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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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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5月28日上午9时许。战时首都重庆朝天门外扬子江的主航道上,一艘精心装点的灵船,鸣着凄凉的哀号,吃力地向储奇门逆行而来。储奇门码头早已迎者如堵,庄严、肃穆的气氛里,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鹿钟麟等,和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正翘首向朝天门的江心望去。灵船从江心向码头慢慢靠过来,船头那幅身着将军戎装、镶着黑色边框的遗像渐渐清晰起来。人们恭候的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灵柩!    
    1、长城抗战  大刀令敌胆寒    
    1933年3月,日本军队继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后,又大举进攻长城东段要塞,企图打开缺口,夺取屏障,南下平津。华北人心震撼,广大群众和爱国学生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救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陆军第二十九军迅即奔赴热河通往平津的咽喉——喜峰口,阻止日军前进。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被委任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当即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率一O九旅赵登禹部、一一O旅王治邦部、一一三旅佟泽光部分别由张家口、井陉县乘火车至通县,经三河、蓟县,星夜兼程,奔赴前线。    
    3月9 日,二十九军先头部队赵登禹旅在喜峰口寨附近与日军遭遇,迅即在喜峰口前孩儿岭制高点阻击日军。双方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日军又用飞机、坦克、大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战况很快报到总指挥张自忠处,他又急令一一O旅急行军赶赴撒河桥,一一三旅赶赴滦阳城,增强第一线,这才稍稍稳住了战局。    
    10日傍晚,腿部受伤的赵登禹匆匆赶回前线指挥部,向张自忠详细汇报作战和伤亡情况。张自忠深感日寇武器精良,正面硬拼下去,对部队甚为不利。他建议应当根据部队装备差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战术,出其不意袭击敌人,以遏制敌人武器精良的优势。冯治安、赵登禹当即同意,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夜袭日寇。    
    赵登禹回到旅部后,于3月11日午后召开前线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夜袭行动方案。赵登禹在会上说:“我们装备差,有兵无枪,有枪无弹,只有大刀和手榴弹,现在我们仅与敌寇对战两昼夜,就被敌机、敌炮轰炸得损失了两个团的精华,我决心绕到喜峰口敌人后方,痛痛快快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叫鬼子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勇敢军队。” 赵登禹一席话,道出了扭转局面的关键,赢得了会上军官们的响应和赞同。随后,大家研究了夜袭路线和联络信号,决定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赵登禹旅、董升堂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之敌;一一三旅二二六团杨干营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之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以关门打狗。    
    当天黄昏,夜袭部队在当地樵民、猎手带领下,轻装上阵,踏着崎岖山路,披荆斩棘,从不为人知的山间小道悄悄运动到日军侧背。董升堂团于夜24时在小喜峰口北三家子、后丈子日骑兵营地用大刀、手榴弹歼灭日军一部后,又向后丈子以北地区攻击前进,与走外线的赵登禹旅取得联系,于是协同作战,赵登禹旅对付日军第二十七联队,董升堂团对付日军第二十八联队。骄傲、不可一世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在雪夜迂回袭击,丝毫没有防范,有的日军还在睡梦中,就已经做了刀下鬼,身首分家;有的穿着裤衩仓促迎战,也被大刀斩死。经过一夜袭击,中国军队用大刀杀死日军700余人,有效地遏制了日军对喜峰口及周边地区的攻击。    
    喜峰口大捷,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取得的辉煌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从此,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威震四方,令日军闻之丧胆。20世纪30年代后期,音乐家沈默心根据二十九军喜峰口大刀歼敌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首激情奔放、铿镪有力的《大刀进行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不朽之音。    
    长城抗战,由于张自忠指挥若定,调度有方,并多次亲率直属队、手枪营到第一线督战,而取得了胜利。当时张自忠就多次对部属说:“人生在世,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死了,这才死得其所!只要有一兵一卒,就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正是由于全军将士抱定必死的决心,致使日军遭到惨重失败。


