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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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健在《中国文化中的节烈观念》文中指出：1。在宋代以前节烈仅为女子德行之一，宋以后，由于理学家的倡导，政府的鼓励（如明太祖），节烈逐渐成为女子最重要甚至是全部的德行，同时社会对之也特别重视起来。2。宋代以后，不但社会对节烈特为重视，而且对实行节烈的方法亦特别苛求起来，社会不但要女子为夫守节，甚至要求其殉夫。可以参看。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期。
见注①，45页。
元朝，明善，《节妇马氏传》：“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另元末潘元绍守姑苏，朱元璋起兵围城时，元绍对七妾曰：“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嗤也。”一妾跪曰：“主君遇妾厚，妾终无二心，请及君时死以报，毋令君疑也。”遂趋室自经，其他六人相继死。均见陈著《中国妇女生活史》，177～178页。
见《明会典》。
所谓七出，即：1。不顺父母；2。无子；3。淫僻；4。嫉妒；5。恶疾；6。多口舌；7。窃盗。见《大戴礼记》，《孔子家语》。
梁启超：《变法通义》。
据陈东原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起源，最早亦不过在明末（同注①）。不过曹大家《女诫》中已有“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之说。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二卷四号。
陈东原说：“五四时候的出版物，几乎无地无之……铅印也好，油印也好。而各地刊物，打开来一看，除却运动消息以外，满是些‘思想革命’、‘社交公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一般言论。至少在写这些言论的青年，他们的脑子，无论如何是受了这些思想的陶化了。他们在写稿时候，至少得多看几本杂志的，《新青年》上的主张，遂不知不觉地走遍了全国。”
第三部分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当我设计这本书的架构时，曾多次犹豫要不要讨论一下道德问题？当我的写作过程近逼到这一部分时，对这样一个似乎人人能谈又极度广阔的问题，越发不知如何着手。我的困难有两点：
第一，我所读过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书，对我在这本书的论旨下都不能提供多少直接的帮助，因为我的书和它们的性质不同。
第二，在我过去二十年的思想生活史，恰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年生活在传统中，后十年则由传统转入现代。在前后两阶段中，比较真切感兴趣的，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当我思想转变，开始对传统文化从事批判，道德问题就占着相当大的比重，那个时期，自己对这方面的问题，颇有点信心。近五六年道德方面新的理论和知识，学习了不少，倒反而感觉到自己没有把握了。
当我把这种困难告诉一个朋友时，他说：“你的书是讨论现代生活的，而现代生活里道德问题是最严重的，你教的课又与这问题密切相关，这是你的职责，怎么能逃避呢？”对的，我是不应该逃避职责，故意藏拙。
第三部分道德观念的激变
生活在现代中国，要讨论道德问题，首先应该了解，传统的道德，从清末以来，早就经历过激变的阶段，我们现在有关伦理道德的课本，竟依然一成不变地在传授古人的道德观念和修身的经验，显然是忽视了这方面的因素。
新时代里导致传统道德观念激变的因素很多，下面提到的几个，也许是主要的。
一、革命
虽然在《易传》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话，孟子也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由于汉以后教忠、教孝的成功，这种思想在历代士大夫的传统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历代有“革命”之行者，多属草莽人物，他们自称“起义”，官方和士大夫则视之为“造反”；对造反成功的“王”者，儒者亦向少好评。所以近代由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发起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革命家和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烈士，也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格典型。
首先，做一个革命家或革命志士，必须从根深蒂固的传统忠君的道德压力下解放出来。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受到新理想新精神的鼓舞。新理想在创建一个新的中华，新精神在相信国族的价值远超过一姓一家或一人的价值。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因创建新中华，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想，这种理想要求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因此一旦投身革命行列，就不能不暂时放弃做孝子的责任和做丈夫的责任。对一个在家族主义传统中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做这样的决定，性格上需要经过突变，即由顺应型的性格转变为革新型的性格。性格上的大转变，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大转变，否则就不可能。近代中国的革命风潮和无数革命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在旧社会里汇成的一股新风暴。这股风暴促使传统关系的解纽，被士大夫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纲常伦理，有的解体，有的松弛。革命运动所以遭到许多挫折和阻力，是因它带来的变动太大也太彻底，使大多数的人简直无法适应。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传统的士大夫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二、自由、民主
革命运动与近代自由、民主的运动，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的国家，使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自由、民主运动也和革命一样，对传统的价值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
从社会控制的观点看，民主政治是要建立一现代法治的社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与传统专为控制人民方术的法家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如果要把法治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那么与作为传统社会基础的礼教必然要发生冲突，甚至会促其消逝。法治社会的法典是宪法，随着礼教权威衰落的，是记载礼教的儒家经典，自然亦失去其重要性。传统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等伦常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民主宪政中的人权观念，使五伦关系趋于平等化，直接动摇了五伦的价值标准，使代表家族权威的父和代表政治权威的君，都不免蒙受打击，从此父亲仅属于家庭中普通的一员，君主至少在理论上成为人民的公仆。①
