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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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即帝位前，派王舜到太后那里去要御玺。老太太王政君这时才大梦初醒，大骂王舜说：“你们父子宗族蒙受汉恩，累世富贵，已经无法报答，怎敢趁人之危，夺取汉家的天下！你们这对兄弟，真是猪狗不食！况且既然是受天命改立新朝，就该自造新玺，又何必讨这不祥的亡国之物！我是汉家老寡妇，要带着这颗御玺一同下棺材，决不会给你！”王舜见姑妈如此发怒，跪下哀求说：“王莽一定要得到这颗御玺，太后难道能够真的始终不给吗？”老太太想想，也知道这事没有办法，取出御玺，往地上一扔。幸好她年老力衰，只摔坏了一只角。
王莽拿了这御玺，做了十五年皇帝。
王莽的为人，实际很早就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道德，具有否定正常人性的倾向，所以越是在道德上表现得超乎常人、令常人仰望不及的人，就越是背离正常的人性，因而其内心中越有可能隐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这就是大善大伪。
吴起吃了名声不好的亏
有很多人，头脑足够聪明，也足够厚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终难于成就事业。其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搞坏了自己的名声。因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不喜欢和阴险毒辣的人交往。所以，在做局的时候，不能只追求一时的胜算，坏了自己的名声。这是目光短浅的行为。
战神吴起正是因为名声不好的原因，遭到了很多次的失败。吴起与孙子齐名，他的武功战略那是不用多说的，特别的是，他不仅精通军事，还是颇有治国才能的全才。他无论流落到哪个国家，只要被委以重任，那个国家就不可思议地强盛起来。
如此才智卓绝的吴起，一生却受尽挫折，遭遇了无数的失败，最后的下场也非常的凄惨。这是为什么呢？通过事实分析，不难发现，他的“声名狼藉”使他屡屡不得君主的信任。
他原本是卫国人，为了成就事业，求学于鲁国名人曾参门下。曾参问他生平志向，他爽快地回答是权位金钱美女，一心崇尚礼仪教化的曾参自然是不爱听。吴起虽然没有丝毫的道德意识，但的确才华出众。曾子的学生们很嫉妒他，一齐在曾子面前告状，说吴起当初离家求学的时候，他母亲苦留，他却走得义无返顾，还许下宏愿，生平不做到宰相，就决不踏入家门半步。不久前，他母亲去世，他行止如常，谈笑风生，连半点回家看看的意思都没有。这一把算是击中了要害，曾参可是一位因事母至孝而名动天下的大孝子，当即气得脸色发青，二话不说，将吴起赶走。
离开老师，吴起投靠了鲁王。其时齐国大举伐鲁，举国上下无不惊惶失措，因为鲁国的国力根本无法与强齐相提并论。吴起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自己将兵，可保万全。鲁王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之时，将军们却一起向鲁王进谗言，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他本人又是卫国人，怎么可能专心帮着鲁国对付齐国？消息传到吴起的耳朵里，他马上砍死心爱的夫人，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到鲁王面前表忠心。
得胜还朝之后，那些将军们又一次在鲁王面前构陷说，吴起向来寡恩刻薄，无情无义，老母死了不回家吊孝，恩师受不了他撵他出门，现在更是闹到了杀妻求将，很难讲他以后会对您有多忠心。鲁王虽然很欣赏吴起的干才，但是仍然心有芥蒂。这种情况下，吴起只好仓惶出逃到魏国。
魏国的大臣也恨透了这个名声极臭的吴起。宰相公叔一直想离间吴起，可是武侯却对吴起青眼有加，居然有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吴起。公叔也是驸马爷，但是他的才能比起吴起天差地远，吴起要是也当了驸马，自己的相位只怕不稳。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吴起自行跳入。一次他在魏王面前说，吴起此人反复无常，不知他到底对魏国的忠心如何，不妨试他一试。魏王也一直有些隐忧，忙问如何试。公叔进言，您不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吗，明天召他进宫，直接问他愿不愿意做我们魏国的驸马。吴起此人向来趋炎附势，您也清楚。如果他对魏国真心的话，肯定满口答应，如果他借口推辞，那就是不忠。魏王同意了。
当晚公叔就请吴起做客。吴起席间发现身为相国的公叔居然恭敬地站在一旁，不住手地端酒上菜，亲自服侍公主夫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散席后公叔拉着吴起入内室，向他大吐苦水，极言驸马生涯的辛酸苦辣。自然，这是公叔和公主联手演的好戏。第二日，魏武侯问他是否有意迎娶公主，吴起婉言谢绝。魏武侯登时神色不善，知道相国所说不假。吴起察言观色，明白自己已经得罪了魏王，只得再次出逃。
的确，有些人，往往因为过于看重成功，而不择手段，忽视了自己的名声。这其实是非常不理智的短期行为。人在世上要立足，名声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名声，才能得到信任和帮助。名声不好，即使非常有才干，也容易遭到排斥。
表表高姿态来赚取名声
做局是运用谋略来获取利益的过程，无论如何都会惹一些人的非议，甚至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在社会上立足，名声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还是应该表表高姿态来维护名声赚取荣誉为好。冯玉祥与张作霖就演了这样一场戏。
北洋政府时期，拥有军事优势的冯玉祥与张作霖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但是，冯玉祥与张作霖不约而同地合演了一幕辞职的喜剧。
1924年冬，冯玉祥突然通电辞职出洋，各方面的人听到消息后，不禁咄咄称奇，刚刚冒险起兵推翻直系的政府，现在功成名就了却提出辞职，如果这样，那又何必当初呢？
不管众人怎么想，冯玉祥还是表现出“坚决”的辞意。并且，冯玉祥还亲自拜访对手张作霖，竭力解释说本人辞职具有决心。而张作霖也装作关切的样子，极力挽留，冯玉祥则用抑己扬人之法，大加赞赏了一番张作霖的才能，说：“大帅功高盖世，经验丰富，区区小事，凭你的才力就完全能够处理好，何用劳我呢？况且我的辞职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这样你支配眼前的局势更容易得心应手了。所以大帅不必劝阻我了，你的好意我领了。”说完冯玉祥就告辞回家了。
一向处事慎重的张作霖，在冯玉祥走后，仔细地琢磨着冯玉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最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他始终认为冯的举动很反常，其中定有原因。于是，他把冯玉祥的来访详情及其困惑告诉了段祺瑞。段于是11月26日又派吴光然、梁鸿志到旃檀尊寺挽留冯玉祥，到那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心想冯玉祥可真是说到做到啊，只见一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陆军检阅使署已经停止办公，冯玉祥也已到西山休养去了。
