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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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某一时期可以与意向及利害关系相同的那些国家结为同盟，以反抗在这些方面同它们相冲突的国家。但是意向与利害关系彼此之间的冲突是错综复杂、变化不定的，因此同盟关系也随时会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以变成敌人，反过来也是这样；只要牵连到了某些重大的利害关系或原则，它们彼此之间不论原来是友是敌，就会互相抵拒，或互相靠拢。　　　　
　　各国之间的势力均等这一点应当是一个终极目的，这是政治家们所久已认识到的。但是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维持欧洲均势这种说法，实际上的含意并没有别的，只是弱国对于强国的侵略，企图加以限制而已。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的眼前目的与最终目的相混淆，反过来也是这样。　　　　
　　国家政策的当前任务总是在于要看清楚，当牵涉到种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因而要进行绮结同盟与谋求均势的活动时，在哪一点上是眼前最迫切的；为了达到在这。一点上活动的目的，所有别的问题都可以暂时润开，不加考虑。　　　　
　　当欧洲各王朝、君主与贵族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对抗1789年的革命潮流时，关于权力与商业方面的一切问题都置之度外，它们的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法兰西帝国所采取的方针不是革命而是征服，这种政策也是同样正确的。　　　　
　　拿破仑企图通过大陆制度成立大陆联盟，来反抗英国海军与商业的优势力量；但是他在这方面要想获得成就，必须首先设法解除欧洲大陆各国在被法国征服这一点上所存的疑惧心理。他失败了；因为各国对于他在大陆上所占优势的恐怖、畏惧，大大超过了海军优势使它们受到的损害。　　　　
　　法兰西帝国瓦解以后，大陆联盟的目标也就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大陆各国就不再受到革命潮流与法国征服欲这两方面的威胁。但是当抵抗革命、抵抗法国征服的期间，英国在工商业、海运事业、殖民地经营与海军力量这些方面的优势却有了大大提高，从这时起，大陆各国所注意的，又一变而为联合法国，共同向那个商业与海军的优势力量作斗争。但只是由于对过去来自法国方面的恐怖印象过深，因此对于一向同它们并肩作战的那个战友，没有能充分提高警惕，这就造成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局面。神圣同盟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这个错误，通过意大利革命，也给它自己带来了惩罚。神圣同盟不必要地引起了一个已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长时期内不会再起的反对力量。对大陆各国说来很侥幸的是，七月王朝竭力设法平息了法国的革命潮流。法国为了七月王朝的利益，为了巩固君主立宪政体，与英国订立了同盟关系。英国订立这个同盟是为了保持它的商业优势。　　　　
　　当法国觉得它的七月王朝和君主立宪政体基础已经充分稳固的时候，英法联盟就不复存在；一方面法国对于海运、海军力、工商业与国外殖民地，则又成为当前注意的问题。显然，法国在这些问题上与大陆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时七月王朝如果能使国家行政各部门的意见趋于一致，把那些由革命运动激起的领土问题搁开，竭力安定人心，消除大陆各国对于法国的革命与侵略意向的恐怖心理，那么怎样建立大陆联盟，共同抵御英国的海军优势，就会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　　　　
　　但是当时居于欧洲中心地位的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能负起天然宜于由它担当的任务，这就成为欧洲大陆进一步团结的莫大障碍。这个欧洲的中心部分，凭着它的地理位置，凭着可以消除邻国恐惧侵略心理的中央宪法，凭着宗教自由和世界主义精神，最后，凭着它所具有的文化与权能，关于各国领土的划分、政体的原则、国家的独立自主与权力这一切问题，原来是可以成为欧洲大陆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调解人的；但是它当时却成为东部与西部各国争攘的根源，各方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而它自己则由于国内缺少团结而奄奄不振，它的意向所在，倏而偏于这方，倏而偏于那方，也始终举棋不定。　　　　
　　这时德国如果能把它自己与它所属的沿海地区，以及与荷兰、比利时、瑞士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大的商业与政治的统一体，如果这个强大的国家机构，能够使彼此可以相容的代议政体与当时的君主及贵族利益融合一致，那么德国就可以使欧洲保持长期和平，并可以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大陆联盟中心。　　　　
　　英国的海军，即使不以船只数目论，也在战斗力上远远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因此海上势力较弱的各国，只有把它们的海军力量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在海上敌得过英国，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由此可见，每一个在海军力量上较弱的国家，对于所有其他情况相类国家海军的维持与发展，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其他国家的各个部分过去一直是分裂的，它们或者根本没有海军，或者即使有也极其微弱，所以应当把自己组织起来，构成一个联合的海军力量。谈到对付英国的问题，假如俄国的海军力量有所削弱，在法国与美国方面就要遭受损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假使德国、荷兰与此利时构成一个共同的海军力量，对它们来说就都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如果彼此分离，在英国优势力量之前只能算是一个随从，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加强对这个海军优势国家的抵抗力量。　　　　
　　这些力量较差的国家所有的商船，只能适应自己国际贸易上的需要，没有一个是有余力的，也没有一个在工业上的力量能够大大超过其余国家。因此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其余国家的竞争。但是它们对于英国力量足以压倒一切的竞争，却有着自卫的共同利害关系。英国的优势工业力量向来是通过荷兰、比利时与汉撒城市进而控制大陆市场的；因此怎样使英国失去这些通道是它们所必须共同注意的一个问题。　　　　
