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女人-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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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斑痕、溃烂的伤疤。我感觉自己缩在白大褂里忘记了如何使用听诊器。我惟一需要的是医生，他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如何把我治好；还有护士，她会保护我的安全，让我远离痛感。像每一位病人，我要熬过非常时期，渡过艰难时光，重返人间并安全无恙。
　　“当然，”我附和着，“我当然想做活检。”
　　我直勾勾地盯着面前亮闪闪的视景器，看到它映出了我凝视的双眼。放射医生把双手搭在我们前面的柜子上，避开反射的镜像看着我。
　　“你知道，微钙化点只是Ｘ光照片上显示出的一些钙质碎片。它们能显示许多种变化。百分之七十五的情况下，它们不是很可怕，只是老化脉管或正在老化的纤维肿瘤里积累的良性钙。”
　　我再次点头，思考着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这可能癌变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使我知道统计数字——癌变前的微钙化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可检查到的癌组织——我仍感到不安。我觉得好像是什么入侵者一直在我的乳房里，而我却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我的身体突然不一样了。如今我才明白，当我的病人得知她们得了传染病，或卵巢囊肿，或巴氏结果异常时，为什么她们说感觉被侵略了。

乳房活组织检查（2）
　　我谢过医生，告诉他我将和我的外科医生预约。然后我回到诊所继续值班。这天余下的时间，我感觉与病人无比亲切，远非往常。现在我是她们的一员了。我特别细心地全面地解释每一件事，还会停下来再次问道：“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乳房组织检查前的这些天我一直在计划着，如果诊断是癌症我将如何应付。我要做个榜样，给我的孩子、我的丈夫，还有我的病人们。不知为什么，我想像着，这场病会让我变得超然物外，卓尔不群。患癌症的妇女们会欢迎我这个新成员加入这个死亡社团。我们知道，走在大街上，除了我们自己人，没有谁会通过那种惊惶的眼神辨认出对方。我将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一切，我心想，珍惜每一天，不浪费分秒时光。这些都是我所假想的。内心深处，我已经麻痹了。
　　得知我要接受犹如大难临头的乳房活检的每一个人，都给我讲了与之相关的故事——关于她们认识的女性，得了乳腺癌后如何九死一生。一个好友告诉我，她最近听到了关于三个大学伙伴的事，她们都得了乳腺癌。“就像瘟疫。”她说。我的朋友认为她也会得乳腺癌，只是早晚的事罢了，就像她的母亲和她的朋友那样。“但我不感到绝望，”她说。“每次我听说谁康复了，我就想这是可以治愈的。”
　　诊所里的两个护士得了乳腺癌，她们是临时工，每当正式护士生病或者休假的时候，就到诊所里工作。她们想让我振作起来。“哪怕是恶性的，”她们说，“现在发现得早，正是治疗的好时机。”她们用自己的经验与乳腺癌做着勇敢的斗争。我向她们询问每一件事情——活组织检查、外科手术、放射、化疗。我想知道当时她们是如何经历这些磨难的。我对乳腺癌的一无所知和不可名状，令它虚张声势，骄傲张狂。谈话过程中，我不断地提及“恶性”、“化疗”和“肿瘤”，惟恐它们会立刻在我身上得到运用。如果我知道一切，至少它看上去不会如此可怕的话，我也不会如此恐惧。工作中，当我不得不作出一个困难的诊断时，我总是问我的病人：“告诉我你想知道多少。”没错，我想知道一切。
　　“化疗究竟是什么感觉？”我问帕特，她是一个临时护士。
　　“我一点没觉得难受。我有一位很棒的护士，每次她给做我做化疗的时候，都告诉我不要回家，并为我感到难过。所以完事后我就去逛商店。”
