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人手记-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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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人手记》
作者简介
林奇简介
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著有《动与静的身体》（Bodies in Motion and at Rest）、《和希瑟？格蕾丝一起溜冰》（Skating with Heather Grace）、《老雌猫及其他》（Grimalkin & Other Poems）和《仍然生活在米尔福德》（Still Life in Milfore）。他的诗和散文发表于《哈泼斯》、《伦敦书评》、《纽约客》和《巴黎评论》等著名期刊。林奇住在密歇根州的小镇米尔福德，是镇上殡仪馆的老板。 本书为作者赢得了1998年的美国图书奖和1997的美国的国家图书奖提名。
序（1）
五十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顾名思义，我以为，殡葬的意思就是埋到下面。父亲是殡葬师，我的兄弟姊妹有好几个。殡葬师，在那些和我一起玩的孩子的眼里，比在我眼里更神秘。
“你爸爸到底做什么？”其中一个会问：“他怎么弄的？”
我说，肯定先有个坑，挖个大坑，再就是那些尸体，死人的尸体。
“把他们埋起来。懂吗？埋到土里。”
这就够了，他们不说话了。
尽管嘴上说得理直气壮，我心里并不踏实。我很奇怪，殡葬的字面意思是“带到下面”（undertaker），为什么不是“放到下面”（underputter）呢？说实话，对于死人，“带”字总让人感到有点大词小用。“带”有陪伴的意思，而死人一路上不需要别人陪伴。你可以“带”你妹妹去商店，而自行车呢，你把它“放”在车库。我喜欢在这些字眼上较真。
七岁那年，家里送我去学拉丁文。当祭童非懂拉丁文不可。这是妈的主意。她说，如果我对主不敬，主也不会对我好。我对此坚信不疑。在我看来，妈的话即便算不得真理，也是最接近真理的。拉丁文神奇而有魅力，元音多，念起来响亮。每个星期二，下午四点，我跟着圣克伦班教堂的肯尼神父学发音。他给我一张卡片，神父要念的部分用红字，我的部分用黑字。肯尼神父来自爱尔兰，和我叔祖是神学院的同学。叔祖年纪轻轻死于肺结核，我的名字就是由他来的。我隐隐约约知道一点妈和肯尼神父“密谋”的计划，就是想一步步把我培养成神职人员。多年以后，肯尼神父退休回到家乡加尔威（1）的盐山，我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过这事。世界变化太大，教会迥异于往昔，肯尼无法适应，只好离开美国，回到爱尔兰。
我记得有一次他和父亲在教堂后面见面。那时我时常提前回家，在葬礼上帮忙。父亲一丝不苟地穿着晨礼服，抬棺人戴着手套，扣眼里别着白花。院子里停放着棕色棺材，旁边是抽泣不止的死者遗属，亲友们肃立在他们身后。
教会的规则修改了，全盘英国化，法衣由黑色改为白色。对此，肯尼神父不以为然。他走出教堂，气冲冲地对父亲大叫：“爱德华，听说这葬礼改为‘庆祝’（2）了。既然如此，脸上还挂着一付严肃表情干什么？赶紧告诉格林玛尔迪太太，主教大人希望他们在葬礼上能快活起来。”
格林玛尔迪一家对肯尼神父的冷嘲热讽司空见惯，不为所动。
我手捧圣水，站在一身白袍的神父和一身黑衣的父亲之间。
肯尼神父还在唠唠叨叨地温习他的台词：“下面，我们将要进行浸礼以哀悼……”
父亲提醒他：“神父，到时间了。”
神父闻言，向棺材上洒了圣水，转身走向圣坛。一袭白色长袍的神父面色严
峻。风琴师刚刚弹出新圣诗集中一段昂扬的曲调，就被肯尼神父用狠狠的一瞪制止了。神父鼻孔里喘着粗气，用他那刺耳的“男高音”唱起《在天堂里》，一首忧伤的慰安曲。
他明白，一切都不像从前那样了。
通过这样的耳濡目染，我逐渐懂得了，父亲的职业，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死亡。
在咬文嚼字者的笔下，父亲从事的工作有很多时新的叫法。
殡仪员：父亲不喜欢这个称呼，它听起来像是什么新奇的、科学的玩艺儿，汽车呀，电视机呀，这些日用电器，总是可以再包装，可以更新换代。