在民主运动的影响下，1910年清廷曾下令废除“奴才”的称谓，1911年复将臣民改为国民。民国成立，政府宣布：“凡属国人，咸属平等”，重申禁止人口买卖，旧时卖身契约一律废止，并除主奴名分，使国内所有受不平等待遇的国民，一律恢复其自由之身，并享受一般公民权。同时官民关系也获得调整，民初政府曾下令废除大人、老爷的称呼，一律以职衔相称，民间则称先生和君，官署公告人民称告示。这些人际关系称谓上的改变，显示维系传统人际关系的价值观念（身分、名分）的消失②。
人权与自由的观念，必然促使价值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打击到儒家传统的独尊地位，正统和异端的区分不再被坚持，代之而兴的是各式各样风涌而来的新思潮。出版的自由，渐造成民间的舆论力量，刺激民智，使政府行政权受到很大的限制。集会的自由打破了“群而不党”的传统，使一个个新式的社会团体在社会出现，这些团体的活动，易促使人民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
近代这一切的蜕变，对古老的中国传统而言，无异是旋乾转坤式的变化。
三、现代化
现代化的内涵，一般地说，是指世俗化、工业化和都市化等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度虽然缓慢，但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是朝这方向发展。前文所说的革命和自由、民主运动，都有很强的世俗化的倾向，因为这些运动，都曾打击传统的某些权威和偶像，改变了某些对传统迷执的心理。近代的世俗化运动，主要目标在建立一个“人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控制自然；相信人生的美德可以从科学的心智中滋长出来；相信道德规范，可以建立在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在世俗化运动的挑战下，传统圣化的伦理、权威伦理，以及其他含有伦理作用的教条，必然日趋式微。③
工业化和都市化，几乎把传统生活的面貌完全改观。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生产的单位主要是家庭。除了极少的功名之士，才会为了出仕而远离家门，其他的人从生到死大都生活在家族的环境里。儒家的伦制，是为了适应这样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影响，社会处境已大为改变，农村的青年男女，多数向往都市生活，于是大量人口涌入都市。生活在都市里，除了少数人，例如作家、艺术家、教授，多数时间能留在家里工作，此外差不多都要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地方去谋生，原因是现代生产条件，需要工作力集中在运用复杂机械的企业组织里④。复由于专业化的要求，即使在同一个生产机构工作，彼此之间的关系仍是十分隔膜。邻人和自己漠不相关，走在马路上，或进入闹区，尽管万头攒动，但满眼全是陌生人。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与乡土社会的关系，真有天壤之别。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必须发展出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价值观念，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才足以有良好的适应。
第三部分道德的崩溃（1）
道德观念的激变，不必然导致道德的崩溃，因为变可以是道德创新的先兆。事实上，半个世纪来，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新处境，新道德或新价值观，早已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滋长，成为生活的主导原则，并影响到他的左右。这种知识分子，在家庭中，主动放弃了传统独尊的父权，尊重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意见；在公务上，与下属有讨论问题的习惯，重视舆情，随时调整自己，使自己的工作能符合大众的愿望；在学校里，改变了传统学徒制的师生关系，重视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只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数量实在太微小，与常见的道德败坏的现象更不成比例。
目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里，这一点对熟悉人类历史的人来说，毫不足奇，研究过世界文明史的杜兰（Will Durant）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不道德事件，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⑤我同样可以套用他的话说：与我们这个时代道德崩溃的现象相比，从春秋、战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差异。所以我在这里讨论“道德崩溃”，不是要指证我们这时代特别坏，而是想尝试了解一下促使这时代道德崩溃的新因素。
一、战争
据杜兰估计，在过去三千四百二十一年有史时期，只有二百六十八年未曾发生过战争⑥，梁启超、余天休也曾就中国的历史做过统计，自公元前221年起，至1920年止，二千一百四十一年间，对内对外的战争共达一百六十次，费时八百九十六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战争。⑦这些数字，正可以证明历史家所说的“战争是历史的常态”⑧。为此，有的哲学家肯定战争的价值，认为战争乃是万事之父，乃是观念、发明与制度的有力源泉。⑨我无意为战争做任何辩护，像我们在战争中长大的这一代，要说对战争不痛恨，是难以想像的事。我想，凡是战争能带给人类文明的好处，如果人类真有智慧，总有一天能由其他的方式获得。战争是人类无可饶恕的罪行，战争是历史常态这一事实，与“每一个时代，罪恶都会得势”⑩这一事实，正是历史的两条并行线，如果人类对自己还有信心，应该能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制度，使这两条恶恶相连的并行线，不再延伸下去，使五百年或一千年后的文明史家能骄傲地说：“自从战争在历史上大量减少以后，不道德的罪行，也沿着同一弧线在逐渐减少。”
20世纪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历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战，由于交通、运输、武器和作战的方法进步，战争规模之大，破坏力之强，都属空前。无疑地，如此新型的战争，对人类道德的败坏力，也是史无前例的。战争越升高越扩大，人类的道德力越衰微越堕落。对传统的战争形式而言，世界性大战实构成20世纪道德崩溃的新因素。存在主义的思潮虽发源于19世纪，却乘着二次大战而风行。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遂因此被称为“战后情绪的哲学家”，他们所揭示的概念如不安、失望、痛苦、怖栗、死亡、空无、焦虑等，充分显示出人类在大战摧残下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