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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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作贼
人确有因一念之差而犯下了终身莫赎的罪过的。某些时候和场合，“一
念之差”常成为对犯过恶者的恕词：人孰无过，他只是“一念之差”嘛！引
申而言之，就是此人本来并不坏，只是鬼迷心窍，一时判断失误，做出错事，
原其心迹，倒是有其可矜恕的理由的。
于是就有了饱含惋惜味的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作贼诚然极
坏，可鄙可憎；但此人竟是佳人，该另眼看待。犹如立过功的人犯了罪过，
也须念他往日的勋劳，给予宽恕才是。这是一种逻辑。
但还有另一种逻辑，惟因其本是佳人，本来做过好事，为人所爱，爱之
深更应责之严。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受了意外的挫落，便不由得要加倍地憎恶。
通俗而言之就是：坏人做坏事不稀奇，他本性就是如此，无足为怪，人们本
来就不期望他会干出好事来；可是，人们心目中本有好感的好人做了坏事，
就不可原谅了。因为人们有一种以往的好感是受了欺骗的感觉，做坏事是一
层可恶，加上受欺骗两层可恶。用句“文革”时期说烂了的话，叫做“是可
忍孰不可忍”！
两种逻辑都有其道理。即佳人作贼有其可矜恕之处，也有其应予倍加憎
恶之道。这只能凭各人的欢喜，要争辩起来也会各据其理由争个没完。当然，
这“作贼”也要看作了什么样的贼，其程度如何？小偷小摸式的小过失大抵
可以无所谓，不予追究，顶多只是白璧之瑕；再说，十足清白无辜的人也很
难觅，这点恕道只要推己及人一下都该有的。倘是于大节有亏，违背了公认
的做人的道德，例如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而卖友求荣，坑害得人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又如丧失民族气节，降敌附逆，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之类，就不
能等闲视之，不能凭个人的欢喜任意对待了。也用句“文革”时期说烂的熟
语，应该“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了。
其实，所谓“一念之差”或一时判断失误，只是一句饰词。诚然，人是
有一念之差或一时判断失误的时候的，但只能发生于仓促之间，或可称之为
鬼迷心窍。但这个鬼不能老随着人，遇事就来迷他，纠缠不已。人没有老是
胡涂下去之理，如果怙恶不悛，那就不是“一念”而是两念、三念以至于无
穷念之差了；如说是鬼迷心窍，那么此鬼就是永远蹲在其人的心里，此鬼便
为其人的灵魂合二而一亦即其人即鬼了。设或其人偶有一分为二的片刻，人
鬼交锋，忽然有一念之“正”，清夜扪心，痛悔罪咎时，鬼亦当潜伺其侧，
揪住不放，要他坚持到底。人鬼周旋之后，那点一念之“正”也就顷刻泯灭，
不像一念之差之能驱使其人干坏事那样的果决了。或许每次人鬼周旋只能锻
炼其文过饰非的顽固意志，证实其一念之差实非仅一念，倒是此人的夙愿。
当然这只是设想，常人的揣度。英雄们的心理机制是出于常情的。比如
很有学问而且成就不凡的周作人，当然深明事理，懂得变节附逆是该捶胸顿
足痛悔的事。他失足成千古恨之后，如能向国人谢罪，我深信很多很多人会
曲予鉴谅。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自陈“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其实事
实俱在，也无可辩解，愈辩会愈糟。他以后谈到自己，尽采王顾左右而言他
主义，也很可以理解。这是炉火纯青的作贼佳人，深明茅坑愈掏愈臭之理，
化个名写书，大家心照不宣。但有一点很分明，上述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第
一种逻辑是用不上的，因为他竟于大节有亏，这点上绝难原谅。经过八年抗
战，吃过日寇汉奸毒害的中国人尤其切齿腐心。真所谓不说便罢，要说起来
是气不知往哪里冒的。
等而下之是卖友求荣也丧失做人节操的那一类，事后知不知道羞愧是另
一回事，受过害的人也不指望他能忏悔谢罪。搞些小动作，假他人之口自我