　　由于输入热带产品时主要是用温带的工业品来偿付的，就是说前者的消费所依靠的是后者的销售，因此每个工业国家都应当努力建立与热带地区的直接贸易关系。如果次一流的工业国家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并且依照这一点所指的方向进行，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在热带地区会占有范围特别广大的殖民地，会在这些方面居于特殊有利地位。拿英国来说，如果它现在所努力以赴的目的能够实现，就是说它能够使印度生产它所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在这样情况下它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贸易也仍然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它用工业品从西印度群岛换取到的殖民地产品，以能够转售给别的国家的数额为限。假使它不能把这些产品转售给别的国家，那么西印度群岛的占领对它就毫无用处。这时它要么任其自由，要么把这部分的贸易让给别的工业国家，除此以外，它别无办法。由此可以推定，所有海上势力较弱的国家遵行着这样的政策并互相进行支援时，是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假使荷兰参加德国商业同盟，假使荷兰的殖民地与德国有了进一步密切的联系，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一个会受到损失。　　　　
　　自从南美洲和西印度群乌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得到自由以后，工业国家企图以工业品直接交换殖民地产品时，就不必一定要在热带地区保有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得到自由的热带地区市场是自由的，任何工业国家只要具有在这些自由市场从事竞争的能力，就可以同它们进行直接贸易。但是必须使这些热带地区普通享有繁荣与道德、和平与安宁、法律秩序与宗教自由，才能生产大量殖民地产品，消费大量工业品。因此，凡是海上势力较差的、尤其是没有殖民地或即使有也极有限的那些国家，应当联合一致，使上述情况成为现实，这是它们共同的利益所在。对英国说来，它在商业上已经居于优势地位，这些地区的情况如何，对它的关系不大；因为在它自己独占的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上，它已经获得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获得充分的殖民地产品的供应。关于极端重要的奴隶制问题，也必须部分地在这个观点下来加以判断。英国对于解放黑奴这件事抱有很大热情，其间含有很大成分的博爱与善良动机，这种热情使英国国民性格增添了很大的光彩，我们绝不抹煞这一点。但是我们对于英国关于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从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来考虑一下，就不能没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其间还不免混杂着政治动机与商业利益关系。这些结果是：（1）黑人原来的情况是杂乱、散漫，与野兽生活相去不远的。突然获得自由以后，就迅速地转变到高度的个人独立自主生活，结果将使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岛热带产品的产量极度降低，最后甚至会减至于零。圣多明谷就是一个榜样，那里的千真万确的情况是，自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被逐出以后，生产年年大量减低，而且还在继续减退中。（2）自由的黑人不断地想多得工资，但是只愿为了供应生活上最不可少的需要而劳动，因此自由的结果只是促使他们走向怠惰。（3）另一方面，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以殖民地产品供应全世界需要的丰富资源。我们部知道，印度人的性格既勤恳耐劳，而且在饮食与其他欲望方面力求节制，尤其是由于宗教戒律禁止肉食，一般生活极为俭约；此外在那里存在的一般现象是：当地人民缺乏资本，土地对于蔬菜种植极度适宜，种姓的限制很严，寻求工作的竞争很激烈。　　　　
　　这一切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印度的工资同西印度群岛与南美洲的相比，不论在后列两处种植园工作的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前者比后者要低得多；结果印度在开放了贸易并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施政方针以后，它的生产势必有高度增长，从而使英国不但能从印度取得一切它自己对殖民地产品的需求，而且可以有大量余额运销别国，这样情况的实现为时当已不远。由此可见，西印度群岛与南美洲的生产降低以后，英国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对那些地区也是有所输出的；不仅如此，印度市场是英国独占的，它所需的工业品是全部由英国供应的，假使印度的殖民地生产事业因此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英国还能大有所得。（4）最后，我们可以说英国还有一种用意，它是要想借了解放奴隶这一事件对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各州造成一种威胁，这种解放运动蔓延得越广，美国黑奴企图获得自由的愿望就越加受到激发，美国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如果我们凭着公正的立场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当可看出，这是在笼统的博爱主义动机下为了某些方面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这种博爱主义的尝试对于它们究竟是否有利却值得怀疑，至少可以说，对于有赖于同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那些国家是不利的。这些国家可以很有理由地提出一系列问题。由原来的奴隶状态突然转变到自由身分，对黑人本身未说，比维持现状是否会更加有害？黑人现在已经习惯地处于几乎同牲畜一样的服从状态，要教育他们养成自愿劳动与节约的习惯，这是不是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从奴隶状态到自由身分的过渡期间采行一种温和的农奴制形式，开始时就对农奴所耕种的土地给予一定的利益，使他对于他的劳动成果能享有应得的份额，一方面让地主保有充分权利，从而迫使他保持着勤恳工作与遵守秩序的习惯；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如果从被奴役突然转变到自由，势必造成大群游民，陷于贫困、烂醉、懒惰、邪恶、形同乞丐的状态，这就叫做自由的黑人，拿这样的情况与爱尔兰的悲惨境遇相比，就是那里最落后的状态也要算是繁荣与文明了；上述办法是不是比这样一种演变要值得想望些？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相信英国人的确具有诚意，要想使世界上一切的人都能享有同他们自己同样的自由，他们在这方面的热情竟这样高涨，因此即使对于事物的自然进展是不能越级冒进的这一点没有能顾到，也必须加以原谅；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儿个问题。印度人四种姓中的最低阶级与美国黑奴比较，情况是不是更加悲惨，更加难以忍受？对于这种最悲惨的人，英国人的博爱精神却从来未曾有所激动，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的立法也从未没有过问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英国人利用这种悲惨状态想尽了一切方法使自己的生活富裕起来，却从没有想到怎样来直接改善这部分人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