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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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甚至还有牢骚，有怪话，那又何妨！不就是几句怪话，几声牢骚
么？但听无妨。至于动脑袋动到越轨逾矩，有害于万众一心的事业，那自有
法律在，何必神经衰弱！

要万众一心，不要万众一脑。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概也就
是这个话头吧。

1996　年10　月


艺文之什

书和后世的责怪

今年的一百年前为1892　年，清光绪十八年。那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模样，
人们大抵只能书上来了解了。二百年前，三百年前以至更早，人们要了解那
时的社会，就不是“大抵”，而是完全要靠书上的记载。书只是包括社会物
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在内的大文化中的文化分支之一，但一切文化全得靠它维
系着延续。一时代社会的盛衰，风俗的良窳，学术的繁荣和沉滞，总之，整
个社会面貌和灵魂都对象化在书里。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百年后的人，更不说更久以后的人，也得从我
们现在所出版的书里看我们的时代。当然，现在传播手段大大增加了，包括
电影电视等录像、录音的技术制品丰富了历史的纪录，但书籍仍然是纵向和
横向的主要传播工具，而且是最方便和比较可靠的传播工具。到图书馆里去
检阅一下日本出版的书，50　年代以前和60　年代以后的书就大不一样，书籍
的外表和印制技术首先就大为改观，反映着日本工艺的时代变化，更不用说
书的内容。其他国家的书籍也是如此，时代文化的面貌在书籍上呈现着。到
图书馆里去检阅一下“文革”十年的出版物，甚至只要去翻一下那时期的编
年书目，就让你觉得满目凄凉，一片荒芜。它们在向你诉说着那个时代，一
点错不了。

我当了几十年编辑，常常想起，这工作不仅是传播文化，而且是在为后
代塑造我们时代的形象。我相信，很多从事这一行的人也必然有此同感，并
为之有时兴奋，有时沮丧，有时叹惋，有时深感力不从心。当然，书籍塑造
时代形象不决定于编书的，不决定于出版工作者，也不决定于写书的人，归
根究底，以书来呈送的时代形象要由时代本身来决定。书的印制工艺水平为
整个工业生产的水平所制约，书的内容、学术质量由整体文化学术水平所决
定，书籍品种的搭配是否合于合理的比例更要由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风尚来
决定。近年内学术书的不景气，有分量的书难出这类令人焦心的问题，难道
出版业，更不用说编书的人能有什么回天之术么？——这里所反映的分明是
社会的知识价值观问题。

现代人常因解放前上海四马路皮包书店和某些专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商所
印制的劣等读物而气恼。现在出的书当然不至于粗制滥造到这种程度。但我
们恐怕不能因此而自我宽慰。几百年后社会文化进步了，后之视今如今之视
昔，那时的人们是不是也会因为当前的出版物而责难我们这一代的出版工作
者呢？那时就保不定有人说：瞧，这些20　世纪90　年代的出版业的先生们，
他们的力气花到哪上面去了？尽搞些流行的畅销书，有分量的像样的书只有
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责怪大概我们这代出版业中人也是“却之不恭”的。

后代的明白人当然也会懂得，书传达的是那个时代形象，不能专门责怪
出书的人。那么，责怪“时代”这个抽象的符号式的存在么？时代是你，是
我，是大家的活动构成的。以一本具体的书出得不好而言，可以责怪编辑；
一个出版社的多数书出得不好，可以责怪出版社或其领导。但是，这个年头
的出版物整体水平差，该责怪谁呢？不知道！——但是，总该有可责怪的对
象在。


1992　年11　月


作家替自己做广告

作家上书市签名卖书近年来是很流行的了。我也曾有几次被邀去亮亮
相，我都推故没去。并非因为怯场，群众大会上众目睽睽之下批斗都挨过了
的人，脸皮早已训练有素，有相当的厚度了，还会怯什么场？事实是，有那
么一点心理障碍，这样的亮相常使人想起鲁迅所说的“示众”。契诃夫的某
篇小说中也写到主人公吆喝围拢来看他的人群：“有什么好看！我是一个水
里捞起来的溺死的尸体么？”

