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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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那可真不马虎。因此，他的竞躁之心被
一层层的闲适、冲淡、冷智慧包裹起来了，也就是被书卷包裹起来了。但竞
躁者必忌忮，最大的忌忮对象就是鲁迅。周作人目无余子，心里透亮地知道
唯有鲁迅盖过他。鲁迅热烈，他就装得冷漠；鲁迅拥抱时代，他就努力装得
遗世逍遥。当时的“京派”、“海派”的小小对垒，说穿了也是一些“啃招
牌边”的人物先意承旨地自炫“京派”，而想把鲁迅栽为“海派”的一点风
波。鲁迅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可惜北京已被国民党迁都南下，改
为北平，官儿南迁，只剩下北洋寓公，遗老遗少；更兼日寇侵迫，“偌大华
北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又闹得苦茶庵里也
不甚安详，于是老人胡闹起来，丢下绅士，不，隐士面具，“投机趋时”的
咒骂也破口而出了。咒骂的对象，仍然是鲁迅。
说来说去，周作人之所以“胡闹”，正如他自己在文章里一语道破的：
“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
这真是夫子自道，所以后来日寇侵入，成了“新兴占势力”的主子以后，
“辄靡然从之”，也忘了“自加检点”，扭扭捏捏一番就粉墨登场了；这时
也再顾不得“有人看了欲呕”了。《老人的胡闹》一文终于成了老人的自画
像。在日本投降五十周年之际，回看一下这幕历史的小闹剧，虽不很有趣，
却也多少有点滑稽感。
1995 年8 月
邓丽君歌
消息传来，已辞别歌坛多年的台湾歌星邓丽君日前在曼谷旅次猝死。人
早晚终有一死，但她四十年华，而且客死异地，自可哀矜。据报道，死讯传
出后，香港市上她的录音带给抢购一空云。
这消息使我想起了大约十年前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台湾有
两个女人征服了内地。一个是指西风派兼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琼瑶，另一个就
是邓丽君。文章的作者显然是审美趣味颇高的冷嘲家，对流行歌星、流行言
情小说家和接受者，两方面都是并不恭维而带点挖苦的。
我最早知道邓丽君是在1978 年。那时我刚从放逐地回到上海，一位老朋
友为我接风，这人喜欢音乐，饭后说，有人从香港给他带回了些录音带，一
放，就是邓丽君。听了几句，对不起，我受不了，因为是老朋友，很熟，我
就把录音机关上了。心想，三十年封闭，加上后十年的八盘样板菜的训练，
竟把我的这位朋友的味觉弄成如此模样。这点想法我当时还老实不客气地直
说了，这当然也只有无话不谈的熟人之间才可以这样放肆的。这位朋友也欣
然接受，知错必改，以后宣称：对他的孙儿孙女一辈，什么都可以自由放纵，
流行歌曲则绝对不许去沾，决无通融余地。
此后，广播里也常听到放送邓丽君歌，我还把它写进了打油诗。1983 年，
聂绀弩寄来了三首《八十自寿》，那天遇到赵超构先生，给他一读，他怂恿
我作和，连聂作的三首一起刊在他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因聂诗首句
为“子曰学而自习之”，所以我的和章中有一联道：“孔夫子语真奇句，邓
丽君歌当舜韶”。盖亦略寓讽世之意云尔。
解放前的靡靡之音没有什么发烧友追逐，30 年代的《毛毛雨》、《妹妹
我爱你》，抗战时期的《何日君再来》，乃至抗战胜利后红歌星白光的哑嗓
子歌，顶多只在城市里的小市民中有点效应，其影响大抵也只限于酒吧舞厅
之中。灯红酒绿之间，洋场少男少女听听哼哼，寻寻开心，人人知其不上台
盘。其中唱得最红的大概是白光。白光其实还练过音的，正规的女中音歌曲
也能唱，但为了媚俗，专唱这类调调儿，故意卖那副色情味的沙哑嗓子。她
可能是学好莱坞的影星兼歌星狄娜·萧的。狄娜·萧的声乐功底不错，声音
