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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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转，又开始了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忽然发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任何一个运动都不能少：“反右倾”、“拔白旗”、“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教育改革”、“学毛著”、“学雷锋”、“反修防修”等，又经过了数不清的运动。北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运动，都已经锻炼成了“运动健将”，行家里手。无非是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家都习惯了这一套，不再感到新奇和害怕，反而变得麻木了。季羡林也跟大家一起，在时紧时松，时强对弱的运动中度过了四五年乱哄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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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朗润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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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中关园一公寓一住就是十年，始终是单身一人。到了1962年，叔父去世，他便把妻子和婶母接来北京同住。可是中关园一公寓的房子住不下三个人，于是学校便分配给他朗润园公寓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当时13公寓刚建成，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
朗润园在北大校园的东北部，这里原来是明清名园之一，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190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朗润园也变成一片荒芜，只剩下一弯湖水，一座土山。1962年北大开始在朗润园旧址修建职工宿舍，共建了六座，结构一样，都是四层，两个门洞。五座在湖东边，由南向北排列8－16公寓；在湖的北部偏西，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就是朗润园13公寓。
在燕园院墙里面，还有一个园叫燕南园，与朗润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燕南园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住，园中错落地建了十六幢西式小洋楼，楼周围是小花园，楼与楼之间有水泥铺的小路相通，满园树木参天，绿草如茵，分明是一派欧式庭院风格，与燕园内整体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迥然不同。
燕南园地处校园中心地带，围墙外就是图书馆、学生宿舍、商店、食堂、篮球场，人声鼎沸，喧闹异常，但是园内总是静悄悄、空荡荡的，人迹罕见。教授们住在这里真是闹中取静，想必会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受吧。这里一向被视为燕园的“世外桃源”。自燕京大学建校以来，学校著名的教授大都住在燕南园。到了1962年，像著名教授冯友兰、王力等也都住在这里。冯友兰的“三松堂”也因此地而得名。80年代初，季羡林曾经有希望住进燕南园，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为了纪念这段因缘，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燕南集》。
可是，时移事易，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人人向往的燕南园，因年久失修，更兼“文革”期间抢占住房的破坏等原因，已经变得草木凋零，小楼颓败，杂草丛生，一幅“废园”的凄凉景象。与其相反，当年荒凉的朗润园，如今却是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一派旖旎风光。朗润园现在是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有一次，季羡林同一位老朋友去庐山归来，老朋友到他家拜访，看见朗润园的风景，对他说：“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还到庐山去干什么？”可见朗润园给人的印象有多美。
季羡林自从搬进朗润园13公寓后，便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单身生活，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季羡林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一家给左邻右舍的印象是忠厚俭朴，古风古貌，还带点乡土气。三位老人的人缘极好，他们受到朗润园老人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与邻里的关系也很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季羡林人称“季爷爷”，妻子彭德华人称“季奶奶”，婶母人称“老祖”。孩子们见到他们，大老远就喊：“季爷爷好”，“季奶奶好”，“老祖好”。三位老人也会含笑回应一声：“真乖，好孩子。”
季羡林家里也是一团和气。季羡林自己说：“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自从我六岁到济南后，六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为过。”
老祖虽然年迈，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务主要靠她。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书包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没想知道，在这方面她和季羡林之间可以说毫无共同语言，但是，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婶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
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都会黯然失色。
此时，季羡林的女儿婉如、儿子延宗都已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并且都成了家。每逢节假日，女儿和儿子带着家人来朗润园团聚，季羡林家三间屋子便人满为患。祖孙三代，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季羡林这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烦恼之事，一扫而光，完全沉醉在天伦之乐的温馨氛围之中。
