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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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礼，回答洪亮有力：“太子与齐王作乱，秦王已举兵诛灭！恐惊动陛下，秦王特命臣入宫侍卫！”
李渊吓得面如土色，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今天见到这样的事！却如何是好？”裴寂一向偏袒建成，这时默默无语。萧瑀一向支持世民，对李渊说：“秦王功盖天下，四海归心。陛下只要立他为太子，将国事交托给他，必然无事！”李渊渐渐镇定下来，说道：“很好，我也久有此心。”
乾隆制钱，“隆”字下有铸作“NFEFB”字者，殆当时钱局偶尔书成别体，无甚深意也。某年，忽有客至海门厅，嘱各钱肆云，欲搜罗此等钱，愿一文偿二十文，且交银洋百枚为定。诘其故，云此钱中含有金屑。于是各钱肆搜于各乡镇，以十文购一文，逮积至数百千，则此客已不知何往。各钱肆赔累有差。细求其故，盖客先自携此钱数百千至海门，逮各钱肆购此钱时，则彼阴使人出售也。
玄武门事变，从当时整个政治形势、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一个极其大胆和冒险的行动，其成功的把握，实在并不大。关键就在于，李世民和他的谋士敢于选择这样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细心谋划，长久准备（收买禁军将领，必非一日之事），突然下手。当然，李世民也别无办法。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这里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个人气质。而李建成的失败，就在于他优势意识太强，既想除掉李世民，还想同时保住仁人君子的美名，结果自遗祸患，死于非命。正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权力斗争中，充满风云变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并不怎么相信优势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优势状况下也及早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个可能的对手尚未成为真正的对手时，就加以消灭。
从道德上讲，“玄武门之变”不算正义的。我们只能换—个标准，即像李世民那样有才能的人，也就有权去争夺他所渴望的东西。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正义”了。说到底，历史并不是按照道德原则发展的，玄武门事变的道德评价，似乎也不重要。我们不妨从做局的角度看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危机处理案例。在处于劣势的局面中，在没有退路的时候，一定要有果敢的精神和决斗的勇气，这样才可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巧用力才能扳倒大石头
在需要对付的人当中，由于对手的势力不等，要打败他们的难度自然不等。对付小石头，只要用力去扳，自然就能扳倒。对付大石头，光凭力气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用准力气，用巧劲，才能达成目的。
温体仁以弱胜强
崇祯皇帝即位后，由于肃清魏忠贤的余毒，造成了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内阁的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家。二人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准备合谋推翻内阁推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从而让自己挤入内阁。
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做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做为突破口，吹毛求疵，大搞他的材料，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项罪名都是崇祯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不禁勃然大怒。
第二天朝会的时候，崇祯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温体仁则早就深思熟虑，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质问钱谦益；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于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出班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仁忠心耿耿，对钱谦益则更恨一层。
崇祯自以为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辩，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下诏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通过这次当廷对质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的晋升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个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恶贼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
这次轮到温体仁惊慌失措了，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想以退为攻，主动向皇上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皇上的同情。他又趋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混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预机要。
