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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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外传媒纷纷报导，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及有关
方面相继调阅，一些学者也在报刊发表评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就更多。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报告提出和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而
且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2）报告的“进谏”性质和目标明确，报告的结论正好符合了某种
政治的需要；
（3）作者的鲜明立场，文章的磅礴气势，大量的数据实证和旁征博
引。
这一切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真可谓举世瞩目。然而，《报告》

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是一般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而是

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问题。至于《报告》作出的

回答，则很难令人满意，仔细读来，总感到其理论依据不足，甚至还有

些偏执，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对于考察这样的问题是否恰当，也值得怀

疑；如果理论和方法出了问题，那么，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的正确性也

就发生了动摇。

为了以下的讨论不至于发生误会，首先需要对国家和政府两个概念
作出明确界定。在人们平时的理解和运用中，国家似乎与地域联系得比
较紧密，而政府则与权力结合得更加紧密。从权力结构来看，现代国家
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政府则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
政府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
＝政府；狭义的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经济学上的政府一般指广义
的政府。《报告》虽未明确指出，但却是这样运用的，本文指出这一点，
是为了更方便地运用这两个概念。

二、国家作用：积极，还是消极？

《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为

了得到这一结论，作者不仅考察了中国国家能力下降的事实，而且分析

了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在这种分析中，作者明确

①　盛洪、张宇燕等曾阅读过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也就本文的评论召开了专
门的理论讨论会，胡鞍钢先生应邀参加了讨论会，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有助于笔者准确把握《报告》
的精神。在此一并致谢。

告诫人们，“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
（《报告》页128，以下只注页码）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有没有人这样认
识和主张，对于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国人来说，仍然是警世之言。
但是，从《报告》的基本倾向和具体论述中，人们却看到和闻到了国家
万能论的味道和神化国家的企图。这集中反映在作者如下的论述中。

1）国家（其代表为中央政府）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
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第1　页）

2）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重要特点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市场经
济体制相互并存、摩擦和冲突，中央政府的职能就是要减少无序、缓解
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地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
（页135—136）

3）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观念冲突和转变过程，需要国家向社会公
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页136）

4）改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
有这些成本和代价都是由政府支付的；（页138）

5）国家干预本身对市场发展是“友善”的，有利于促进统一市场的
建立和健全。（页140）

这里，发生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
中的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政府的行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
从上述引文来看，《报告》的回答是肯定的。而理论的分析和历史的经
验都说明，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是片面的，而不确定性才是真实
的。究竟是得到肯定的结果还是得到否定的结果，取决于很多条件。这
也许是从“诺斯悖论”中引伸出来的，或者是对“诺斯悖论”的另一种
表述。

根据诺斯的研究，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
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一些政治…经济单位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但
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经济单位最终导致经济衰落更具有必然性。为了解
释这种现象，诺斯提出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认为国家有两个目的：
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
化；二是在此前提下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
增加。这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
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
久的冲突。（诺斯，1981）

诺斯的理论说明了一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很多
社会却无法实现的原因，但是，对于解释制度变迁，特别是说明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们还可以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以及市场制
度和国家制度的相互关系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虽然都是一种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但却有着
不同的逻辑和观念。所谓市场制度和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
易。所谓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
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个人权
利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基础，其实施就是权利的让渡和交易，作为人们
相互之间的一种认可和允诺，一方面，它独立于权力之外，也不受权力
的支配；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脆弱，无力自保，最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侵


害；它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最害怕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是一种
合法使用强制手段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
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它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国家的出现
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
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奥尔森，1982）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
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
征，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
人是无能为力的。正是由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
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中的
作用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种积极作用既可能是统治者
出于租金最大化的考虑而自觉实现的，也可能是出于力量对比的考虑而
不得不为之的；而其消极作用却往往是统治者为追求租金的短期最大化
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可以说是俯拾即
是。下面略举一二。

