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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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古帝王的道的表现，而孔子的经更是这个道的记载。”在这样一个传统里，早期儒家人本主义的精神得不到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
　　　　3。相信命运。地不分中西，时不分古今，相信命运大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不同者，只是在程度上有强弱而已。命运观念似乎可以做这样的了解：人相信命运如果由于信仰超自然的力量，或是由于被困在不可克服的限制中，那么他相信命运就不必然与权威性格相关。如果是由于维护人世间的权力，而悉心制作出一些人为的权威，尤其是这些权威经常要和我们发生不可避免的亲密关系，人们在这些权威控制下，毫无选择的余地，因而只好对生活抱宿命的态度，在这情形下，人相信命运才是表现权威性格的特征。生活在中国传统中的人，所以特别相信命运，乐天安命的思想普遍深入人心，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形。一个人自作主宰的能力和余地越大，相信命运的程度必越弱；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异见，又教条横行，相信命运的程度必越强。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特征（2）
　　　　4。二元价值观。二元价值观有两种，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是恶性的。中国传统讲夷夏之辨（“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禽之辨（“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如果只限于主观的判断，或只是代表一种道德制裁的标准，都只能算是良性的。传统利用“义利之辨”，轻蔑功利，打击商人，甚至不许商人之子参加科举，这也是恶性的。正统、异端之说，是典型的二元价值观，孔、孟之道被视为正统，杨、墨、佛、老之言，则斥之为异端邪说。所幸历代最有权力的帝王，有的信佛，有的信道，如果帝王利用孟子斥杨、墨，理学家辟佛、老之言迫害异端，其后果会如何？人类史上，把恶性的二元价值观发挥到极致的，大概要数希特勒的纳粹党。纳粹党把任何一个阻碍希特勒愿望的人或东西，都一律视为“犹太”、“没落”、“腐化”、“民主”、“国际主义”，然后再加上一个最厉害的侮辱：“非雅利安”。另一方面，任何希特勒愿意称为“雅利安”的东西，都一定是高贵、善良、勇敢、荣誉。因此无论他号召人民做什么事，总是叫他们“完成雅利安人的传统任务”。在这样的二分下，好的变成“绝对好”，恶的变成“绝对恶”，二元价值观与权力相结合，便自然会使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扑灭“罪恶”。从这种观念出发，杀害犹太人就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必须有系统地、认真地执行。一切富有煽动性的辞令、宣传，无不善用二元价值观，古今皆然。因此，二元价值观，不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可以用来作为护卫权力的战斗武器，带来弥天大祸。
　　　　5。认同于权力人物。认同于权力人物，和服从权威不同。服从权威是被定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上，绝不可僭越；认同于权力人物，除了对权力人物怀有欣慕之情外，还可以顺着一定的阶梯，使自己也能变成权力人物。就中国的传统看，权威性格投射而扩大的另一片银幕，就是代表身分高下的社会阶层。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皇族，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的儒吏层系，士绅、地主、农民、工商和其他，阶层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愈接近最高层的人，在社会所享有的权力可能性也愈大。儒吏是帮同皇帝统治的，士绅和地主与儒吏的关系往往只不过是在朝在野的分别，农民比其他行业有较多的机会向上爬。这种以权力为衡而安排的社会阶层，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对权力人物的强烈认同。流行的谚语中，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正是这种社会的最佳写照。
　　　　6。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一个具有权威性格倾向的人，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谈起话来总是自以为是，不喜欢聆听别人的意见，更不耐烦与人讨论，思想的表达采取独断论式。这样的人物，不要说在传统时代比比皆是，即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依然很普遍。明明只是普通的谈话，却要把它当做“训词”；纵然是上司不成熟的意见，下属却总是看做“奉谕”。既然是“训”是“谕”，自然是不会错的。这种风气，使那些有权向人“训”话下“谕”的人，很容易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
　　　　就中国传统看，道统权威的塑造，可能是我族中心文化观的有力支柱。由道统的观点出发，中国自然是代表“文化上邦”，其他民族都应该“万方来朝”，“四夷宾服”。这种想法，在清末曾使中国与西方之间，产生过许多纠纷。至今有些保守人士，仍不加论证地就肯定“中国文化为救世界的宝筏”，好像中国人总负有一种“使人归向文明的使命”。平常我想发这种言论的人，也许只要看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多吸收点比较文化的知识，就能改过来。现在我觉得，这类言论，正是权威性格的护身符，问题不在知识，而是在性格上。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改变（1）
　　　　强烈的权威性格倾向，存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以上两节做了有力的说明外，大抵已被有关学者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过百年以上急遽的社会文化变迁后，权威性格改变了没有？如果有改变，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
　　　　根据国人所做的少数研究中，到目前为止，对这两个问题，都还不能提出确实可信的答案。不过根据个人经验的观察，现代的家庭组织、教育制度，和传统时代比较，都已起了很大的转变，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多少都要有相应的调整。传统的家教和法律，都全力在支持绝对服从父母和长上；现代的家教和法律，事实上已不是如此。纵然有人不断提倡，企图恢复传统式的孝道，但当这类行为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拒绝时，自然不能产生效果。生活在变动不居情况中的现代人，事实上是一面在发展并组合新反应，同时也在淘汰旧反应，如果没有这样的伸缩性，一个人如何可以生存于急遽变迁的社会？因此，传统的权威性格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可以料想的。新近一项初步的研究正部分地印证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已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不过在另外一项有关家庭权威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学童的人格结构或信仰系统，都有封闭和独断主义的倾向，而且愈到中学阶段愈厉害。这方面的问题，很值得做规模较大的深一层研究，因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国民性的改变是关键所在。下面拟以前述权威性格的特征做参考点，提出一般性的思考，供给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们做参考。
