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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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在财力、权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进展比之古代国家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如果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对于这一现象将怎样解释呢？古代国家所使用的人手，与全人口对比，不知比现在要增加多少倍，工作比现在艰苦，各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比现在的大，然而一般群众吃的、穿的却比不上现在。要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我们势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以它的地下蕴藏、疆土范围、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力量为依据，尽可能完善、均衡地发展它领土范围以内一切的天然资源，并且使它道义上的、智能上的以及商业、政治上的势力扩展到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事务，它应当有所参加；国家生产力的进退，也就决定于对这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流行经济学派要我们相信，政治和政治力量是不能放在政治经济学里来考虑的。如果我们只是以价值和交换作为研究主题，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为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和地租下定义，我们可以把它们分解成元素，从而研究足以影响它们涨落的是些什么，等等，而不必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环境。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组济，也在同样程度上关系到私人经济。只要考察一下威尼斯、汉撒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物质财富与政治力量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交互影响作用。
这个学派每逢不得不考虑到这类交互影响作用时，就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议的前后矛盾中。亚当·斯密对于英国的航海条例曾作出耸动一时的论断，我们只要在这方面回想一下就够了。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它没有看到，仅仅从事于农业的国家与工农并举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差别，比从事于畜牧的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国家处于纯农业阶段时，国内情况是任性与奴役、迷信与无知，在文化、贸易、运输各方面都感到缺乏，贫困和政治上的衰弱是它们的特点。在纯农业国家，人民的身心力量获得鼓励与发展的、国内的自然力量和资源获得利用的只是一个极小部分，能够累积起来的资本也极有限，或者简直没有。
让我们拿波兰和英国来比一比。两个国家有一度在文化上是属于同一阶段的，现在它们彼此相差得多远！国内自由、智力、技术与科学、国际与国内贸易、航海业与运输的改进、文化和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工厂和工业品是它们的前因，也是它们的后果。要把农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农业提高到商业阶段，在技术和科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水平，从而使地租、农业的收入与工资都有所增长，使地产价值提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工业是一个主要手段。流行学派把这种文化力量归之于国外贸易，这样就把仅仅是属于交换的作用与创造的作用混淆了起来。国外工业为国外贸易提供商品，通过贸易把这些商品运送给我们，从而引起对我们产品与原料的消费，这些产品与原料就是我们用未代替现款与国外商品相交换的——这就是国外贸易的作用。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境内办工业，这种工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是同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它向我们所吸取的食物和原料不只是它所需要的一小部分而是绝大部分，它的产品并不会由于巨大的运输费用而抬高代价，我们在这方面的物资交流也不会由于国外工业适应它自己的需要或由于战争或禁制性进口税等关系而发生阻滞——试问，如果说辽远地区的工业对我们农业有有利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工业在这方面的有利影响比前者要扩大多少倍？
流行学派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学派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多大的错误和矛盾。
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医师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属于生产阶汲，相反的，一个制药工人，虽然他所生产的交换价值（丸药）在化为无价值状态以前的寿命也许只有几分钟，却是一个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近来麦克洛克把这些都列入人类社会生产性成员项下）。
我们对于萨依“非物质产物”的说法，决不可信为是足以补救亚当·斯密学说中这一缺点的；他只是对于由此所产生的荒谬结论作了一些掩饰，并没有使这种结论从真正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依照他的见解，精神（非物质的）生产者之所以具有生产性，只是由于他们是获得了交换价值报酬的，并且是由于他们的报酬是牺牲了交换价值得来的，并不是由于他们生产了生产力。在他看来，他们的成就好象只是一堆积存的簧本。麦克洛克还更进一步；他说人是劳动的产品，正同人所产生的机器一样，而且在他看来，似乎在一切经济研究中，人是必须在这个观点下来考虑的。他相信斯密懂得这个原则的正确性，不过他没有从这一点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外他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吃和喝是生产工作。据托马斯·库柏的估价，一位干练的美国律师计值三千元，约相等于一个体魄强健的奴隶价值的三倍。
这里所提到的流行学派的一些错误和矛盾，从生产力理论的观点来看，很容易纠正。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说，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绩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从单纯价值理论未看，当然，这些生产力的生产者只能在他们的劳务是用交换价值未报酬的这一限度内来考虑；象这样来考虑他们劳务的方式，有时也未尝没有些实际用途，例如在税制学说中，因为税款是要用交换价值来缴纳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家，从整个国家或它的国际关系来看问题时，这种单纯价值理论就完全不能胜任，就要导向一系列的狭隘观念和错误见解。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是生产生产力的；如果萨依认为国家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都能够富裕起来，而靠了法律却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是错误的。一国的国外贸易决不可只是在价值理论下以各个商人的看法为依据来加以衡量，就是说，决不可单纯地以任何特定时刻一些物质利益的所得为考虑的根据；考虑这个问题时所片刻不能忽视的是与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生存、进展以及权力有决定关系的那些因素。
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象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的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自己动手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如果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一个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点我们认为在历史上已组获得了证明）；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势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并且早已在它自己领域以内有着周密的保护，处于这样的形势，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话（我们认为这一点的确切无疑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上述的流行学派的论点又怎能站得住脚呢？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上面提到的那个地主，他牺牲了若干物质财富，让他几个儿子学习生产业务；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制度，使它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这种行动在精神上同那个地主是一致的。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萨依认为“这些都是赠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纯价值理论为评判事物现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错误，用生产力理论来评判这类现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百分之三十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即使就最有利的情况来说，原来是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这时将变成农民的竞争者，农业生产增加而消费则减少。必然的结果是衣产品价值降低，地产跌价，国家将陷于贫困衰弱的地位。英国所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所偿付的高昂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这种礼物就好象是土耳其皇帝惯于送给他的帕夏（paslia）的那种珍贵的“丝绳”一样。
自从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给他们的那件“礼物”木马以来，任何国家收受别一国送给它的“礼物”时，总是有些疑忌的。英国人以出口补助形式赠送给欧洲大陆的礼物价值实在不小。但大陆各国付出的代价却更可惊，那是力量的丧失。这类补助看来好象是对英国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