在这个故事里，温体仁的势力远远不及钱谦益，但是他却成功地扳倒了这块大石头。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凭着力气用得巧。在对付强大对手的时候，要多动脑，想出对手的致命弱点在哪里，这样，你只要再用力对准出击，自然手到擒来。
李泌以逸待劳
以逸待劳，指的是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条件，凭借地形、地貌、距离等地理状况、阴阳寒暑的天气情况和白天黑夜的时间因素等自然条件，在充分弄清敌军兵力兵情，并且对双方主客观条件的实际情况有了正确分析把握的基础上，采取一边防御一边养精蓄锐，等待敌方劳顿疲惫、士气大伤之时，再转守为攻，从而争取作战的最大主动权。
从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以逸待劳强调对于来犯之敌要冷静观察，深入研究，发现敌方可以为我方利用驱遣的因素和环节，迫使敌人自我疲惫，自我损亏；我方则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抓紧时机乘虚而入，一举挫败敌人。这就是说，“待”不是消极盲目守株待兔式的坐等时机，而是不投入或少投入军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去摆布敌人，牵住敌人的牛鼻子，削弱其实力，消耗其锐气，在这种由不动而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战机。
以逸待劳是智慧韬略，是战略指导原则，不是具体的战术计策。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计策来达到以逸待劳的目的，这要根据双方的军情和主客观因素，因势利导，相机行事，调敌就范，后发制人。
以逸待劳，不能耐不住性子，心急等不得豆煮烂，急于事功，那就会半途而废或功败垂成。
“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两京陷落安禄山之手，唐玄宗逃亡入蜀，太子李亨趁机于灵武即皇帝位，白衣山人李泌成为帝王之师。
大唐的国力经此一乱而一落千丈，非但两京失陷，半壁江山沦入乱贼之手，而且人心惶惶，君臣惊慌失措，灵武的小朝廷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流亡政府而已。
所幸，安禄山立国不久，龙椅未坐暖，儿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为大唐恢复提供了大好契机。
李泌献平乱对策，曰：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千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阴，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这一策略的精髓是，唐军要尽全力占领今山西一带，则叛军主力盘踞的范阳（北京）、洛阳、长安三地，正好位于以山西为圆心的一条弧线上！唐军可以以山西为圆心，袭击三地，让叛军疲于奔命。
李泌的策略得到了贯彻。至德二年，郭子仪率主力兵马攻下了河东；固守太原的李光弼配合默契，一举歼灭围困太原之敌七万。南呼北应，两个主将因而控制了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战略要地。
范阳、洛阳与长安都是叛军非守不可的地方，当初占据时可谓大胜，如今却是三大包袱。这道半圆形的弧形曲线，自从郭子仪、李光弼两支队伍控制山西的地盘之后，便变成了一道要命的线！
从此，官军从山西奔袭敌军三大要地的任何一点，走的只是半径，而营救的敌军则要跑半个圆圈。要命的是，官军暂时还不急于决战，太原的李光弼只是作势要攻范阳，洛阳之敌非得千里奔援不可；郭子仪的河东军只需向河阳移动数十里，范阳、长安之敌也非千里奔援不可！因为河阳是伪都洛阳的北面门户。
在李泌的授意下，郭、李二将时而作势佯攻范阳，时而佯攻洛阳，时而佯攻长安，结果，叛军沿着这数千里长的弧线不住地往返奔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样，再强的队伍也非拖疲、拖垮、拖散不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泌“以逸待劳”的战略决策，要点便是占领山西这条“弦”，从圆心出发，走半径，佯攻敌之三大据点，牵动敌人千军万马，使他们往返数千里，不停地疯狂奔跑，拖垮它！
可惜，这妙计实施过程中被肃宗砍头去尾了！他先是杀了建宁王，使李光弼挺进范阳而无友军配合；继而，在尚未将敌人拖垮时，提前进攻长安，志在帝座的肃宗，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长安金殿龙椅之上；而追求天下长治久安的李泌，则是功败垂成，心灰意冷。
帝王师也有无奈的时候！
“安史之乱”延及九年，这九年战争虽然灭了安禄山、史思明，但培养了一批小安禄山、小史思明，终于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格局，导致唐朝最终亡于藩镇之手。
替罪羊与炮灰
我招谁惹谁了？
南朝刘宋时代，有个将领叫姚耸夫，干了点分外之事，结果就当了别人的替罪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元嘉七年（430），宋与北魏大战，建武将军杜骥奉命进入河南，收复失地。当时北魏已撤至黄河以北，杜骥驻守洛阳。洛阳原是东汉都城，但自东汉末年起连年战争，荒废已久，城内也无粮食可供军用。后来，宋军的主力部队攻打魏军失败，宋军全线溃退，杜骥也想弃洛阳城逃走，可又怕被宋文帝杀头。
在进退两难之际，天赐良机。原来在宋武帝刘裕攻下关内、洛阳一带，把夺来的钟鼎礼器都运往南方时，一口大钟掉入洛水之中，这时宋文帝派姚耸夫带领一千五百人去打捞，准备运回南方。正当姚耸夫的人拉钟出洛水时，杜骥派人来哄骗说：“敌人已经南来，洛阳势力孤单，现已把城池修理坚固，军粮又充足，所缺乏的就是人手。您如果率人马共来，咱们同守此城，等您立了大功之后，再取钟不晚。”
姚耸夫信以为真，于是率人马进驻洛阳。进城后发现城不可守，又无粮食，大呼上当，于是带领他的人出走。杜骥接踵而至，弃城南奔，并在文帝前告状，“我本想死守洛阳，可姚耸夫入城便走，致使人心涣散，都欲先走为快，不可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