　　　　性格的构成，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密切相关。社会化过程中，又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占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要改变中国人的性格，也要从这两个部门去着手。中国过去由于循例重俗，父母与教师对一个违反习俗的孩子，往往严辞斥责，甚至加以惩罚。现在我们既知道严守习俗为权威性格的一个特征，要改变它，就应该考虑对习俗的态度放宽。文化有理性的部分，有反理性的部分，也有非理性的部分。社会习俗大部分是属于非理性的部分。所谓非理性的就是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愈是现代化的社会，习俗愈显得多样性。年轻人由于好奇心强，或由于爱时髦心理，对习俗改变的弹性较大，父母们常常用自己年轻时的标准，对孩子们的好尚加以评价。像迷你裙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好多女孩子因穿着迷你裙，受到父母的阻扰或斥责，孩子们总是不服，父母们也提不出足以说服的理由，因为风尚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时间一久，大家看惯了，父母们也会发觉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再回想当初两代间为这种事争执，是多么不值得。问题是年岁大的人对新异事物的感受力和适应性都可能比年轻人差些。自觉到这一点，以后面临这类问题时，只要心情放宽些，就会过去的。我有一个朋友，母亲去世，父亲依照传统习俗，要他在殡仪馆的追悼仪式中，履行披麻戴孝的跪拜礼，儿子认为行鞠躬礼答谢就可以。为了这件习俗的问题，父子闹得很不愉快。在重视孝道的传统里，对这件事，大家也许就不会把它看得像穿迷你裙那样的单纯。但它仍属于习俗的范围，凡是习俗都可以改变，事实上也不断在改变。我去殡仪馆吊丧的经验，有的家庭仍行跪拜礼，但有的家庭就已行鞠躬礼，谁能根据这不同的仪式，就评定他们的孝或不孝呢？
　　　　　　到现在，我们仍可以经常看到或听到，父母和教师们用“乖”或“不乖”来评定孩子和学生们的好坏。“乖”就是顺从，“不乖”就是顽皮、脾气坏、有个性。很少人肯去想想这一习见现象的背后，实蕴藏着大问题。首先，乖不乖的标准，会加强孩子和学生们的“顺从”和“依赖”的需要，顺从和依赖的需要越强，权威性格的倾向也就越大。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不容易看出它的问题，因为传统社会的孩子，他将来的出路，多半可以受到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大力帮助，也比较有固定的阶梯可以顺序而上。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行业的分歧和兴趣的诱导，大部分的孩子一旦踏入社会，都要靠独自的奋斗，去面对社会的剧烈竞争，这时候他要靠较强的“成就需欲”的支持，他才有本钱和别人去竞争，而“成就需欲”和“顺从”、“依赖”的需要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父母，当儿女小的时候，一味要求他们做“乖”孩子，等到长大成人，又渴望他们马上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能做大事、创大业，这怎么行呢？据心理学家的发现，“成就需欲”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因此，成就动机的强弱，将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败。基于这点认识，我们的父母和教师，实应重新检讨对孩子和学生们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学生，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富有独立能力的人，能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挥出来贡献社会，那么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里，就应该允许他们表现个性，允许他们和自己讨论问题甚至争辩，承认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因斯坦曾说过：“假如一个人精研了基本课程，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他一定能够发觉自己应走的路，比起获得详细的知识来得更能适应于进步和改变。”这是爱氏根据他做学生和做教师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的父母和教师们三思。读过古今传记的人，大概都能同意：从来没有一个顺从、依赖、缺乏个性的人，能在任何一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改变（2）
　　　　小孩子们在看戏的时候，常喜欢问爸妈，戏中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爸妈会不假思索地指出那是“好”人，这是“坏”人。这就是教育二元价值观的开始。二元价值观，培养孩子们对“好”人生起崇敬的情绪，对“坏”人激起仇视的情绪。如此盲目地培养孩子们的好恶情绪，会影响他们将来正确估量新事物新经验的能力。中国人把“良知”看成“好善恶恶之心”，教育上着意培养的也就是要人能发挥“好善恶恶”的功能，好像“心”除此之外，别无功能。其实从年龄的顺序上，最当优先培养的是心的认知功能，先要他们学习“是什么就说成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说成不是什么”的能力。人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辨好坏、别善恶。世界上并没有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人，“好”和“坏”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如果一定要说好坏，也只能说他在某件事上好，某件事上坏。笼统地说某是好人某是坏人，它只能代表主观的情绪，不代表客观的事实。这类情绪如不幸被希特勒之流利用，就能兴风作浪，为人类带来灾害。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能力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信徒的。
　　　　在会议上常听做主席的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双方的理由。”这句话里，含着一个往往没有人深究的臆测，那就是每一个问题，好像根本都可以分为两方面。这种习惯常使我们的思想总是有把不同的人、事、物加以对比的倾向，觉得不是“好”的一定是“坏”的，不是“坏”的一定是“好”的。这是一个二元价值观，它强迫我们只能在“好”与“坏”之间做选择。日常我们习见的“光明”与“黑暗”、“仁政”与“暴政”、“民主”与“权威”等的对立，也是如此。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训练的人，他采取的不是二元价值观，而是多元价值观，他会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多方面的理由。”我希望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