慵懒而略带性感，我称之曰“懒喉咙”；但她还颇有情致，处在声乐家和歌
星的临界点上。白光摹效之而往下一滑，就情趣低下不堪入耳了。
经过三十年的封闭以后，70 年代末第一个传进这种声音来而立即风靡的
是邓丽君。邓丽君有了市场，内地那些离开了话筒声音传不出三丈远的歌星
们也就跟着来了。什么轻声气声，媚声腻声，嘶声沙声，喊声吼声，都一一
登场。按照经济规律，消费引发生产，生产也引发消费；按照接受规律，音
乐训练听音乐的耳朵，庸俗歌曲也培养惯听庸俗歌曲的听众。于是风助火势，
火仗风威，满世界发起烧来。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什么的固然是“远来和尚
念得好经”，颠倒众生；凡能搔首弄姿或恶形恶状地唱作并施的角色也成了
大众情人，娇骄不可一世，狂到不知自己姓甚名谁。流风所至，荧屏上乃至
出现乳臭未干的十来岁的男童、女童也怪模怪样地大唱“恩恩爱爱，纤绳荡
悠悠”。这就只能称之为“怪现状”了。倘非近两年的大力提倡高品位的音
乐，则中国就真将成为酒吧歌的一统天下了。
平心而论，不论港台的或内地的，连挂头牌二牌的红歌星，唱几声也还
都不及邓丽君。如果撇开了庸俗味，论真工夫，最上乘的也超不过“文工团
水平”。难怪香港人抢购邓丽君的录音带，内地要有，也会。
有点流行歌曲玩玩是不妨事的，要紧的是要知道那不过供玩玩，寻寻开
心。但如果“邓丽君歌当舜韶”就糟了，何况连邓丽君都不如的呢？
1995 年6 月
海内存知己
古代文人间热衷于酬酢赠答，诗文往还的题目常占作品的大宗。现在看
来，都是属于写述身边琐事，小我之间的温情，为时论所不取。除了大人物
的生活细故，日记函件之类为人所津津乐道之外，这类身边琐事形之于文字
是虽无禁律但常常避忌的。近年所见的，只有女作家张洁写了些家庭生活的
抒情散文，自述夫妻间的感情，一口一个“我先生，我先生”的，别人读了
不知如何，受惯了正统训练的我就读起来有某种别扭感。我又喜欢张洁的作
品，因此去年曾不揣冒昧，写信给她对此略有微词。说这类身边琐事对社会
生活的辐射面不广，意思之间是，这类事还是等到将来写自传的时候再写吧。
此后我思索了一下，深觉自己不免太偏狭。这种偏狭心理的形成，追究
起来，背后是大有文章的。多少年来，直到70 年代吧，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人
都做惯了“政治人”，诚所谓“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于是，政治
把人情放逐了，文学里也曾长期以人情味为禁区；加上“题材决定论”之类
的条条框框所造成的思想障碍，身边琐事、小圈子里的悲欢就被视为温情主
义，不宜为文学所渲染。这样的思维定式恐怕不止我一人为然。
这种避免表达私人感情使之不形于文学的风习还逐类延伸，试举一小
例：以往出一本书，扉页常有题献，献给亲属、师友、爱侣的均有，中外均
然。这种将著作题献给某一私人的现象，几十年来几乎已经绝迹。偶而见到
的题献，也常是献给某个战斗集体或一群人；献给“爱妻”、“亡父”、“密
友”等非政治性的私人题献的绝迹，是和政治放逐人情的社会气候相适应的。
这样说，绝非主张文学应该大写身边琐事，大写小圈子里的温情，大写
与广大世界无关的细小悲欢，等等。只是说，偶尔写一点无关天下国家宏旨
的人际间的小小感受，也不足诟病；因为这些毕竟也是一点人间色相，一点
也没有是对文学、对世界都不免单调寂寞的。
上面这点想法是去年秋天和几位老朋友聚会了一番之后才兴起并时而盘
踞在我脑里的。人间没有点亲朋好友的私人温情日子是很难过的。大概愈到
老年，就愈需要温情的呴濡。几个七老八十的老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想晤对
一番，于是，邹荻帆、冀汸、曾卓、绿原和我，还带着夫人集会于庐山，作
旬日聚游。如果是大人物、政要之流在庐山聚集，自然是大事情，关系国政
大计，要载入史册的。正如我那时的一首即兴打油诗中所说的：“席间叱咤
苍生病，岭上烟霞薄海呻”，影响播及全民。像我辈的相聚和自己以外的人
无涉，纯为个人的身边琐事。然而，从我们自身说来，却是生涯中不常有的
活动。留点文字作纪念也不算过分。但我看到的以后荻帆、绿原纪这次游程
