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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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殆至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
自己获利,也要让别人获利——这应该成为做局者时刻牢记的规则。否则,你只能成就一时,从长久来看,是要失败的。因为,第一局做成后,大家都在盯着所得的利益,此时,你是如何做的,大家是非常关注的。
气度决定格局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看得远,才能干得大。的确,对于要成就一番大事的人来说,富有远见卓识是非常关键的素质。晚清大商人李宏龄因经营票号而卓立于当时商界,创造了不少商界奇迹。他绝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商人。
有策蹇觅食之董小乙,一日,送客归途遇一妇,两情相洽,偕归家同宿,拟结秦晋之好。妇人曰:“我有银三两,明日买绸为汝制衣。”次日晚,小乙买绸归。越日,取绸视之,有小蛀孔数处。妇人恼甚,曰:“如此不经心,何能成家立业!”即入厨作炊。食毕,命小乙去换。小乙至绸缎铺,彼此争执不能决。妇忽至,落落数语,而铺主奉茶婉谢。小乙见茶即饮,饮毕掷杯倒地,七孔流血而亡。妇抱尸痛哭,谓铺主以茶毒死其夫。铺主烦邻右以五百金寝其事,妇遂策蹇而去。
李宏龄所在的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先世也曾经商致富,后遭战乱中落。1868年,李宏龄经同乡曹惠林推荐,入蔚丰厚票号。他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时局动荡之时,许多商人纷纷破产,而李宏龄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愈做愈强,这与他独具远见,目光敏锐且管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商场如战场,一招不慎,便有可能一蹶不振,血本无归。而李宏龄在商战中,屡战屡胜,靠的就是他决战商场的灵活机动、义利双行的经商思想。
首先李宏龄总是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灵活行事。李宏龄有着大商人的气度,在面对纷乱的时局变故中,他不采取一般商人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加以吞并的办法,而是以长远的眼光坚持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渡过难关,先后以巨资接济,避免了连锁反应带来的“一损全损”的局面,进而巩固了在同行业中的地位,扩大了业务关系。而且他不像传统商人,一旦盈利,即将大量银钱或窖藏或挥霍,而是将获利的资本拿出来继续投资、扩展业务,进而达到资产升值。李宏龄在主持票号时,坚持顾主利益至上,对顾主讲信义,因而获得顾主们的普遍信任,由是蔚丰厚票号名声益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最受瞩目的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票号改革的远见。在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国内、国外的银行成为票号极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这种对手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身份的特殊,使得票号无法与之力争。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多方拉拢,使得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获得了一定的数额。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具有的优越地位,使得票号的生意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而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他们凭藉外力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他早已看到了民族商业的求生之难,因而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与游历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台、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而且他还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得到各地票庄的普遍支持,在李宏龄的带头下,各庄纷纷要求改组票号。与此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但是,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致使这唯一改变票号出路的办法束之高阁。山西票商由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数年之后,悄然无息。
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势纷纭中,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由此,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
气度是一种眼界,要求做局者能看得长远,看得透彻,只有眼界上去了,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
气度是度量,要求做局者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始终从做局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理智。
