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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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论题基本落空。
然而，我依旧要指出，《权利》一书论者的努力及其所体现出来的
使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并不会因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而遭完全否
定。如果以此为基础并对现存的问题力求认真而严肃的反思和纠正，法
学的中国学派的基础得以确立，当是不远之事。
胡旭晟：首先应当承认，众多学者联手探讨中国的权利问题，而其
成果又以如此规模和速度面世，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同时，就其
整体水平而言，它在短期内恐怕还会代表着中国法学界关于权利研究的
一种水准；此外，该书分别从观念（意识）、规范和体制三个层次楔入
问题，这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不过，说实话，刚才朱苏力的发言
对我的鼓舞比本书给我的鼓舞还大；对公开出版的著作，以纯学理的立
场做如此尖锐、周详、况且是面对面的批评，这在当前不仅十分罕见，
而且极为可贵。中国法学界太需要这种真正的学术批评了。对苏力的勇
气和学术眼力，我表示由衷地敬佩。但在对书的评价方面，我并不完全
赞同苏力的观点（尽管该书的确理论预设太强，而且在整体上还缺乏足
够的理论剖析）。我认为价值预设对研究权利问题是必要的，朱先生过
于贬低了。因为：（1）中国的权利发展本身就有一个西方价值的预设背
景，“权利”本身就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联系近一百年来中国权利
发展的历程来看，研究者们的价值预设是具有必然性和先天性的；（2）
每一个研究者实际上都无法做到价值无涉；何况“权利”概念自身就具
有浓厚的价值意味，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甚至研究之先便带有某种价
值期望或价值倾向，这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3）价值预设不是凭空产
生的，这些作者们也是从生活中感受到问题、产生出期望，它本身就是
现实的产物，因而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朱苏力：
声明一点，我不反对价值预设，但要Keep open）。此外，该书虽然大量
运用了社会学方法，但以纯粹的法律社会学标准来评价它、要求它，这
可能也并不完全公允。
在对具体文章的评价上，我也与苏力先生有些分歧，比如，对第13
篇孟宪范等人的文章，我评价不高，一是其理论分析（尤其是法理阐释）
太弱，二是其典型性和普通性值得怀疑，因为其材料只是河北的三个村
庄，而河北并不具有当代中国的典型代表性。相反，我对贺卫方、张志
铭的文章评价更高些，它们不仅在这本书里要算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
说代表了中国目前有关“法官”和“律师”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
刘海年：听了前面几位学者的发言，很受教益。尽管对其中有的意
见不敢苟同，但严格要求，敢于提出批评，使讨论会摆脱了一个时期以
来书评流行的模式。这种认真的态度有利于学术发展。
我对这部著作是肯定的。如果将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下，它的成功之
处就更明显。大约是1992 年底或1993 年初，当主编提出这个课题，粗
线条勾画出他们的设想，说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发展与权
利保护进行研究，在方法上搞一个与流行法学方法不同的项目。我就觉
得是个好主意，应当予以支持，我国的法律强调义务有其传统，许多时
间在许多问题上对权利保护注意不够。本来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在实
际运作中二者要取得平衡。学术界有强调权利或提出以权利为本位，也
有强调义务。这是学术问题，完全可以讨论，但当时权利本位却受到一
些人的批判。大约是1991 年初，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对人权进行研究，
以后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曾经被学界一些人视为禁
区的人权理论也活跃起来了。但到1993 年，人权研究如何深入发展，社
会主义人权保障制度如何建立和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个项目就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科学研究时曾说，现在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研
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
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研究遇到极大的困
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
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本书的作者们正
是在我国许多统计数字缺乏或看不到的困难情况下，以其力所能及深入
调查研究，实现他们的设想。书中的一些数字可能不准确，一些情况也
难免不全面，但他们的努力是可贵的，著作也是成功的。
有同志对书提出的具体意见，我觉得有的也可以商榷，譬如关于律
师制度。目前律师界有向钱看的人，但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是了不起的。
我们国家很大，发展也不平衡，有些偏僻农村还很落后。人们企望以法
律保护自己的权利，需要人指点，律师就要提供这样的法律服务，以人
口比例看，我国的律师数量还应大量增加。要看到，我国律师业的发展
也是走了曲折道路的，50 年代曾试点建立，但实际上不被重视，那一批
律师很多都被打成了右派。律师制度随后也就被破坏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律师制度又重建，现在发展到7—8 万人，他们对我国的杜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做了许多工作，总体说是好的。有些人出了些问题，这
几年不少人过于看重钱，出现了不正之风，甚至违法乱纪，律师界应当
自律，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督，但不能因噎废食。我国律师业还要有
个大的发展。
又譬如，关于提高法官的素质。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法之后，如
何依法办事，确保法律的实施，就要有较高素质的法官，而提高法官素
质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发展法学教育，使我们的法学院、法律系成为培养
法官和司法干部的主要基地。没有高质量的司法干部队伍，社会主义法
制的完善，公民权利保护就会成为空话。一些地方出现冤假错案，经济
案件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当然和地方领导干涉有关，但司法干
部不能坚持法律和制度也有关系。书中提出加强法学教育，无论如何是
对的。
我同意苏力关于社会学方法论提出的一些看法。这部书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法社会学著述。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体会课题组的