例1，保护私人产权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我们已
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尚未
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虽然在1982　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承认了私人企业的存
在和发展，但还是留着一个长长的尾巴，以至削弱了人们积累财富的激
励，助长了奢侈性消费的发展。至于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明里暗里侵犯私
人产权的事例更是累见不鲜。这既不利于市场制度的正常发育，许多制
度创新，如股份合作制等，都是在国家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的情况下出
现的，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例2，国有企业是依靠国家权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现行国家权
力的主要支柱。改革以来，由于本身机制的僵化，国有企业经营不善，
大量亏损，资不抵债，政府对亏损企业采取了输血政策。也许有人会说，
由于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建立或不完善，这样做是为了稳定大局。但是，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与其说是国家力量不足，不如说是国家对经济
活动实行干预的结果。

《报告》其所以把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中的作用看作是积极
的和自觉的，不仅同作者对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片面认识有关，而且也
同作者的基本理论倾向和哲学观点分不开。

《报告》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非自发的过程。这是对
的，但不完全。自发者自然发生之谓也，非自发者，强制实行之谓也。
在我国建立市场制度既非纯粹自发的过程，亦非纯粹强制的过程，而是
一个自然发育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过程。不错，有些改革是由政府首先
发动和组织的，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性质，（林毅夫，1989）但是，
也有很多改革，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先由群众自发地搞起来，
然后得到政府的认可；先是在局部地方合法化，然后才在全国合法化。
在这里，政府的作用只在解除禁令。

《报告》认为，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是减少体制转轨、社
会转型的无序、冲突和混乱。这也不错。但是，国家也可能制造转型的
困难，增加转变中的无序、冲突和混乱。须知，计划经济制度是依靠国
家权力建立起来的，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与其有着共生共荣的密切关
系，现在又要由政府自己来改变它，因而，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在很大程


度上是一个政府自我改革的过程。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动
力，政府的行为往往是矛盾的，其举措的明智和自觉是有限度的。

《报告》强调，国家要向社会公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如果说前述
两点还有某些真理成份，那么，这一点就很难说了。如果说社会公众的
计划经济观念和知识是靠政府灌输的，那么，他们的市场经济观念和知
识就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灌输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活动实践中学习和取
得的。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把政府摆在了救世
主的位置上，现在，《报告》又提出了向群众灌输市场观念，唱的仍然
是同一个调子。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哲学和逻辑格格不入的。从这里
人们看到了国家高明论的影子，政府及其官员是先知先觉的智者和超
人，而社会大众则是不谙世故的芸芸众生，需要国家的启蒙和教化。

《报告》正确地指出，改革需要花费成本，转型也要付出代价，但
这些成本和代价由谁承担呢？《报告》给人们讲述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
描绘了一个慷慨大方、公正无私的政府形象：改革是由政府提出和发动
的，改革的成本和代价都是由政府支付和承担的，大家尽管放心地坐享
改革的成果和收益！事情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改革的成本与其说是
由政府承担的，不如说是由社会大众承担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报告》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国家万能论和
政府高明论。中国具有这种理论生长和流行的肥沃土壤，远的不说，改
革前的30　年，这种理论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否则也不会发生“文
革”那样的悲剧。国人在这方面的背负实在太重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
既有赖于发挥国家的作用，也有赖于打破对国家的迷信。我们不应当再
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国家神话。（卡西尔，1946）

三、国家能力：强好，还是弱好？

既然《报告》所持的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观，（刘军宁，1994）那么，
对于国家能力的看法也就不言自明了。在这里，作者的逻辑是贯彻始终
的。作者强烈主张增强国家能力，大幅度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实现一种“强政
府”、“强中央”的格局。然而，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3…1　什么是“强政府”、“强中央”？

《报告》提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认为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调
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四个方面，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
的国家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和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并且明确主张
以前述两个比重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这两个指标值高，就是强政
府和强中央，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就有利；反之，就是弱政府和弱中
央，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这种观点的优点是清楚明确，可以
度量，易于把握。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就可以发现其
中的问题所在。

既然《报告》把两个指标值的高低作为判断“强政府”、“强中央”
的标准，那么，这两个指标究竟达到什么水平就是强和弱的分界呢？是
不是越高越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