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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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要求在揭露批判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放在重要的地位。他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的一系列举措施实际上是对“文革”错误的纠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立即紧张不安起来，如果让周恩来继续整顿、批判下去，势必也把他们自己拉扯出来不可。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进行抵制。

　　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召开工人座谈会的名义，整理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说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就是对“文革”的否定，还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等等。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12月1日，轮到张春桥批示时，他就故意作难，批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则更是唱反调，12月3日，她批示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的问题上完全与周恩来对着干。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痛恨从这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借口要批倒周恩来。但“文革”自林彪死后，就搞得不象从前那样乱了，要批周恩来不太容易，最好是来个什么具体的批判运动，然后借这一运动把周恩来夹带进行批判。可机会在哪里，正在他们愁眉苦脸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江青，说在搜查林彪卧室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有关孔、孟之道的题字条幅、卡片资料。条幅是林彪亲手写的，有写给妻子的，有给儿女的，有名言警句，也有生活戒律。它们大部分都是从古书上抄来的。其中有三幅内容大体相同的条幅，特别引人注目。条幅上写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

　　江青一听，想林彪天天喊毛主席万岁，回家却专崇拜孔子、孟子，这不是复古倒退，不是极右，是什么？！而周恩来却说是极左，简直是说瞎话，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周恩来进行狠狠地反击。于是江青喜出望外，立即指使谢静宜、迟群等三人到林彪的卧室里搜查，把那些条幅、卡片、笔记统统收起来，分类整理，还特别地叮嘱说，等着急用。

　　江青为了邀功，也为了探探毛泽东的态度，马上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林彪那里有大量的肯定孔、孟的言论。毛泽东听后，略一沉思，说凡是反动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听后，甚为高兴，心想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大作文章了。

　　于是，以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为起始，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逐渐增多，群众在批林的时候也渐渐地同时批孔了。面对这种形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聚首在一起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形势，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批林批孔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但是只要再抓一把，这种运动就能形成。

　　江青“四人帮”为此欣喜若狂，为了使这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他们迫不及待地，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解放军总部、驻京部队各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他们悄悄地作了些补充，与毛泽东的要求不同，加上了一个批走后门。这是他们塞进来的私货，目的是借批走后门，批判掌握着领导大权的老干部。在江青、王洪文的指使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大放厥词，不指名地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狂呼：“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江青还准备把会议的录音发往全国，使对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判广泛扩展开来。

　　在这个会议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派亲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送材料，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忙得不亦乐乎。

　　江青等人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还扣发了江青准备发往全国的“—·二五”大会的录音带。对江青散发材料一事，毛泽东批评说：“有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但江青还是不理睬。

　　他们还利用这个运动，以“揪斗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名义，在一些单位和地区煽动夺权。江青、张春桥还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明目张胆地对陈亚丁说：“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放火烧荒，你们三个人，去放火嘛！”张春桥、王洪文在总政、总参的一次大会上大叫：“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快越好。”还指使各地的帮派势力，重新搞串连，拉山头，成立战斗队，揪斗各地的军政领导干部，使得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

　　江青还借口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大搞影射史学。”在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文章连篇累续地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以批“周公”、“批宰相”为名，影射周恩来。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将孔丘病重卧床的时间提前，影射攻击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江青还亲自布置梁效写《从“乡亲”篇看孔老二》的反动文章，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把孔老二“张开胳膊”改为“端着胳膊”，还借孔子的言行举止，指桑骂槐，说什么；“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吧。”还说什么“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江青还对她的写作班子说，要批“现在的儒”，说“如果没有儒为什么反孔老二”？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唆使她所抓的所谓批林批孔的典型小靳庄的一些社员改名为周克周。其矛头所指非常明显。

　　为了宣扬自己，江青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自己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为“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

　　他们不批林彪的极左谬论，也不是批判孔孟的皇权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而是批判林彪摘抄的孔子的“克己复礼”，硬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借此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正确政策的做法，诬蔑为“复辟”；他们借批“兴灭国，继绝嗣，举逸民”，把周恩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一些老干部的工作，诬蔑为“请隐士，举逸民”，大肆叫嚷反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江青借“评法批儒”，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登上“女皇”做舆论准备。在评法批儒中，江青授意她的写作班子炮制了《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女政治家武则天》吹捧吕、武的文章。说“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武则夭是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这样不遗余力地赞扬吕后，武则天是为了给自己作陪衬。她自诩为现代的女政治家、女法家，比吕后、武则天毫无逊色。甚至准备起做“女皇”来了。她命令天津的服装设计人员为她设计制作了一套“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作为其当皇帝的“龙袍”。还派人为她制作了三双仿唐“脚踩登天”式千层底“太后鞋。”

　　江青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的这些阴谋，最终目的是为了夺权。毛泽东看到他们做得越来越不象话，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严厉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同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是难改呢。”还批评他们四人说：“你们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使他们四人惊慌了一阵，但他们还是不思改悔，继续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影射攻击周恩来。直至他们在四届人大组阁失败后，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才算结束。



　　






古今奸海张春桥制乱夺权






张春桥制乱夺权

　　一天，上海郊区的安亭小站突然失去了往日平静，一下子变得躁动、喧闹起来了，一辆辆的汽车满载着工人直闯进站来。一时间车站里就聚集了好几千名工人，部分工人站、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北上，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了31个小时。这些工人都是上海第一个激进的工人组成——“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

　　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指示陈伯达处理此事。

　　陈伯达得到指示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自己解决。”为了便于解决问题，陈伯达决定派曾在上海工作过的张春桥回沪负责处理。

　　张春桥欣然领命，自从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后，就很少再具体过问上海的事情。这次重返上海对他来说，既可以重温一下旧日的感觉了，又可以与家人团聚，实在是一份一举两得的美差呀。

　　张春桥离京前，陶铸又再三叮嘱记住他不能承认“工总司”，张春桥满口应承。

　　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匕机到达上海。一下飞机，他不是先到市委、华东局，而是径直驱车前往安亭，先找王洪文、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小会，向他出示陈伯达的电文稿。第二天又召开大会，当众答应明天回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撇开华东局和上海市所做的这些事是完全违背中央精神和组织原则的，但这仅仅是开始。

　　11月13日，张春桥返回上海，参加市委常委会，对大会所作出的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伴”是革命行动的决议，也表示同了意。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张春桥会后却又自行一套。下午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安事回来的工人座谈时，却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人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还在“工总司”提出“五项要求”上签字。

　　张春桥的话一传出，上海市委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市委第三书记陈丕显气愤地给陈伯达打电话，严厉地质问：“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数不算数？”

　　上海市委不少人在会议上也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张春桥脸不红心不跳地辩解道：“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