苦衷。还是小平同志说的，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大困难。我们的研究
不应带框框，但在缺少具体统计数字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有基本估计的，
在这个意义上又不能不带框框。不是严格意义上法社会学著作也好嘛，
这也可能是个发展。课题组的同志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作出了新探索，其
著作也是成功的。
赵晓力：关于“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首先必须强调，对当事人
的“权利”进行评价和排序的最好人选是当事者本人。他人可以无限接
近地以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去“模拟”当事人的主观感受，但永远
不能代替他/她。这是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一个个人主义和主观主
义的态度。它实际上承认了即便是最热忱严谨的学者也不可能做到“全
知”，尤其是对他人的那些“无言之知”。从这个立场出发，我认为在
一个“实证的”或“社会学”的研究中，用学者或学者所接受的西方价
值取向来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评价和排序是极其危险的。
霍菲尔德对权利—义务概念所做的语义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无疑
十分经典，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应用于中国问题（参见夏勇：
“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霍菲尔德
的分类，即霍菲尔德指出“权利—义务”范畴的多重含义，实标是强调
了不同权利的“强度”问题，而这也正是科斯与阿尔钦等重视或研究过
法律或法律史的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权利是相对的。当事人追求的不是
把一种权利推到极致，而是权衡利弊使总收益最大。如果我们从中国本
土特定“权利”的强度或“相对性”出发，也许可以更快地逼近问题的
核心。
以问卷中曾提到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例。秋菊声
称，村长不能往她丈夫“要命的地方踢”。一个受过法学训练的人可能
马上会指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任何侵犯，不光
是要命的地方，不要命的地方也不能乱踢，等等。但是倘若我们从秋菊
和村长的角度去看，他们的“共识”可能是，村长可以（有权）向秋菊
丈夫不要命的地方踢（在秋菊丈夫对他有所开罪的情况下），但他也有
义务在秋菊难产时无偿地组织村民把秋菊及时送往医院。这里的权利—
义务关系在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看来也许是荒谬和费解的，但是
就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经验而言，这种“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又的
确存在。我们要防备的是，在贸然地取掉了跷跷板一头的时候，整个平
衡也许已经被打破了。总之，谁都没有理由代替别人作选择。
关于权利保护。坚持以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我认为当
事人对权利保护方式的选择，跟他/她在市场上选择一种商品和服务没什
么两样，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盘算价格性能比。对于法官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指望他能“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参见贺卫方：“通过司
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他关心更多的也许
是自己的收入和升迁。同时，我也不认为学者不能呼吁“社会正义”，
难道学者能呼吁“社会非正义”吗？我所关心的是，存在不存在这样一
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能使以上的种种打算都最大限度地得到
实现，以及中国现存的司法制度能否满足这些广义当事人的愿望。
贺卫方关于中国法院的“内幕”或曰内部逻辑的分析，对于官方舆
论对法官角色期望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是全书中最吸引人的。它不光
保存了资料，而且为今后保存了这个时代对于这些材料的解释。我们从
中可以看到，到底是那些力量在塑造着中国的司法界。
梁治平：我谈一点个人意见。
开会之前，我用了两天时间来读这本书，结果只读完前面6 篇文章，
大概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所以，严格地讲，我只能对这部分文章发
表看法，当然，我尽量谈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可
能超出这6 篇文章，甚至可能超出这本书本身。
坦白地说，我读这些文章以后的感觉和我原来的期待之间有一个明
显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我也这样问自己。仔细考虑一下，
可能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是一部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和对事实
的分析，因此，我有理由期待它给我一些超出我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一
般印象的东西。结果我很失望。举例说，高鸿钧的“中国公民权利意识
的演进”这篇文章，结合问卷调查系统地讨论了有关中国公民权利意识
的一些重要问题。但是整篇文章读下来，对于中国公民意识这个问题（这
也是我最想了解的问题），我仍然所知甚少。因为这篇文章更多是泛泛
地谈论“公民权利意识”，而很少停下来仔细、深入地分析这个字眼在
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含义，因此，它很少告诉我们倒底什
么是“中国的”公民权利意识，它们过去的情况怎样，现在又发生了什
么样的变化。刚才晓力在发言中提到《秋菊打官司》里秋菊和村长之间
可能存在的“共识”，这就是一个值得认真看待和分析的可能说明“中
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实例。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给一个说法”这句话。
自从《秋菊打官司》播放以来，“给一个说法”这句话已经家喻户晓，
不仅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新闻媒介上，也经常能听到和看到人
们借这句话来表达他们提出自己主张的动机，换句话说，“给一个说法”
这句话可能包含了有关“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极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
会的信息，可以深入发掘。可惜，高文不太关注这类问题，即使遇到这
类问题也没有认真对待。还举一个与《秋菊打官司》有关的例子。课题
组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问秋菊为“讨个说法”付出很高代价，这
样做是否值得。答案选项有四，其中后两项分别是“出了一口气，基本
值得”，和“维护自己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