”可以想象，来自东罗马的色彩丰富的玻璃制品最初出现在古代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具有新鲜感，多么让人惊奇。彩色玻璃，在古文献中更多地是被称为“五色琉璃”，而制作这种彩色玻璃的技术，也在北朝时代传入了中原：“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北史》“西戎传”）。更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