丧事承办者：听上去还行。父亲把招牌从“殡仪馆”换成“承办丧葬”，他认为，家有丧事的乡亲们，依赖的毕竟是人，而非一个地方。
但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还是一个殡葬师，和生者一起面对死亡，为死者尽心尽力。殡葬是门古老的行业，他相信，自打有了生命，就有殡葬。
我的小伙伴们还是想了解详情。
乔弗莱迪常说：“实情，我就想知道实情。”
什么样的实情呢？我搬出父亲在丧葬学校时的课本，格雷的《解剖学》，贝尔的《病理学》，凑在一起翻看。伤残、疾病和死亡的照片看得我们浑身哆嗦，正像后来看黄色照片一样。
然而实情令人失望：没有人从棺材里坐起来，死而复生，没人见过鬼魂。人死之后，头发和指甲是不是还会继续生长，我没注意。尸僵更没什么特别。死人虽然神秘，实际上平凡不过。
但活着的人大不相同。少女杂志上皮肤光洁的女郎，能说她们平凡不过吗？我们成年后领悟到的生活，原来那么神奇和怪异，能说平凡不过吗？
也许对每一代人都如此：性和死是必修的一课。
父母中学时就是一对恋人，高中毕业，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母亲进了大学，同时在医院工作。父亲加入海军陆战队，去了南太平洋，然后到中国，战争结束才回来。他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他们的性生活，由于渴望和随时可能的死亡而趋于热烈，因怀孕而中断，因战争而延迟，终于在婴儿潮时代大放异彩。对他们而言，性和死亡是一对反义词，好比君子和歹徒，处女和娼妓，对与错，就连我们手中他们的照片也黑白分明。经历过战争和大萧条，父母特别重视安全和保障，重视持久稳定，寻求明智的投资，为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以浪漫和忠诚著称，视婚姻为永久的契约，婚后安家在郊区，一心一意过日子，似乎
他们能永生不死。
我们这一代，所谓婴儿潮的一代，伴随着核弹出生，随着核弹在古巴和柏林安家落户而长大，看待爱与死，与看待电视上的卡通片无异。我们看天空，看新闻，在防空掩蔽部里玩耍。正当我们走出或走进青春期之际，死神的锤子敲到肯尼迪头上。那个星期四，上高中或初中的我们，正为年轻的身体所发生的奇异变化而惊异，对隆起的胸脯和膨大的骨盆充满幻想，但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死亡，就这样不期而至，不由得我们不思索。这就是性与死的偶合吗？这就是使得生与死看起来都纯属偶然的我们生活中创造和毁灭的力量的偶合吗？自发，随意，不可预料地，我们一反往常的习惯，抓住眼前的一切享乐不放。我们在世上只有一辈子好活，如果不能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就爱那和我们在一起的。套用诗人卡明斯的一句精彩比喻，我们以白熊踩着旱冰鞋式的优雅一天天成熟。为防措手不及，我们学会计划生育，通过婚前性爱试婚，并且预先安排父母的葬礼，深信借此可以预先尝到迎接新的生命、迎接一生的真爱和迎接死亡时的感受。尽管有如此多的计划，如此精细的安排，对父辈的错误如此多的批评，我们这代人，较之过去二十代人中的任何一代，仍然堕胎更多，离婚更多，将来自杀也更多。
序（2）
可是对于我的子女，性和死恐怕要变成同义词了。它们韵脚相似，意思也不会差太远。在他们眼里，性就是轮盘赌上的押宝，是抽数码赌博，通过猜单猜双，去博取安全、更安全、最安全的性。至于死，那不过是疯子的呓语，对见怪不惊的人，引不起丝毫的激动。在这种麻木状态中，完整而决定性的接触完成了。安全真的比后悔好很多吗？真的？哇！库特科班（3）在墙上向他们咧嘴一笑。有人说：“不晓得他感觉到没有。”
他们继承了一个技术发达的世界，任何东西都比从前效率高，甚至人也如此，但似乎无人洞悉其原因。他们在代理人、处方药和有线电视的关怀下长大，先辈苦苦追求的孤独，他们乃于无意中得之。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他们关心的不是寻找自我而是如何逃离。流行文化，通俗心理学，让人感觉良好的伪宗教，只会告诉你“别着急，且开心”，照料自己，保护自尊。他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精神营养，因此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学到如何爱，生孩子只是为了多个伙伴，在日益频繁的暴力中自相残杀。除了父母留下的精神空虚，他们还要继承的，是将所有费用集于一身的信用卡账单。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一个殡葬师之所为的意义的变化：从为死者做些事，到为生者做些事，到生者自己做些事。生者，亦即我们所有人。
