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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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产生的根据是土地对土地占有者所提供的专有利益；这种利益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占有者所在的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量，同时也决定于地产的特有地位和性质以及对以前所投资本加以利用时，对占有人所提供的取得物质价值或满足身心要求与享乐的机会。
地租是一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是同自然蕴藏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资本化的自然蕴藏。有些国家只是将农业方面的自然蕴藏加以资本化，由于它们只有农业，因此在资本化方式上也是有缺点的，在这样情况下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与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祖对照之下是差得极远的。享受丰富地租的收租者所属的国家，大都是能够供应工业品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在农业和人口方面已经有了高度发展，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时，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就得以不但把格外适用于工业而以前没有使用的那些自然力量加以资本化，而且把有助于农业的工业力量的绝大部分也加以资本化。因此象这样一个国家的地租的增长，将无可限量地超过发展工业时所必需的物质资本的利息。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一章 工业与商业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只是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者是国家生产的基本要素，对于这两者的相互关系没有能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以前，对于商业的真正职能和地位是无法获得正确理解的。商业当然也是生产性的，流行学派也是这样说的，但与工农业的生产性，情况完全不同。后两者实际生产着商品，而商业只是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促成商品的交换。由此可见，商业必须按照工业和农业的利益与要求而被调整，而不是相反。
但是流行学派的见解与这个说法恰恰相反，它所喜欢引用的是古尔耐老人所资的那旬话，叫作“一切不管，听任自由”，这句话商人听得进，盗贼和骗子也同样听得进，可见作为一个准则是有些疑问的。流行学派的理论所考虑的处处只是现有价值，绝不估量到产生这种价值的力量，把整个世界看成只是一个商人的不可分割的天下，因此这种毫无顾忌地把工农业利益屈从于商业要求的颠倒说法是势所必然的结果。这个学派没有看到，商人在达到他的目的（那就是争取交换价值）时，可能使工农业或国家的生产力受到牺牲，甚至可能损害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商人按照他职业的性质来说，当他输入或输出商品时，这一行动对国家在道德、繁荣或力量等方面会引起什么作用，在他正不必操心太过；对他反正都是一样的。他可以输入药品，也可以同样欣然地输入毒品，他可以用鸦片或火酒损害任何国家的元气。他凭了进口贸易或走私活动，可以使千百万人获得工作与生计，也可以使他们沦落到赤贫地位，不论结果如何，对他作为一个商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出入，只要他自己的钱袋因此得以更加充实。假使由于他的活动，有些人无法在祖国生存，不得不向国外逃亡，这个时候他还可以为这批移居者作出安排，从中博取利润。在战争时期，他可以向敌人供应军火。假使可能的话，他未尝不可以把祖国的田地出卖给外国，当他卖到最后一块地时，他还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输出国外。
这就很明显，各个商人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两者是相差得很远的，任这一点上孟德斯鸠说得好，他说，“假使国家对各个商人的活动加以限制，这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在自由富强国家，他的业务所受到的限制最严，在专制国家他却最自由放纵。”商业是由工业和农业而未的，假使国家没有能使这两个主要生产部门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获得高度发展，它的国内和国外贸易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能达到且大规模。以前的情况不同，那时的确曾经有个别城市或城市联盟，靠了国外工业和国外农业，得以进行大规模的交换业务；但是自从伟大的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兴起以后，我们就不再能想象还有可能实现象汉撒同盟所进行的那样的单纯交换业务。无论如何，那种业务的性质是极不可靠的，与那种以本国生产为依据的商业比较起来，几乎是不值得考虑的。
国内贸易的主要内容是食物、盐、燃料、建筑材料、衣着材料，然后就是工农业用具和工具以及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和矿产原料。这类商品的国内交换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所达到的规模，比纯农业国家所能达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双方是无法比拟的。纯农业国的农业经营者，往往主要靠他自己的产品维持生活。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缺乏需求，由于缺乏运输工具，他不得不为自己生产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顾到他的土地最宜于生产的是些什么；由于缺乏交换手段，他还不得不为自己制造他所需要的工业品的大部分。燃料、建筑材料、粮食和矿产，由于缺乏改进的运输工具，市场极端狭隘，因此不能作为远距离贸易物品。