粉饰一下也是意中事，尽可一笑了之，或用一个指头戳一下，也就够了。倘
此类人不老实，还要召唤亡灵，给有亏大节的人，比如周作人辈来辩解，做
出“国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的模样，以为投敌做汉奸也无妨其为佳人。
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不干人事作曲曲折折的辩饰。不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而且正是在做掏臭茅坑的劳作，反而连累了他那想攀附为祖师爷的作贼
佳人，等于又拉他出来亮一次相，重新来丢人现眼一番，其结果是不知谁陪
谁的绑，很近于库普林小说中的盗尸人的故事了。
看来，周作人的不辩解主义倒真是聪明之举，当然他还不很彻底。想学
祖师爷的低能徒儿连这点心传的皮毛都没有学到，还自诩为祖师爷的千古知
己，真不知令人从何说起。
1996 年3 月
怀黄嘉音
说心里话，我对“西风派”连同《西风》杂志向来不怎么恭维，现在也
是。但经过不多的接触，对《西风》主持人黄嘉德、黄嘉音兄弟，印象倒不
坏。“文革”结束后，得悉黄嘉音的惨死，不禁唏嘘。
其实我和黄嘉音的接触十分短暂。1958 年9 月，我被发往“宁夏军前效
力”。“宁夏军前效力”一语，是套用前清的刑法术语，我那时被发送的名
称远为光荣，叫做“支援边疆”。据说，那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要把“社
会渣滓”通通驱出上海，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我自然在劫难逃，我和妻子
吴仲华带着两个女儿都发遣就道。上海出版系统和新闻系统大约有百来人在
选。黄嘉音也是右派，他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当时我和他尚无一面之雅。
在临出发前的某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自报姓名，约我在一家咖啡馆
见见面。素昧平生，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要谈。心想大概是我夏天刚去过青岛，
他哥哥黄嘉德在山东大学外语系任教，一定是黄嘉德有什么事要他转告。黄
嘉德是我于1951 年在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时的同学，院系调整前他
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院系调整后分配到山东大学。我去青岛系应革
大政治研究院的另一同学张维华教授之约，张维华原是齐鲁大学的文学院
长，也分配在山大。这样，我在青岛作客时，黄嘉德也刚会晤过。除这点关
系外，我想不出黄嘉音何以要会见我这个陌生人。
他在咖啡馆门口等我。这以前并未见过面。他兄弟俩长相不大一样，黄
嘉德较矮而略肥，他则瘦高，如果不是他认我，我是认不准他的。我么，非
但臭名昭著，而且在出版系统的反右批判大会上多次亮过相，无人不识。所
以也只有他先到那里等我的一法。
当时人们心里的政治弦都绷得很紧，虽然未必有人窥伺，但两个右派分
子在一起，自己心里也嘀嘀咕咕，有不安全感。因此，我立即问他有什么事，
是否黄嘉德有什么事要他转告？想三言两语谈完就走。他说不，有事要请教。
黄嘉音是一个斯斯文文，说话都轻声细气的人，大概也是慢性子，讲话有呐
呐不出口之状。说是，他也被“批准”要同路到宁夏去了，也是全家去落户。
所踌躇的是，上海那么多书，那么多东西，该怎么办？是带去还是处理掉？
他问我是如何处置的，想看我的样。
这事我怎么能给他出主意？我只能说，那还是你自己决定；至于我，除
了带不动的送人外，书什么的是连箱带橱都打包带走的。我解放前夕才定居
上海，而他在上海已生活了几十年。我说：“你怎么能同我比？你自己考虑
吧。”于是，在他犹疑不决的满面愁容之中分手。
当时的遣送由上海出版局的人带队，各户的行李也由机关统一运送装
车，包了一列火车经兰州再转包兰路往银川。由上海用卡车运到火车站，搬
运的人由公家派，那还没问题；一到兰州要转车，搬上搬下，好几个折腾，
就得同行者大家帮忙，至少要彼此照拂。黄嘉音带去的东西竟有一卡车半之
多，你想这些人怎么会不怨天恨地！沿途听人对他烦啧啧，我真为他不好受。
沿途和在银川候分配前，共有十天左右的接触，对他略略有点了解了。