高中毕业，我登记服兵役，上大学，等待生活之路在面前展开。我在殡仪馆工作过，在收容所工作过，在神职人员戒酒之家工作过。我学会了喝酒，谈恋爱。朋友战死在越南。各种可能性令人恐惧。
我去了爱尔兰，住在曾祖父一百年前移居密歇根之前的房子里。没有电话和火炉，没有自来水和电视，没有拖拉机、汽车和小商店，生活原始古朴，更纯真，更澄澈。母牛下崽，邻人辞世，海潮起伏，乡亲们交谈。
在克莱尔（4）西岸度过的这个冬天和春天，使我觉得生命和时间开始有了意义。动荡的世纪日趋烦闷，流风所及，爱尔兰亦不能幸免，然而我回到这里，好象找到了自己的根，自己的源头，获得一些真实的东西。
如此说来，殡仪不是别的，我们在葬礼上所做的一切，乃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免于寒冷、免于空虚和无意义，免于嘈杂的胡言乱语和彻底的黑暗。是我们表达惊奇、痛苦、爱和欲望，愤慨和狂怒的声音，是熔铸成歌曲和祈祷的话语。
当我开始写诗发表的时候，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写一本关于葬礼的书。我回答说，已经在写了。父亲点点头，笑了。没过多久他又会问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当然知道。有一天我会写的。
在关于我的著作的书评中，人人都会提到我不寻常的职业，意思是说，对于一位殡葬师，写诗真是不坏的事。“殡仪员诗人”和“诗人殡葬师”成了我的标准称呼。黑体字标题想尽量抓住读者的眼球：《观察家》用的是“尸丛文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用的是“请到我的殡仪馆”，《华盛顿邮报》则说，“诗歌深入黄泉”。对这些说法我并不反感。被人关注总是好事嘛，我对自己说，哪怕像个跳舞的狗熊呢。说心里话，我觉得，那些在大学任教或在其他类似的高尚领域工作的诗人们，他们和殡葬师有何不同？不也是在生活、在爱与死中寻找意义和声音吗？有人曾经问西穆斯希尼（5），为何写了那么多“哀歌”（elegiacpoems），希尼反问道：除了哀歌，还有别的诗吗？叶芝写给庞德——或是庞德写给叶芝，我记不清了——的信中说：“性和死，是诗人写作的唯一主题。”性很美，死亡则比比皆是。这些，我自问，对于那些诗人教授、诗人编辑、诗人家庭主妇或诗人爸爸，有什么不同吗？
哪种葬仪不是寻求更多地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呢？
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还是问得好。他知道葬仪如何形成和朔造了他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成为他自己。他知道，别人的悲伤，别人的漠然，别人的绝望、希望和信仰，他们互相护持、选购棺材的方式，他们献花和道别的方式，他们怎样哭和笑，怎样饮酒和戒酒，都使他得以更深地了解自己，他的禀性，他的家族，他的上帝。我想他一定知道，二十二年前的今日，我搬到米尔福德，我的生活也将那样被形成、改变和朔造。
做殡葬师就是让自己献身于一项事业，保证、允诺一定完成它。有朝一日他离去了，我也将这么做。我告诉他我会写一本书，我心中的这本书是写给诗人看的，他们对我们做的事存有疑问；或是写给读诗的人，他们探求诗意，想知道更多。父亲心目中的书是写给我们这个阴沉行业的从业者的，他们一身黑衣，在周末和假日工作，将车辆排好，准备安葬死者的遗体；他们在深夜被唤醒，有人死了，他们必须匆忙赶去，尽他们的职责。
此时此刻，就在这里，束缚松开，不那么严肃的许诺兑现了，誓言实现了，葬礼完成了。
托马斯林奇
米尔福德，密歇根
1996年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