张中行先生在朗润园住过，是季羡林的邻居，后来又成为好友。他曾经用“厚朴”两个字评价季羡林其人；又用“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来评价季羡林的家。张先生不愧是老作家，有眼力，这两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现在就借张中行先生的评语，先来谈谈季羡林的“厚朴”。
在北大这个圈子里，季羡林是名教授；在全国这个大圈子里，是人人皆知的学术大师。可是看装束，则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没有一丝学者的风度。他青年时期，曾在德国留学十年，为什么不穿西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季羡林的回答是：“那些一句洋话也不会说的人，都穿西服，打领带，装出洋派头的样子，我有逆反心理，所以不穿。”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也总是一身竹布长衫，一双力士球鞋，手拿一把油布雨伞，往来于北京各大名校间去讲课吗？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时，不也是身着长袍，肘下夹着一个布包，不认识他的人，还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吗？中国老一代学人，特别是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归国的大学者，钟情于传统衣着的情结，与其说反映了他们对某些不学无术，却西服革履的所谓”西崽”们的反感，不如说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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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朗润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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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仅仅从衣着上来理解季羡林的“厚朴”，就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了。在权势者、富有者、大学者中，也有不少衣着朴素，待人平易，谈吐得体的人，但他们在不经意中，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拥有，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的朴实和平易不过是一种装饰。季羡林则完全不同，他的朴实和平易极其自然，是打心里“流”出来的。他无需装饰，因为他本来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平凡的人。
至于季羡林的性格，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他本人从未谈过，外人揣摩的倒不少，但难免失真。可是，有一次，他在谈论交友之道时，偶尔泄露出对世态人情的好恶，让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
2000年1月8日他写过一篇散文《佛山心影》，内容是记1999年初冬，应香港企业家石景宜博士之邀，赴广东佛山做客的一篇游记。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作过重大贡献，曾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季羡林与石老萍水相逢，一见如故，遂成好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作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一些境界，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
既然是“勿友不如己者”，而且“如”字取”如同”解，那么，这段话无疑可以看作是季羡林的自况。
仔细琢磨这段话，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既包含了我们民族传统中做人的基本准则，比如：质朴、诚实、气节、利人等等，还流露出一股山东人特有的执著、仗义和梁山好汉式的硬气。把这些综合起来，也许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再谈谈季羡林家的“陈旧”。
如果走进季羡林的家，定会让你吃一惊：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间，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老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这间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是书，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这样的屋子和陈设，的确够陈旧的，一点现代化的气息都没有。
不过，今天你若去季羡林家，就会发现情况有所改善。这事儿说起来也算是个笑话。
1999年春节，中央某领导和教育部长要去给季羡林拜年。事前，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打前站，一是通知访问事宜，二是考察环境。来人对季羡林家的简陋、寒酸吃了一惊，连忙回去如实汇报。上面发下话来，赶紧送去一套沙发，几件家具，以便领导访问时有个像样的环境。不料，季羡林回答说：“不，就这样。”上面见他如此固执，只好作罢。后来，二位领导来拜年时，就坐在狭窄拥挤的书房里和季羡林谈话。房间里只有一张二屉桌，上面堆满了书，桌子两侧放了三把椅子，由于前后都有书柜，所余空间太小，坐在椅子上的人必须上身挺直，不能动弹，是很难受的。事后，有人好奇地问季羡林：“上面要给您换家具，岂不是件好事，为什么不同意呢？”季羡林笑答：“他们今天来换了，等访问一完，就又搬走了。”听完季羡林的回答，在坐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此事过了不久，北大领导作出决定，无偿给季羡林家装修客厅，并赠送一套沙发。从此，季羡林家终于有了一间像样的客厅了。
季羡林通常在早晨4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之后，便来到书桌前，拧开电灯，坐下，开始工作。此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整个燕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人们还在鼾睡。季羡林大概是燕园里起得最早的人。屋子里有两张书桌：一张是写学术论文用的，桌上及周围摊开着各种资料和书籍，虽然看起来零乱，但是用起来方便，伸手便可拿到；另一张是写散文和翻译用的，桌上放着稿纸和笔。他一般先坐在写学术文章的桌前，继续前一天的研究工作。写累了，便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来到写散文和翻译的桌前坐下。如果这时有所感，有所悟，情动于衷，文思泉涌，他便会拿起笔来，很快写出一篇散文来。如果这时缺乏激情，他便翻译一段文字。季羡林觉得，人的脑子就像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