气度是勇气,在关键时刻要有战士姿态,有决战的气魄。这一点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做局者成功就成在关键时刻敢于拼一把,而失败的做局者何尝又不是因为怯懦和犹豫。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做局者要有气度,因为无数的案例都证明了气度决定格局。
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
王莽的伪善面具
名声,是做局的资本。名声不好,别人怎肯入你的局?东汉王莽擅长沽名钓誉,鼓吹仁义道德,使自己罩上圣人的光环,制造天命所归的假象。他精心设计的这一切,其实是一个篡夺汉室的局。
王莽属于汉朝的外戚,王氏家族在西汉末年显赫无比,全是因为皇太后王政君。王太后是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成帝即位以后,把王太后的几个异母兄弟,也就是他的舅舅全都封了侯,尤其是王凤(太后同母长兄)为大司马、大将军,掌管朝政,权势最重。
王氏一时贵盛无比,一个个比奢侈,赛豪华。金银珍宝,从四面八方献来,家家姬妾成群,奴仆上千,府第宏丽,可比皇宫,歌舞不绝,狗马奔逐;作威作福,无人敢问。从来外戚势力之大,没有到如此程度的。
然而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便是王莽。他的父亲王曼,是皇太后的异母兄,但死得早,未赶上封侯。王莽的堂兄弟们,全是侯门之子,富贵尊荣,飞扬跋扈,相比较而言,王莽家就冷落寒酸多了。但不管怎么说,王莽总是皇太后的侄子,要抖抖威风,敲敲竹杠,总还是有办法的。但他并不如此。他生活俭朴,读书勤苦,喜欢结交京城中的名士,而疏远那些游手好闲的贵公子。至于待人的谦虚恭让,更是有口皆碑。走出门来,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儒生,别人绝想不到他竟是太后母家子弟。对于母亲和寡居的嫂嫂,他悉心照料;对几个叔父,也十分尊敬。大将军王凤生病时,亲生儿子不过装模作样来看看,作为侄子的王莽,却一直侍奉在病榻前。每逢吃药,他都要先尝一口。到王凤病重时,王莽个把月没脱衣服,困了就在床榻前躺一会,弄得蓬头垢面,如同囚犯—般。王凤实在感动,临终前特意向太后和皇帝交托,请他们照看王莽。
太后王政君听了大哥的嘱咐,想到诸兄弟都已富贵,唯独王曼早死,门庭冷落,心中也觉悲哀。于是让成帝给王莽授官,拜为黄门郎。大家看出太后的心思,也确实感到王家子侄中以王莽最为贤明,于是纷纷帮他说话。叔父王商提出要把自己的封邑分一半给王莽,让他也封侯,朝中大臣接连上书,夸奖王莽德行才干俱优,应该重用。因此,王莽在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为新都侯,官职升迁到光禄大夫。到此,王莽在兄弟辈中,已经是最显达的了。但他越是爵位高、官职显,就越是谨慎小心,温良恭俭让。家中不蓄财富,倾其所有,赡养宾客,资助名士,交结将相列卿。
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他的儿子王光由王莽收养,在太学中读书。一天,王莽休假,特地载了羊、酒去慰问王光的老师,就连一起读书的同学,也各有所赠。以他这样尊贵的身份,如此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是很少有的。太学生们齐来围观,那些德高望重却又寒酸的博士(约等于今之教授)们,更是感动得叹息不止。当时虽没有报纸可以发一条新闻、登一张照片,但太学生全是贵族、官宦人家子弟,这消息自然不胫而走,传遍长安。
又有一次,王莽买了一个漂亮婢女,不知怎么,给那帮堂兄弟们知道了,未免有些风言风语,说是平常装得好看,其实大家还不是一路货?王莽就对别人说:“并非是我要这个女子,而是因为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听说这户人家的女儿都擅长生儿子,我特地给朱将军买的。”当天就把这个婢女送到朱家。
上上下下,许多人得了王莽的好处,都争着给他说好话。至于一帮专靠王莽养着的游说之士,更是奔走不休,到处宣扬。王莽的声誉一天高过一天,渐渐压过了他的叔父们。不久,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死,他登上了大司马的高位。
此时王莽的谦虚、恭谨、俭朴,种种美德并不因为位极人臣而稍有减退,反是愈加增进。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朝中公卿、列侯均派夫人前往探视。这些贵夫人,无不是绮罗飘曳,珠宝耀彩。来到王府,只见—个女人,衣不及地,套裙仅到膝盖,而且色泽素淡,质地粗陋,出门来迎接。众夫人都以为是王家的仆妇,但听其言辞,却以主人自居,大惑不解,问明白后,才知是大司马王莽的正夫人!众夫人个个大吃—惊,觉得王家的节俭,实在超乎常情。
王莽这样竭力克制自己,矫情求名,不能不说是非常费力的。但他辅政仅一年多,由于成帝的去世,几乎前功尽弃。这是因为成帝没有儿子,继承帝位的是定陶王刘欣(成帝侄),是为哀帝。王政君这时升了一级,称为太皇太后,依然很尊贵。但哀帝有自己的亲祖母和亲娘,也都跟着进宫来,他们自有一个新的外戚体系,等着要掌权。王莽拼命挣扎,竭力贬低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法定地位,说她们只是藩王的姬妾,不能同太皇太后相提并论,哀帝既是入继大统,就应该尊奉成帝的母家,不应以个人的骨血之亲破坏国家的大义,想以此为由阻止傅、丁二姓外戚势力的膨胀。然而哀帝是成年即位的,哪里会听他那一套?结果王莽被加上不敬的罪名,遣出京城,去新都侯封邑(在今河南新野)居住。
多年的惨淡经营,眼看就要付诸东流,王莽怎能甘心?他在侯府中闭门不出,暗中仍保持多方面的联系,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时,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官奴。杀奴,按法律说是犯罪行为,而实际在显贵阶层中,又是常有的事情。通常,无论想个什么法子,都可以蒙混过去。但如果为政敌所利用,也可能成为攻讦的把柄。王莽左思右想,不仅要把这可能存在的隐患消除干净,而且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把儿子找来,严厉指责一通,最后说:“我多年克己奉公的名声,岂能为你这不孝子毁于一旦?你自作了结吧!”王获面如土灰,“扑通”跪倒在地,双泪长流,苦苦哀求说:“父亲将儿子送入官府,依法治罪,也不至于死啊!父亲难道竟要杀子以求名么?”王莽拔出剑来,扔在地上,面部肌肉僵硬如石,两眼向天,一语不发。王获见此情景,心冷已极,拾剑在手,恨恨说道:“儿成全大人!”遂自刎而死。王莽便将这案子报了地方官。这种大义灭亲、严于律己的行为,令人们大为震动。自王莽被迫离京后,一直不断地有官吏上书,批评对他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