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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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注。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鲁迅和许广平的原信连同鲁迅手录的真迹一
起影印成帙，以《两地书·真迹》为名出版，使读者能获得“如亲謦欬”的
感受，其意义很不寻常。
记得郭沫若在某处说过：鲁迅无意为书法家，但他的书法无人能及（大
意如此）。有些伟人名人喜欢夸示自己写的字，有此一念，便即使不媚俗，
也常予人以矜持做作的感受。鲁迅无意为书法家，所以本真朴实，书体的美
感全由学养和人格而来，这是他的不求胜人而终于胜人之故。
今年是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两地书·真迹》的出版，更有一番纪念的
意义。崇爱伟人必及其手泽，肯定将会得广大读者的赏爱。
1996 年7 月10 日
鲁迅与同时代人
——序《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鲁迅弃世整整六十年了。对于由他的乳汁哺养大的我们这一代，鲁迅比
无数活着的人更活着。对于那些敌视鲁迅，或因为鲁迅巨大的存在而对他们
有所妨碍的人们，鲁迅也仍然是他们驱赶不去的心病。鲁迅去世以后，对鲁
迅的诋毁、中伤、曲解和居心叵测的阳尊而阴贬，即使不比他在世时更多，
至少在手法上更为深曲，更所谓“皮里阳秋”。比起那些直斥鲁迅作品为“鲁
货”的妄人来也更有蛊惑力，因而也更为阴毒。
如我们所熟知，在建国后的前一阶段，糟蹋鲁迅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政
治目的，如在制造胡风、冯雪峰等人的冤案时，说什么“鲁迅看错了人”，
“鲁迅被坏人所包围”之类的谰言成为“一律”的舆论。接着是“四人帮”
时期把鲁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把
鲁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护神；一面将鲁迅劈削成棍子，用以为“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论前者和后者，都没能使鲁迅和糟蹋鲁迅的人一样
声名狼藉。虽然如此，但从“左”的一面败坏鲁迅声名的历时颇久的活动仍
然给鲁迅造成了若干损害。那主要的损害是，坏货们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造
成了一个虚假的印象，即鲁迅似乎和这些坏货是同伙。
人们厌恶透了极“左”的那一套，同时人们也要求对历史，特别是“五
四”以来的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于是也要求重新认识过去那些与“左”的思
潮没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重新评价。这是一种可以理
解的历史的反拨，因为嫌恶“左”，人们在感情上希望在极“左”思潮之外
找寻抗衡人物，哪怕中间人物也好。这种逆反心理使林语堂、梁实秋、胡适，
甚至汉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热门人物。本来，对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对
人物的功过是非重新作出理智的客观的历史估量，未始不是好事。“五四”
以来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与鲁迅有过干系；事实上，当时活跃在文化学术
界的人物也不可能不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有正面或负面、直接和
间接的关系。研究他们时必须提到鲁迅。尤其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以后成为
极“左”路线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当年与人民共命运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
蜕变而成的，鲁迅当时正置身于主流之中；鲁迅虽然也和本阵营的“左”的
萌芽势力相抗衡，作了许多艰苦的抵制（最具体地表现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
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顺便说说，此文是了解鲁迅思想
人格和了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人必须反复认真阅读的文献）；但是，为了民
族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利益，鲁迅不得不维护虽然夹有不纯成分但大方面一致
的主流。为此，他必须谴责、批评、有时是规劝对主流起干扰作用的异己势
力，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无可非议的。近年来的论客们却常常在这些论战上
做文章，寻觅鲁迅的“阴暗”面。事实上，这些曾被鲁迅挞伐、讽刺或规诫
过的人物，不论在以后的生涯中升沉如何，发生了何等样的变化，在当时的
情势中，在鲁迅所针对的问题上，都是该被指责和批判的，正义在鲁迅的一
方。只要是尊重历史，不错置时空，不怀偏见的人，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于挟着对“左”的一套的厌恨，当今有不少论客带着一种逆反
心理，一种给过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态，对他们重新评价时，往
往无视或故意抹煞时空和条件，佯作客观超脱状，在提到这些人物和鲁迅的
关系时，对他们当时所起的负面作用或置之不论，或曲予辩解，巧辞洗雪；
甚至拿鲁迅垫背以托高这些人物。这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新一轮的对
鲁迅的贬抑和曲解——其实，即使不论及鲁迅，将鲁迅的论敌抬高，就是假
此形彼地贬低鲁迅。
论客们贬抑鲁迅的动机当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纯然是自私的目的。比
如，孤桐先生章士钊，旧民主革命时期和章太炎来往过，倾向大概不算坏；
建国前夕是识时务之俊杰，且和国家领导人有私谊，成了著名的上层统战对
象，晚节颇为光彩。但是在20 年代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总长，人称“老
虎总长”，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动人物。由于他镇压女
师大，对站在正义一方的鲁迅万分嫉忌，又兼鲁迅戳穿了他们一伙的“国粹”
假古董，便假权济私撤去了鲁迅的职务，作恶非止一端，都有历史可按，丑
迹昭著，人谁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后人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贯正确，通体
漂亮，竟撰文栽诬鲁迅当年和他的斗争是“偏见”，说什么章士钊主张“一
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么，错误竟全在鲁迅，简直滑稽之
至。即使“三·一八”惨案的罪责可以推诿，难道镇压女师大、撤鲁迅的职
也叫“与人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么？可笑！当然，这类曲解太幼稚
了，没有多少市场。
鲁迅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
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
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凡此种种，即使论客们想从鸡蛋里挑骨
头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30 年代“左”的暗流战，
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防备“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迫使他在对敌作战时也