得赶紧声明：千万别以为我反对签名售书，或对众多的签名售书的作家
有什么不尊重的念头。那可吃罪不起。真的没有，老天在上。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从懂事起直到70　年代末，中国没有作家签名卖书这
样的事。簇拥着名人要求签名的事是有的，我少年时代就见到过。30　年代初，
在上海国际饭店门口看见一群人围着要求从饭店里出来的电影明星胡蝶签
名。人愈来愈多，挤挤攘攘的，惹得印度巡捕过来驱散人群。那时我想：要
那玩意干么，吃饱了撑的！

这种风习大概是西风东渐，外国传入的。如今已经十分风行，歌迷们找
流行歌星，球迷们找球星，此之谓发烧友。读者呢，当然是找作家了。于是
有作家亮相，卖签名本，推广销路，扩大影响。

由此而想起了作家替自己做广告。所谓广告，当然不是指要付广告费的
那一档，付费给传媒的广告大抵是出版社或销售书籍的店家做的。那种广告
里当然要夸赞一下书的好处，决不会说，这书没有意思呀，大家不要买呀，
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生意人。此刻我忽发奇想，如果有哪家登书籍广告的，
来个出奇制胜，宣称这本书如何不行呀，不像话呀，读者诸君千万别买它呀，
作一如此的反宣传，说不定会激起人的好奇心，偏要买一本来看看，倒是置
之死地而后生的宣传妙法。但这是心血来潮想入非非的怪念头，属于闲话，
表过不提。

单说作家给自己做广告，乃是自表（请千万别联想到丑表功）其优异，
自夸其如何了不起。本来嘛，“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也是自古皆然
的。自我欣赏或自我陶醉之余，略略外溢一点，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中国古代文人也通行这么干，举点熟知的近便的例子，如李白自夸“请日试
万言，倚马可待”；杜甫自夸“诗是吾家事”、“晚节渐于诗律细”之类，
都是当仁不让的自我标榜，而且也名实相副，不算老王卖瓜。最常见而且至
今也通行的是一种聪明的自我表彰法，是故作谦虚状，字面上说自己如何如
何不行，才疏学浅，有如说唱艺人上场时所说的：“学生我初学乍练，唱得
好与不好，请看官们多多原谅”之类；但给人的印象是，正如朱熹所说：“其
辞若有憾焉，而心实喜之”。中国人依传统强调谦德，这种以谦逊自责的面
目出之的以退为进的自我宣传法也易为人所接受；又且自做广告而不露形
迹，不落言筌，故向为文人所乐用。

但讲究谦德也须有限度，合于分寸。谦抑过分，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虽然表现出谦谦君子的恂恂古风，却令人感到有些虚伪，有些装腔，这大概
就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吧。陈寅恪先生自是硕儒大师，我读他的书不
禁倾倒备至，但对他文中的过度谦逊却常有说不出的不舒服感，什么“寅恪
不学”，什么“博识君子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等等，自贬得太过度，反而
令人有故意矜夸自己的谦德的印象。你这样的大师“不学”，那么我们这样


的末学后生只好说自己字也不识了。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倘若一位学者自谦，
说他未必到家，议论并不周全，客气一下是可以的；如果他自说他是一个文
盲，那就虚伪得近乎欺人之谈了。

常见许多著作的序跋中有些例行的谦虚套话，说什么“谬误定多”、“意
见很不成熟”之类，也令人不免困惑。既然肯定书中有错误，何不检查改正
一番再问世？再说，有错误也许自己不能发现，倒也罢了；明知自己意见很
不成熟，何以要把夹生饭端出来让别人吃？岂非不负责任？其实，这些都只
是念念有词，有口无心的假客套而已；本人实际上是信心十足，自我感觉十
分良好的。