第三部分:张自忠:血染洪山的抗日将领深明大义  临沂击寇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沿津浦铁路南北夹击徐州,然后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直扑平汉铁路,消灭郑州、武汉间中国军队,夺取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侵略攻势的核心是占领徐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样看重这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制定了以黄河、淮河为天然屏障的保卫徐州作战计划。可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榘在日寇进攻面前毫无退兵之计,丢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守鲁南,中国军队保卫徐州的计划被完全搅乱,只好临时调兵遣将,仓促应战。结果,第三军团长兼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部被日寇精锐部队、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围困于临沂,频频向战区长官司令部告急求援。    
    临沂,鲁南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门户,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由青岛直趋台儿庄、徐州,威胁陇海、津浦两路之安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李宗仁接到求援后,一面令庞炳勋“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李宗仁虽然下达了上述命令,可心中仍存顾虑。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皆冯玉祥部属,在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因庞炳勋倒戈反冯,并突袭张自忠师部,张险遭不测,彼此积怨甚深。李宗仁由此想到张自忠会不会见死不救,或者落井下石呢?他赶紧将张自忠召来,诚恳地劝慰道:“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    
    没等李宗仁继续往下说,张自忠以军人独有的语言答道:〃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请长官放心!〃随即,张自忠引领人马,一昼夜急行军180里,于3月12日黄昏到达临沂西郊。庞对张前来增援十分感激,和先一天到临沂的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亲自出城迎接,一同商议退敌之策。庞炳勋带着商量的口吻建议道:“第三军团原有五个团,现在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可否请荩忱兄接替城防,第三军团沿沂河西岸戒备,待敌决战?”    
    张自忠听后暗自吃了一惊,号称第三军团,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与精锐的坂垣师团决战,岂不是以卵击石!但他首先表示无论怎么决定,一定遵照命令执行,并进一步建议说:“应以攻为守,与其待敌进攻,不如由五十九军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危。”    
    在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部署后,张自忠立即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开会部署战斗,他对大家说:“我军在喜峰口、北平、天津、淮北等地,已经先后和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蛮横不可一世的坂垣,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到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既是战死疆场,虽死犹荣。”    
    庞、徐虽然同意张自忠建议,但又认为五十九军行军疲劳,应该休息两天再向敌人发动进攻。张自忠却坚持说:“兵贵神速!面对现代化装备的坂垣师团,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才能见效。应打破常规,提前行动。”最后,三人商定3月14日向敌人发动反击。    
    张自忠领受作战任务后,于13日夜率领五十九军迅速强渡沂河,14日拂晓向日军发动猛烈反击。五十九军虽然经过长途行军,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到坂垣师团的右侧背。  日军没有料到困守临沂的第三军团,竟会抽出兵力越过沂河袭击他们坚固的防线,更没有料到出现在他们防线之前的是五十九军的增援部队。在五十九军的猛烈攻击下,庞军防守部队乘机反击,两军前后夹攻,坂垣师团腹背受挫。经过几昼夜激战,日军全线溃退。乘胜追击到汤头附近的一一四旅,于17日夜冒雨徒步涉过沂河,趁日寇沉睡之机突然袭击,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日军又组织兵力反扑,经过三次拉锯式的白刃肉搏战,击溃了汤头的日军,敌人残部向莒县逃窜,解了临沂之危。此次战斗前后三天击毙日军4000余人,五十九军伤亡也在6000余人,全军第一线作战部队中,营长伤亡达三分之一,连排长则全部易人,可见战斗之残酷。16日,战区参谋长见五十九军伤亡惨重,命令张自忠率部后撤,但是张自忠要求再战一昼夜。他下令营团长全部到第一线指挥,师旅长到团指挥所,军长也亲临两师前线。黄昏时分,先以猛烈炮火向日军轰击,然后所有指战员投入战斗,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一时喊声震天,激战至17日凌晨2时,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被打得一败涂地,向临沂以北逃窜。    
    3月2O日,五十九军留下一个旅配属庞炳勋指挥外,主力奉命向费县集结,准备侧击滕县附近之敌。28日,坂垣师团调整补充,又猛攻临沂。五十九军再次奉命复援临沂。29日,张自忠在给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电中称:“职军两日以来伤亡2000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张自忠亲率部队三渡沂河,与日军鏖战七个昼夜,终于击溃日寇劲旅坂垣师团,毙伤日寇3000余人,击毁敌机1架、坦克6辆。临沂之战歼灭日军精锐部队过半,阻止了日军向台儿庄、枣庄前线增援,彻底粉碎了日军将坂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战的计划,并使台儿庄右翼阵地得到巩固,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有利的基础,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而被围歼。而临沂一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也正如李宗仁所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灭。”张自忠的功绩由此可见一斑。临沂之战后,张自忠被提拔为第二十七军团司令官兼五十九军军长。


第三部分:张自忠:血染洪山的抗日将领会战枣宜  壮烈殉国

    1940年5月初,日军由河南信阳、湖北随县、钟祥分三路西窜,企图与南下日军会师枣阳,消灭襄河以东的中国军队主力,减轻对武汉方面日军的威胁,进而掠取宜昌,叩击重庆大门,以胁迫重庆政府接受亡国的和平条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令右翼兵团总司令、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东渡襄河截击日军。    
    接受命令后,张自忠在师旅长会上说:“我们奉令守住这条线,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也要拼,我们就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得有价值、有意义。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5月1日,他在给部属将官的信中写道:“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表示:“趁未死之前,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可见,张自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立下了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    
    张自忠接到渡河截击敌人的命令后,将四个师的截击部队分为两纵队,已在襄河东面的左纵队分别向钟祥、官桥以北截击,右纵队由肖市渡河,经南瓜店向北截击。截击行动开始不久,部队连续报告战况不利,伤亡较重,张自忠焦灼万分。5月6日晚,总部召开会议,分析前线战况,张自忠感到国家正处危难关头,截击任务紧迫、艰巨,自己作为指挥员,应该身先士卒,马革裹尸,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他在会上提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认为总司令应该坐镇统一指挥,但张自忠仍决意过河,并将总部事务交由副参谋长刘家鸾负责,嘱其有特殊重大事情,可与副总司令冯治安商量。当晚,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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