的诗文，抒写的都是大题目，不涉入友情之类的身边琐事，我自己发表的一
两篇文字也是。下笔时似乎有常规约束着，“意念制动”般地规避私人情事，
这种行为心理与清教徒的遗风相通。
今年新春另一件事也触动了我思想中的这根弦，武汉的鄢烈山先生寄来
了他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文章剪报。我同他没有见过面，只通过几次信。
他的文章是因贺年卡而发的情思，标准的身边琐事。文中提到了我复致他的
写有“恭贺新禧”四字的例行祝辞的那张贺卡，殷殷致意。文章既不“载道”，
也不寓深意，淡淡地叙述他个人交往的感受，却有一种平常人都能体会的共
通的人情味，略近于王勃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调。
经鄢烈山先生文章的诱发，我也想谈谈身边琐事，也从今年收到的贺卡
谈起。
贺卡也真是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惠而不费。每到岁尾年头，夸张
点可称雪片也似飞来。今年最令人欢喜的是，元旦清晨收到诗人彭燕郊的一
张。随贺卡同时寄来的还有一本手抄的《新年诗柬》，收有《年问》等近作
四首。这些诗是他自抒情怀，让我知道点他的心境，并非祝贺我的；我欢喜
的是写在贺卡上的为期勉我而选录的王彦泓的两句诗：
诗堪当哭狂何惜，
酒果排愁病也拼。
这两句真是深得吾心的呴濡之词。我不会作诗，燕郊也知道我不会做诗，
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动是常有的，有时写点感想，发点议论，走火入
魔的情况也常有。朋友和老伴总是要我含蓄蕴藉些，不要偏激，燕郊却劝我
“狂何惜”，这对缺乏养气工夫的我是很听得进的，至于酒，我不是张生式
的“多愁多病身”，无愁可排，但喝两盅却是陈年积疾；虽未达到“拼死吃
河豚”的严重程度，可是三朋四友谈得兴奋时，也禁不住放纵一下，旁人便
来劝阻，对我不免有小小的压力感。特别是往昔的酒友，如今大抵已经“挂
杯”，常使我有吾道渐孤的寂寞感。燕郊说可以“病也拼”，当然绝非怙恶
或姑息，但这不同于劝阻的另一种声音，却使我在吾道渐孤的寂寞中得到一
份体谅的慰解，是不能以损益衡量的特殊情谊。
现在还交往着的朋友中，那些本来只是偶尔沾唇的人当然都已拒酒，过
去颇能喝几盅的冀汸，称得上酒徒的贾植芳也已不饮，或只喝点低度酒，同
住一地的只有耿庸还偶尔同我对酌，他酒量不大，每天只喝一小杯。在酒上
彼此还能无间然。可是去年他有事没有去庐山，上山的八个人中只我一人饮
酒，不免孤立和扫兴。燕郊贺卡中的引诗勾起了我当时饮孤酒的遗憾，仿佛
也给了我某种补偿——但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我无能说得清楚些。
乘着燕郊带来的这点欢喜，大年初一就给曾卓和绿原打电话拜年。绿原
说，荻帆病了，年前进了医院，是肺炎，已经被控制住。放下话筒，拨弄着
燕郊的贺卡，些许的欢喜和淡淡的惆怅驱使我想写点什么，但提笔一想，写
下来无非是身边琐事，小我情怀，这点感情只宜用抒情诗来抒发，可我又不
会写诗。
过了些日子，收到上述鄢烈山寄来的那篇谈贺卡文章的剪报，又一次想
写点什么。同上回一样，沉吟了一会又放下了笔。
今天早晨，曾卓来电话，说他当天要进医院了，心律不齐，起坐行动也
受影响。并且告诉我荻帆又进了医院，在监护室，可能要得些日子出院。又
说，早晨和绿原通了话，他也不舒爽，腿肿，可能是肾脏的毛病吧。一个电
话报告了三个人的病，虽然肯定不会有事，但总令人不舒爽。从一条感情路
线迤迤逦逦地发展下来，波动已是第三次了，这回终于写下了这一篇，尽是
私人身边空间里的一点情绪和意绪的活动。说是“心事如波涛”吧，没有那
么沉重的分量；说是意识流吧，倒更像意识的凝块。于大世界是无涉的，或
许也能在人情的相通上，博取读者一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共鸣
吧。
1995 年3 月3 日
公刘，你好迂！
一面读着发表在《文论报》（8 月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