黄嘉音是个十分老实、屈己顺人而又相当轻信的好人。谈些什么忘了，有一
点印象鲜明：他完全相信那套知识分子改造的说教，诚心诚意地想革面洗心，
重新做人；相信自己的真心诚意必能感动上帝，会有出路、有前途的。沿途
所表白的就是这些。我敢肯定，他绝非和尚念经似地唱改造八股，真的出自
内心，是否做戏我是分辨得出的。
在银川的招待所里呆了六七天以后，黄嘉音比我早一两天分配。他和另
外几个人分到山区的固原县。宁夏的河套地区比较富庶，号称“塞上江南”，
称“灌区”。山区则穷困艰苦得多，有的地方连淡水都吃不上，经济文化的
闭塞落后可想而知。握别时，他还动情地说：组织上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锻炼，这是对他的考验，是厚爱，云云。我赔着笑而心里十分凄凉。
我被派到中卫县，濒临黄河，地区在宁夏说是一等的。我乍从大都市到
那种地方还觉得不能适应，我常常想黄嘉音这个福建人，抗战前就在上海住
了几十年没挪过窝，在那种地方不知怎么个熬法。和我同样是贱民身份，我
在那里是拉车，苦力的干活，同伙都是劳动者，歧视是不大有的；而他，听
说是派在小学里教书，孬好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做伴，味道肯定难受得多。1960
年当地发动“双反”运动，这运动是党内批判彭德怀的外延，凡有“分子”
衔头的人都被拘捕到劳改农场改造，我自然也在劫中。我在炼狱中时，心里
肯定黄嘉音也难幸免，但边地消息闭塞，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直到1964 年我调回上海以后，才从宁夏来人得知了他倒霉的命运，他的
灾难出在他带去的一架钢琴上。当然，没有钢琴灾祸也迟早会爆发。
私人家庭置备钢琴，如今在上海并不稀奇。这些年望子成龙的父母都给
“小皇帝”买琴练琴，据前些日子的一个参考性估计，全上海约有8 万户人
家备有钢琴，不少是职工家庭。但在解放前，中小城市除了外侨家庭外，钢
琴却是稀罕物事。我的家乡杭州，抗战前人口约四五十万，我的亲戚朋友和
熟人之中，就没有听说家里备有钢琴的；抗战期中我在成都，人口也是四五
十万，也没有听说哪家私人备有钢琴，有之，则在华西坝大学区的外籍教师
家里。你想想，宁夏固原这样的偏僻之区，一个人家有一架钢琴该是什么样
的轰动事件！
黄嘉音在去宁夏前，对于是否要把钢琴带去是有所踌躇的。他曾向领导
谈过这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既然去安家落户，就该带去，这也是将沿海的
文化输送到边疆的好事，云云。他信从了，而且当然也考虑到，在那种缺乏
文化的荒漠里，带着钢琴去，空下来弹奏一番，也可聊慰寂寞，于是带了去。
他在那里教书，孩子们自然要到做老师的他家里去玩。家里满是当地八
辈子都没见过的新奇玩艺，孩子们能不惊喜若狂么？其中一个孩子就玩丁咚
丁咚的钢琴，乱敲乱打。黄嘉音不能不心疼，因为弄坏了当地没法修。他大
概进行了干涉，哪知这孩子是当地一个头头的儿子，平日娇纵惯了的，什么
人都让他三分，岂能受得了冒犯？哭着回去向当官儿的父亲告状，说老师欺
侮他了。这一下，黄嘉音还能有好果子吃么？
天高皇帝远，在那种地方，要收拾一个外来人，而且是黄嘉音那样的文
化贱民，那真是太容易了。据说，他不久就被驱逐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山坳里
去，名称当然叫“下放锻炼”。钢琴，包括人们所喜欢的东西，当然换了新
主人，沿海的文化彻底输送给了边疆——当然不是边疆的老百姓。
但黄嘉音最后的命运当时还是不知道。。
经过了“文革”浩劫，我从农村流放地重回上海后，才听说黄嘉音早已
在“文革”中死去。有说是自杀的，有说是被“革命群众”打死的。总之，
死了。
1980 年我到济南，在山东大学见了黄嘉德，问他弟弟致死的确况，黄嘉
德也不清楚，也说或谓自杀，或谓被打死。无论如何都不是善终，彼此都只
能黯然。
黄嘉音瘦削而颀长的身影至今我还保有印象，他那温文尔雅的内向的神
态也依稀在目。只是难以想象，在一群造反愚氓的胁逼凌辱之下，他会是一
种什么样的情状？这样一个绝不会去犯人的知识分子，真心诚意想“改造”
的人，竟落到如此的下场！
1996 年3 月
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
有人说，当前贪污腐化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