这类产品，由于市场有限，需求有限，就不存在在这方面加以盼藏或蓄积资本的动机。因此就纯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国内贸易方面的资本几乎等于零；因此主要要靠天时的好坏来决定产量的那类产品，价格波动非常剧烈；因此任何国家越是把自己局限在农业一个方面，发生饥荒的危险性就越大。
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主要是靠国内工业以及由此而来的改进的运输工具和人口的增加发展起来的，是按照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而相应地增长的；这样的国内贸易所具的重要性，比之纯农业国家的国内贸易要超过十倍到二十倍，比之最发达的国外贸易要超过五倍到十倍。如果将英国的同波兰或西班牙的国内贸易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居于温带的农业国家的国外贸易，假使老是局限在粮食和原料这两者，就永远不会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有种种理由的。
第一，农业国的出口对象总是限于少数工业国家，这些国家自己也经营农业，实际上由于既有工业，又有广泛的商业活动，它们的农业组织要比纯农业国的完善得多，因此纯农业国的这种出口贸易是既不规则，也不稳定的。纯农产品贸易总是一种带有高度投机性的活动，大部分利益会落到投机商人的手里，对于农业经营者或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则好处很少。
第二，以农产品交换国外工业品时，这种交换活动极容易受到外国商业限制政策与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或大部分停顿状态。
第三，由于纯农产品的输出，能够获得利益的主要是沿海或通航河道沿岸一带地区，内地就不能分享这种利益，而构成农业国领土的较大部分的却是内部腹地。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工业国所需的粮食与原料不一定要纯农业国来供应，它有时会感到向别的国家或新成立的殖民地输入这类物资对它比较有利。
于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由澳洲输入羊毛以后，德国运赴英国的羊毛就减少了；英国由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西属与葡属各岛以及好望角殖民地输入酒类以后，法国和德国运往英国的酒类就减少了；英国所需木材有了加拿大方面的供应以后，普鲁土木材对英输出就显著减少。英国所需的棉花主要将取给于东印度群岛，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作好了安排。如果英国能顺利恢复旧有的商业路线，如果得克萨斯州日益得到发展，如果叙利亚和埃及、墨西哥和南美各国的文化有了提高，到那时美国的植棉者也就会感到，对他们的产品能够提供最安全可靠、最持久不变的出路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
处在温带的国家，绝大部分的国外贸易是起源于国内工业的，只有靠它们自己的工业，才能使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
有些国家是能以最低代价生产一切种类的工业品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同处于一切不同气温下的、一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民发生商业关系，才能供应一切不同的需求；如果原来的需求不复存在时，才能创造新的需求，才能吸收一切不同种类的原料和粮食，用来交换工业品。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用船装运各种不同商品到遥远的市场，以适应那些没有本国工业品的国家的需要。只有出口运费本身足以抵偿航运的开支时，才有可能于回航时载运价值较低的商品。
温带国家最主要的输入品是热带地区产品，如茶、棉、糖、烟叶、染料、咖啡、可可、香料等等，也就是一般所谓殖民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是用工业品来偿还的。促使温带工业国家工业的进步和热带地区文化与生产的进步的因素，就主要体现在这个互通有无的过程中。这就是最高度的分工与生产力的结合，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是荷兰人与英国人所首创的。
在绕行好望角这条航钱发现以前，东方在工业上还远远胜过欧洲。欧洲的物品，除贵金属和少量的毛织物、麻织物、军火、铁器以及一些奢侈品外，在东方还很少使用。陆路运输，使货物输出输入的代价都非常高昂。普通的工农业产品，即使生产过剩，也没有希望可以用来交换东方的丝织品、棉织品、糖和香料。所以我们尽管看到了关于对东方贸易曾经达到如何重大发展的记载，也必须始终在历史情况的对照下来理解；那样的商业关系，只是在那个时候是重大的，但是与现在情况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由于在内地和美洲获得了比较大量的贵金属，由于发现了经由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捷径，热带产品贸易在欧洲才占有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只要东方所生产的工业品供过于求时，这种贸易就不会达到十分重要程度的。
这种贸易所以会达到象现在这样的重要地位，是由于欧洲人在东印度群乌和西印度群岛开拓殖民地，由于甘蔗、咖啡树、棉、稻、靛青等等在北美和南美的移植，由于把黑人作为奴隶，贩运到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由于欧洲工业对东印度群岛工业竞争的胜利，尤其是由于荷兰和英国政权扩张到国外各地，这两个国家的作风跟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同，它们不偏重巧取豪夺手段，却主要用以工业品换取殖民地产品的方法来从中取利。
欧洲的巨大航运设备和用于国外贸易的工商业资本，其中的主要部分，目前是使用在上述这类贸易方面的；通过这类贸易由热带地区运到温带地区各国的产品，每年价值何止千万，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