张作霖听说后感到奇怪极了，他闯荡了半辈子，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位“功成不居，急流勇退”的对手。他在与手下商议了几天后，也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在12月2日，出人意外地从北京赶回天津，把开进北京的奉军全都撤走，并且宣称关内的奉军也将全部撤回关外。他通电全国，表示：“此次政府人选，不参加奉籍一员，都门首善，不驻奉省一兵。业经通令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12月5日，他又通电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并向段建议裁撤巡阅使、管理各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这样，他在行动上比冯玉祥表现得更有诚意。
冯、张两人的辞职，使局外人直看得扑朔迷离，理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但是段祺瑞知道。对于张作霖，段祺瑞一点也不敢怠慢，12月10日下令准张作霖解除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派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开分别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本人指挥节制，各省巡阅使一律裁撤。这样张作霖本人仍然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至于冯玉祥，1925年1月3日令其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撤销陆军检阅使一职，并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代理第十一师师长。冯的另一大将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这样一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就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了。1月7日，段为了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又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得清楚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这样，原来两人想要而又不给的，经过这一“退”，就全都解决了。
这个故事里，冯、张两人演的还是“以退为进”的老戏。冯玉祥、张作霖看准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再说“旧戏”轻车路熟，演起来得心应手，他人难以立即看出破绽，通过表表高姿态，就能赚取声誉。不仅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树立了良好的名声。
声誉是无形的财富，是一个人在世上行走的通行证。所以，无论做什么局，怎么样做局，都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名声。
没有东风可造东风
有句老话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说出了做局者的心病。做局者要相机而动，这里的机，指的就是客观形势，意思就是说，只有时机成熟了，才能有所行动，有所作为。然而，很多时候，时机总是不成熟，甚至是缺少一两种条件。这时，应该怎么办呢？是一直等下去，等到无休止，还是无奈地放弃呢？其实，这种情况下，做局者要善于制造东风，进而成全自己的事业。
西汉的陈汤就是一个敢于当机立断，制造东风的人。
陈汤当时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校尉（正职）甘延寿奉命出使西域。当时郅支单于以武力兼并呼偈、坚昆、丁令三国，日益强盛，先囚禁汉朝的使者江乃始，后又杀死使者谷吉。郅支单于自知有负于汉朝，害怕汉朝出兵报复，就向西跑到康居（今新疆北境至俄领中亚）。康居王尊敬郅支，将女儿给他做妻子。郅支便多次借兵袭击邻国乌孙，深入到赤谷城（今山西孝义县西）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财物。乌孙不敢还击，而是远远地逃避，于是郅支拥有千里之远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很不尊重康居王，竟至一怒之下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贵人等数百人，还把一些尸体支解后扔进都赖水中。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到阖苏、大宛等国，胁迫他们年年给他进贡。那些小国慑于郅支的淫威，不敢不给。
汉朝也曾三次派出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者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以嘲讽的口吻说：“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汉使听出他的言外之意，竟有取代皇帝的野心，真是狂妄至极。
陈汤与甘延寿了解了郅支单于的这些情况后，于建昭三年出兵西域。每当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他都登高远望，认真观察、记忆。这次出使西域，只带着一支护卫军队，而不是征讨大军。当他们走出国境时，陈汤便对甘延寿说：“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如果他再发展下去，必定是西域的祸患。现在他居地遥远，没有可以固守的城池，也没有善于使用强弩的将士，如果我们召集起屯田戍边的兵卒，再调用乌孙等国的兵员，直接去攻击郅支，他守是守不住的，逃跑也没有可藏之处，这正是我们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
的确是大好时机！但是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朝廷的圣旨。没有朝廷的授权，他们就不能调动各方力量来成就这个局。
但是，要取得圣旨并不容易，那些朝廷公卿都是些凡庸之辈，不会同意陈汤的做法。甘延寿也主张没有圣旨，就不可以自作主张。
陈汤等了一天又一天，东风总是不来。怎么办呢？难道眼睁睁地放弃这大好的机会。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陈汤的心情非常矛盾。
焦急之中，陈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造东风！于是他便果断地采取了假传圣旨的措施，调集汉朝屯田之兵及车师国的兵员。甘延寿在病榻上听到这一消息时大吃一惊，想立即制止陈汤这种犯法的举动，陈汤愤怒地手握剑柄，以威胁的口气呵叱延寿：“大军已经汇集而来，你还想阻挡吗？不抓住战机出击，还算什么将领？”甘延寿只好依从他，他便带领起各路、各族军兵四万多人，规定了统一的号令，编组了分支队伍序列，大张旗鼓向北进发，最终打败了匈奴，为遇难受辱的汉使报仇雪恨，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国的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