　　每次她都是先注射药物，然后用头巾裹上她的秃头去购物中心。现在当她微笑的时候，全身心都充满喜悦，好像是在庆祝这丝丝友爱和缕缕快乐。在诊所，她是一个最能呵护病人的护士，会为一个婴儿的出生而欢呼。我喜欢看她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如果我真的得了癌症，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第三部分
　　她让我前倾。然后她捏起我的右侧乳房，平滑地用普列克斯玻璃板把它压扁，不断地调整，如同那是一件起褶的织品，她要把它熨平一样。我的乳房感觉怪怪的，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另一个技师换掉了上面的一块玻璃板。这个新换的板上有几个孔。

钙化组织被切除（1）
　　我的乳房活组织手术，可敬的派特诺医生，钙化组织被切除，良性
　　直到上午十一点，我的活组织检查才被安排好。我走进了外科手术准备室，在这间小巧宜人的配有电视、豪华地毯和私人浴室的更衣室里，护士让我脱掉衣服。随着身上衣物逐件地脱下——我的褪色的蓝Ｔ恤、我的牛仔裤、我的棕色凉鞋、我的手表、我的胸罩和内裤——我变得越来越像个病人。我越是裸露，越是难以定位具有母亲、护士、作家和妻子多重身份的“自我”。
　　我穿上有条纹的罩衣和纸质拖鞋。十分钟后，一名“运输工”敲门进来，然后把我“装卸”到担架上并推到了放射科。乳房活组织检查的第一步是确定有问题的区域——肿块，或者像我这种情况，微钙化。因为这些变化肉眼看不见，所以外科医生需要一个“指导路线”，一些抵达乳房深处的“行车图”，以此找出病变然后准确地切除这部分组织。在实施活组织检查前的半个小时，我拍了个乳房Ｘ光照片，以推算出这个聚合物或微钙化的角度和深度。当我的乳房被紧压的时候，一位放射医生把一根针穿进了我的皮肤并缝进了一根细线，即　ＫＯＰＡＮ’Ｓ线，它在针的引领下到达了目标区域。医生没有为我实施局部麻醉。因为那样可能会使组织膨胀变形而不能进行准确定位。
　　当我再次面对这台乳房Ｘ光机时，我坐在了一个高凳子上，就不必再站着了。“我们不得不让你的乳房在压力下保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技师说，“有时这会使女人感觉头晕。”
　　她脱掉了我的长袍。房间是阴冷的。
　　她让我前倾。然后她捏起我的右侧乳房，平滑地用普列克斯玻璃板把它压扁，不断地调整，如同那是一件起褶的织品，她要把它熨平一样。我的乳房感觉怪怪的，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另一个技师换掉了上面的一块玻璃板。这个新换的板上有几个孔。
　　“我们要拍张照片，然后医生会从其中的一个开口把针插进去，”刚才的女人说。“我们将用另一张照片来对微钙化区域进行定位。这段时间内，我们将这样一直夹着你的乳房。”
　　玻璃板压了下来，一英寸一英寸地，带着摩擦声。我的右臂被钩起放到了一个架子上，肩膀扭曲着以便于他们进行操作。我的乳房在持续的压力下不断变小变平，直至麻木。整个过程中，我四处张望，并和技师们聊他们的工作和医院里最新的消息。我试着忘掉我裸露的身体、扭曲的姿态和冰冷得指甲呈灰蓝色的手。克制是我惟一能保持住的良好状态感觉的方式。
　　技师躲到铅质防护屏后面，机器“嘎嚓、嘎嚓”地拍下第一张Ｘ光照片，像一串粗哑的咳嗽声。他们离开房间去冲洗胶片，然后拿给放射医生看，他将进行定位，然后把引导针插进我的乳房。我在房间里等着，犹如被扭曲着固定在基座上的螺丝钉。技师离开了十分钟。我觉得好像过去了半小时。
　　“对不起，”其中的一位说着走进来，带着飕飕冷风，“外面一团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医生正在处理另外一个病人。”
　　没五分钟，放射医生急匆匆赶来。我的头扭到了一侧，所以看不到他，但我知道他不是上次和我交谈的那个。
　　“我是盖尔曼医生，”这个新的声音说，“现在我要插针了，一般这不会让女人们太难受。”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我应该感觉不到有任何疼痛，或者说至少不是我认为的那样痛。他的预想让我狂喜不已。
　　他通过上方玻璃板的一个小孔捻动着铁针。一阵灼热的刺痛从乳核传来，我感到有点眩晕。“那儿，没什么大问题。”他说完就急匆匆离开了。银色的标杆插在乳房上就像挂着飘扬旗帜的旗杆。