谦逊诚然是美德，但贵在实事求是。和西方学者打交道打得多的人发现，
西方学者不大有中国文人的假谦虚，会的就承认会，好的就承认自己好，敢
于痛痛快快地肯定自己，表现自己。这些年中外交流多起来了，中国文人的
性格也开放起来，不再讲谦德，宣传自己、包装自己、炒自己成为新潮。这
股风一起，又来了一个极端，以为能大胆自我吹捧才是“后现代”，才算新
潮到家。殊不知东西方风习虽有差异，人性大致相同，外国人也是“满瓶子
醋不响，半瓶子醋晃当”的。人家的高明人士也懂得谦虚，只是比较直率，
不强作谦虚、佯作谦虚罢了。

1986　年，一个美联社记者向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提了一个问题：“你认
为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是谁？”刘晓庆回答道：“是我。”这是刘晓
庆自己发表在《大众电影》中的一篇文章中自承的。刘晓庆还说她的性格就
是爱说和敢于说老实话，不像别人那样虽然心里作如是想却嘴上不敢如是
说，云云。

刘晓庆的性格和胆气很可赞赏。但不肯承认自己最好也许是缺乏勇气，
也许是经过了更认真全面的考虑以后的真诚的谦虚。这事很值得寻味，我当
时写了一篇《刘晓庆说自己“最好”》（收在广州文化出版社的拙著《画虎
十年》中）谈论此事，在此不再赘伦。这里想说的是，刘晓庆当年所说的“虽
然心里作如是想却嘴上不敢如是说”的胆怯现象，现在已不大有概括性，至
少在作家里头，给自己做广告，宣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已不乏其人。

这不是我随便乱说，可以验之于传媒。去年某期的上海《文学报》，有
一位作家自白，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以政治小说论，中外作家还没有超
过他的。也是去年，中央电视台亮相的一位学者，自称研究西方美学他当执
牛耳。我记的不是原话，原话也许要委婉些，但要表述的意思不会错。前一
位气煞巴尔扎克，嚇退司汤达，倒还有小说可以比较；后一位现在已没有科
举考试，对自封为状元者也无法验证，吹掉牙也没有他的办法。

股票可炒，房地产可炒，书和作家当然也可以炒，别人不代炒自己也可
以炒。但做广告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否则，凭你再说自己“味道妙极
了”，也不过是演点小闹剧，只够小报上的一则花边新闻的价值。

1995　年5　月


读《老人的胡闹》

《老人的胡闹》是周作人1936　年作、收在《瓜豆集》中的一篇项庄舞剑
式的文章。文章确实写得机智、逋峭而机带双敲，用现在时行的话叫做具有
“内出血”效应。明里骂的是日本迎合法西斯思潮的上议员三上参次，但“卒
章见志”却是暗讽鲁迅。其画龙点睛之笔在末段：

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
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
一样的可笑。。。其实此类事世界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
也。

人们常说周作人是“半个隐士，半个叛徒”，窃以为大不然。无论隐士
或叛徒，都只是周作人的面具。综观周作人的一生，充满着竞躁之心，任何
时候都不甘寂寞。竞躁的人是绝难如他文章里所标榜的“戒之在得”的。患
得患失者绝难做真正的完善意义上的“叛徒”；最终落水附逆的下场就是明
证，他真正成了叛国降敌的叛徒。隐士么？现代社会是没有当隐士的可能的。
隐士如鲁迅所说，“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
会知道的”。古代当然有隐士，但也不是那些出了名的“隐士”，隐士而知
名，就成了第二意的隐士，大抵是“挂上隐士的招牌”，以隐士为“啖饭之
道”的角色。不免“有些表白，张扬”；而且周围也必有“啃招牌边”的帮
闲（《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周作人或许向往于挂隐士招牌，而且那
时在“大隐隐于朝”的北平，确也有不少“啃招牌边”的姑且称之曰“帮闲”
的文人；这样的人物是会遗传或隔代遗传下来的。隐士和叛徒还在受崇宠，
当然变着法用好听的名义。这也诚所谓“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玩野猫子”，
“尚友古人”也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道理在。但这是题外话，表过不提。

周作人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那可真不马虎。因此，他的竞躁之心被
一层层的闲适、冲淡、冷智慧包裹起来了，也就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