必须“横着站”的那档子事，也因为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定了调，下面心怀嫌隙的诸君也只好私下里嘀嘀咕咕，或用旁敲侧击的小动
作损害鲁迅；而其对鲁迅泄怨的方法，则是迁怒于与鲁迅生前关系密切的战
友，如胡风、冯雪峰等人都被往死里整。连类而及，如丁玲、聂绀弩、彭柏
山等一批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这种对鲁迅的怨恨在台面上是摆不出来的，除
了“实际解决”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脚，顶多只能转弯抹角地叽叽喳喳
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
都能判断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鲁迅在和他们的论争中居于正确的一方是
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后来所走的道路，也证明他们与人民共和国不是同
心同德。于是专就他们文学和学术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们的成就证明
鲁迅当年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不容为“偏狭”，使不熟悉历史的新一代人
在他们的误导下难以辨明是非。这种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时是能得售若干的。
与之相类的是，近年来对汉奸周作人的近于狂热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没有
什么不可以，怪的是，没有一位论客肯正视这样的重要事实：即自从由于周
作人的挑衅而导致兄弟反目（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风捉影的暧
昧来损害鲁迅，以达到其背信弃义的卑劣目的的。说穿了十分卑琐可笑，无
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赶走鲁迅，占下鲁迅购置的房产，并将赡养老太太的责
任推给鲁迅独自承当，而这坏女人可以成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
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伤害鲁迅作为他的“终极关怀”的。周作
人一贯处处标榜和鲁迅走两条路，对革命文学明讽暗嘲，最后终于当了汉奸，
可谓事有必至。只是他会做文章，言伪而辩，说怪话也说得含蓄而有文采罢
了。直到解放以后，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即在
靠卖鲁迅吃饭时，仍在损害鲁迅，恶毒地将现实主义的鲁迅拉下来变成自然
主义的鲁迅。所有这些，聪明的论客们在宣扬周作人如何这好那好的“客观”
研究文字中，何尝点明过一个字？善于抉发“文心”的评论家们对周作人“文
心”的核心部分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舔嘴抹舌地叹赏他的智慧和境界，以
此为“真赏”，真不知其玄机所在。
至于鲁迅的文心，那真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一生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
而战斗。为此，他必然要不妥协地站在残民媚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帮凶
帮闲们的对立面。如上所言，当时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并非是一尘不染，无
可訾议的。在文艺方面，既有苏联“拉普”的坏影响，又有当时斯大林在政
治上主张的“中间势力最危险”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危害，这种危害侵入
文艺领域，由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代表播送和影响鲁迅。在当时的理论水
平下，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中，即使两害相权取其轻，鲁迅也只能选择代表人
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维护其权威。直到“两个口号”之争，宗派主义
的猖獗实在使鲁迅不能容忍时，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
错误倾向不妥协的态度，坚持其独立思考的勇迈精神。这是鲁迅的深沉的痛
苦，也显示了他的发光的良心。而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如对“第三种人”
的争论，都是为维护“左联”的权威，即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今天
看来似乎不无可议之处，或可视为带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偏颇。但这主要是由
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当时成问题的路线影响所导致的。解放后冯雪
峰曾著《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书，如以当时的某些斗争来说，以瞿、冯为代
表的影响实在是损害了鲁迅的。当然，责任也不在瞿、冯，这是那时“国际”
和上面的路线。在当时复杂的很不明朗的斗争环境中，鲁迅也如他所说的看
人要看其大节一样，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势力一方，配合其战斗，
别无选择。何况，“第三种人”确也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干扰，对“左联”
冷嘲热讽，态度并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员的社会性行动和文学倾向也确有毛
病，这些都在鲁迅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再说，鲁迅就他们的文学倾向进行批
评，在正常的文学批评中也是应该的，只是人们习惯于将当时的文学论争都
当作政治斗争来看，问题的性质就沉重起来了。纵然如此，认真读一下鲁迅
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可以发现和他对待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诛伐有所
区别，并不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鲁迅是掌握分寸的。至于文笔的辛辣，
乃是其一贯的风格使然，鲁迅批评同一阵营的战友亦复如此。对老朋友，如
数度分合、最后也并未彻底决裂的林语堂，鲁迅的批评也是很不松和的，收
于《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二、三》，反复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
人的辛辣尖刻可以为证，但究竟只是看问题的见解之争，和对敌人的诛伐究
竟不同。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对于有害的事物，对国民性的痼疾，鞭挞
固然不留情面；对于某些不良倾向，并非构成大患的，他也常义愤溢于言表，
或因爱深而责重，如严父师之责子弟，其实出于对人生的爱心，但很多人以
为未免太“偏激”。凡对陈腐的中国社会的死样活气的习俗有痛切感受的人，
却会觉得他“偏激”得可爱，觉得中国文化多么需要鲁迅式的反中庸、反乡
愿的“偏激”呀！鲁迅是人，当然也有缺点，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
但“偏激”绝非缺点，正是他的生命的华彩部分。
鲁迅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要伤着人，那是因事而伤人。比如，
最近还有人因他批评梅兰芳一事而啧有烦言，呶呶不休。鲁迅与梅兰芳何怨
何尤？他是评现象而及人。鲁迅讽刺“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难道错了么？这
种扭曲人性的丑陋的传统宝贝有什么值得肯定？去年6 月17 日的《光明日
报》，刊有沈阳市取缔男扮女装的模特表演的消息，试问这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