　　技师们又拍了一张照片以确保插入点位置无误。然后他们又离开了。我的肩膀，仍然扭曲着，疼痛着。当我再一次感到头晕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地做深呼吸。
　　“好了，你的问题差不多全搞定了。”他们风卷而入，边说边随手把金属Ｘ射线板放在了小柜上。他们稍稍减小了乳房上的压力，然后我们等放射医生回来。我们又聊了些家长里短，又聊了些他们科室的问题。
　　“你知道，”他们说，“诊所里一样也有派系纷争，没错吧？”
　　我不希望和他们谈论工作。我希望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病人而不是同僚。假如我是个病人，我就会说我感到眩晕，这让我感到恐惧，我的乳房的疼痛已经燃烧到了白热化。作为同行，我不得不强颜欢笑，很老练地侃侃而谈。
　　放射医生回来后取掉了针外鞘，一阵剧烈的令人作呕的牵引感过后，ＫＯＰＡＮ’Ｓ线留在了那个位置上，线的末端在我的乳房里面张开，就像一只正在瞄准的细小的箭。手术中，医生的手术刀将沿这条线切开我的乳房。据此可以推断，看不见的微钙化点就潜伏在那条线张开的末端。
　　技师把垂到我皮肤上的软线用胶布固定住，然后在上面敷了一大团纱布。在他们扶着我回到担架上时，我说“我不想躺下”。于是当“运输工”把我推回电梯时，我坐了起来，想看看我们要去哪儿。先升到四层，然后进了手术区，他们把我“停”在主手术室接待处外面的小间里，将我脸向外地“卸”在那儿，好像我的担架就是他熟练操纵的小汽车。紧挨着我的是一捆搭在墙上的乱蓬蓬的拖布。

钙化组织被切除（2）
　　利用等候的时间，我开始观察手术室的秘书。一顶绿帽子盖住了她的头发。她的绿色手术罩衣前面系着一个小气的蝴蝶结。偶尔，她抬头看看我，但她什么都没说。我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比较干练并沉着冷静，好像我在这里仅仅是为了参观手术。
　　“你的医生马上就到，”另一个女人从拐角出现，浅棕色眼镜，红头发，“我是你的麻醉医生，我现在要给你做静脉注射。”
　　她的名字说得太快，我根本就无法听清楚。
　　“我只做局部的，无知觉麻醉，”我回答，提醒自己尽量用恰当的词语，那些专业术语。
　　她的眉毛，也是同样的浅棕色，扬起在她的眼镜上方。“哦？”她说，“这么说我不必在这个屋子里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回答。
　　一个护士来到担架的另一侧。她没有做自我介绍，只是说：“我联系过你的医生，他说无论如何都要你做静脉注射，以便于手术顺利进行。”
　　我的心脏开始猛烈撞击，“怦、怦、怦、怦”。瞬间，我丧失了一直紧紧抓住的对良好感觉的支配。如果我能设法坚持下去，如果所有病人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将与医护组保持平等，而不是成为他们的牺牲品或被动的接受者。我们将有能力和权力去告诉他们，我们能够忍受什么，我们不能忍受什么。他们会聆听我们的心声，为了配合他们的治疗我们需要干什么。
　　麻醉医生开始静脉注射，并用三条细长的透明胶带把静脉注射管固定住，液体慢慢滴进了我的静脉血管，一个冰冷的手指沿着我柔软的胳膊内侧直直地划过。护士把我的担架摇摇晃晃地推到急诊室，交给正站在那里看管着她的工具的消毒技师。我被转移到了手术台上，它又黑又窄，冰凉得像蛇皮一样。
　　我听到主治我的医生的说话声从走廊里传过来，嗓音深沉而有磁性。当护士把我胳膊上的血压计橡皮箍袖扎紧时，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然后，当他俯身在我头顶时，我透过绿丝网口罩看到了派特诺医生褐色的眼睛，在他的瞳孔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眼睛。他以前从没给我做过手术，但他却赫赫有名。“如果你的乳房组织有病变的话，找他没错。”医生们曾经告诉过我。和我交谈过的每个女人也都这么说，但是她们经常将他的人品与他的技术相提并论。“他太好了，”她们曾告诉我，“无微不至，温柔随和。”
　　“这里很冷，”他说，“你是否感觉舒适，对手术能否成功非常重要。”然后他要了几块毛巾，于是护士从加热装置中取出几块热腾腾的白色大毛巾。他把热毛巾缠在我的头部和脖子上，两个胳膊上又各裹了一块。“咔哒”一声，他给手术台上了锁，然后让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