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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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基础是综合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哪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天人合一”新解》
西方文化既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危害，那么，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羡林回答道：
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从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天人合一”新解》
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反响颇大，“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而他对这些反响的态度，则与众不同。他写说：“文章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这并非出于简慢。其中原因在于，我认为，居今日而要猜测21世纪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序》）
l997年，季羡林自己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刋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
这场有关东西文化的“议论”，的确没有变成一场讨论或争论。像京剧《三岔口》一样，虽有刀光剑影，煞是热闹，学者们却各打各的，谁也没碰着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盛衰消长的这场“议论”，在文坛上便渐渐地消退了。
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季羡林为始作俑者发起的那场东西文化的“议论”，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虽然那场“议论”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时时让人回想起季羡林说过的一些话。比如，冷战以后，西方世界的首领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在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气使，咄咄逼人。它不但要征服自然，大有要征服世界、征服人类之势。它在十来年里，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伊拉克战争，而且这些战争都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不讲道理，不能与人共存，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行径，是不是如季羡林所说，是因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出了问题呢？过去，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战争的根源，季羡林的结论与此不同，他把战争与文化、思维模式联系起来了，正确与否且不论，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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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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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2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八年前在宴会上的讲话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文章刊登了l994年9月5日，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讲话。八年前，杨振宁教授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他说：“去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讲2l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将大放光彩，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的发展将为全世界注目。”杨振宁对中华文化在2l的光辉前景同季羡林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两位不同领域的学术大师，对21世纪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瞻望，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4、关于文化问题的新思考
在新时期，季羡林除了提出像“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这样的新观点以外，还针对文化、学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看法和建议。他对文化、学术问题的这些新思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许多人私下里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还没有多少人敢公开站出来表态，因为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一些“凡是派”则在私下里义愤填膺，议论纷纷，但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批判，只好采取投书告密的手段泄愤而已。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保持这些观点的原貌，现将其摘录如下：
关于文艺标准和批判继承：
关于评价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潮流，不外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不外是批判继承，把批判摆在前面，还有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的说法。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渐渐地觉悟到，这个“老一套”有点问题。我现在认为，讲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把艺术性也摆在前面，因为文学作品或其他艺术产品之所以能成为为人所喜爱的作品，其原因首先在其艺术性。没有艺术性，思想性再高，再正确，再伟大，最多也只能成为宣传品，而不能成为艺术品。有一些根本没有思想性或者至少也是思想性模糊不清的作品，只要艺术性强，仍然会为人们所喜爱。据说，在音乐中有没有思想性的作品，在文学中也不乏其例。比如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或有题而极端模糊等于无题的诗，谁也说不清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却照样脍炙人口，传诵千古。
至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我也认为需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了。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破立次序之差，表现了人们对批判继承的看法。我绝不是说，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虽然破立必须结合，不能不结合；但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而不仅仅是破，不仅仅是批判。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关于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性
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红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
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外国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颇写了一些《中国通史》之类的著作。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而观点则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事情本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所学的相当一些内容是“苏联版”的、“带有斯大林的印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历史研究，都受到了感染。专以中国通史而论，历史分期问题议论蜂起，异说纷纭，仅“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这一个问题，就争论不休，意见差距超过千年，至今也没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意见，只好不了了之。我真怀疑，这样的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再如一些书对佛教的谩骂，语无伦次，连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不讲。鲁迅说，谩骂不是战斗。它决不能打倒佛教、更谈不到消灭。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先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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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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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极“左”思想指导下，颇写出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大中小学生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来的书绝对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的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是中国历史长短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化发源地广袤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写通史，觉得最有把握的是，最早只写到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在《古史辨》派眼中，夏禹还只是一条虫，遑论唐虞，更谈不到三皇五帝。这样我们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较之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瞠乎后矣。硬说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是硬吹牛吗？然而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飞速进步，夏代的存在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也给禹平了反，还他以人形。即以文字发展而论，被称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其背后还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必将更会向前推断，换句话说，必将会更长。
至于中国文化发源地的广袤问题，过去一般的意见是在黄河流域。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有的人甚至主张，长江早于黄河。不管怎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只要看一看《楚辞》便可明白。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文化积淀，《楚辞》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是产生不出来的。长江流域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这一切都说明，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