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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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居于商业强国地位，它所以能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统一的巩固政权。　　　　
　　俄国的独立商业制度，只是从1821年才开始的。　　　　
　　当叶卡德琳娜二世时代，由于她对于国外流入的技工与工业家的优惠待遇，当然使本国工商业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在文化上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在铁、玻璃、麻布等工业方面，尤其是在国内农产与矿产丰富的条件下特别有利的那些工业方面，还没有能越出初期发展阶段。　　　　
　　还有一点，就当时情形来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未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假使当时同它有往来的国家向它大量购买粮食、原料以及它所能供应的一些简陋的工业品，还有，假使没有战事以及一些国外事变的干扰，则俄国借助于对一些比它先进的国家的交往关系，就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繁荣，它的一般文化状态通过这类交往，就可以取得比较在工业制度丁更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战争与大陆封锁政策以及各国在商业上所规定的限制，使它不得不放弃了输出原料输入制造品的那条路，别寻发展途径。在这样情况下，俄国原有的海上贸易关系就发生了波折。它对大陆西部的陆路贸易没有能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因此对于所拥有的原料不得不由它自己来利用。战事结束，全面和平实现以后，它就有了一种要求，想回到旧有的制度。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在俄国，斯托哈先生的著作是享有极高声望的，就象萨依先生的著作在德国那样。俄国的国内工业在大陆封锁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时期过去以后，由于英国的竞争而受到了损失，一般对于这样的打击最初还没有感到震惊。一些理论家认为对于这种打击不妨忍受一下，自由贸易的良好效果随后自会发生。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商业环境也的确非常有利于这种转变。欧洲西部农产品的歉收，使俄国农作物有了大量输出的机会，因此俄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得借此获得巨大收入，而与工业品的大量进口相平衡。　　　　
　　但是对俄国农产品这种一时的、非常的需求过去以后，另一方面，当英国为了照顾贵族的利益对谷物输入加以限制，为了照顾加拿大的利益对木材输入也加以限制以后，俄国就陷入了本国工业崩溃与国外输入工业品泛滥的双重困境。以前一般人们，与斯托哈先生一样，是把贸易平衡这个说法看作是一种离奇的幻想的，认为一个有理智的、进步的人而相信这种说法，其荒谬与可笑，简直无异于相信十七世纪的魔术、妖法；虽然他们原来的态度如此，现在却不得不无限惊讶地觉察到，在独立国家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所谓贸易均衡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俄国最开明的、眼光最敏锐的政治家涅塞尔罗德伯爵就毫不合糊地公开承认，他相信这个说法。他在1821年的一个官方文件中这样说：“俄国为环境所压迫，现在不得不考虑采行一种无所依傍的贸易制度；我们的产品现在找不到国外市场，国内工业已经破产，或已近于破产，所有国内的现款都向外国流出，最殷实的商行也已濒于倒闭，情况岌岌可危。”　　　　
　　俄国实行保护制度后的有利效果与恢复自由贸易时所发生的有害效果，同样足以使那些理论家所标榜的一些原则与论断声誉扫地。这时外国的资本、才能与劳力，从各文化区域，尤其是英国和德国，不断流入俄国，目的在于分享其国内工业所提供的利益。俄国的贵族阶级也在大体上模仿了政府的政策。他们的产物在国外既找不到市场，就想换一个方向来解决问题，想把市场移置到生产所在地的附近，就是说想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工厂。结果由于新成立的毛纺织厂对细羊毛需求增加，使养羊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国外贸易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了增长，尤其对中国、波斯以及亚洲其他邻近各国的贸易增长更快。商业恐慌气氛一扫而空，这只要看一看当时俄国商业大臣的报告就可以明白，俄国主要由于采行了这个制度，国家财富与力量才有了巨大的进展。　　　　
　　德国人则对于这种进展趋势故意不加重视，只是对于德国东北地区由此造成的损失埋怨不休，这种态度是愚蠢的。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桂在心头。俄国人对于德国的福利并无加以关怀的义务；德国人必须当心的是德国，俄国人所要关心的是俄国。无须埋怨，也不必痴心期待将来的自由贸易那个救世主，赶快把世界主义制度扔在火里，从俄国的榜样取得教训，这样做要好得多。　　　　
　　英国对于俄国的这一商业政策满怀嫉忌，这是极其自然的。凭了这一个政策，俄国已经把它自己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解放了出来，在亚洲从事竞争时，它与英国已经分庭抗礼。即使英国制品比较便宜，但是由于俄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以及它的政治势力，英国在中亚细亚贸易中，这一优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俄国与欧洲比较，也许仍然只好算是一个略有几分文明的国家，但是与亚洲比较时，它就要算是一个十足的文明国家了。　　　　
　　不过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俄国在文化与政治制度上还有许多欠缺之处，尤其是帝国政府如果不能锐意改进，实施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逐步限制并最后取消农奴制，组成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与自由的农民阶级，改善内部运输工具和对中亚细亚的交通，从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它的政治状况与工业要求两相协调，则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莫大阻碍。这些存在的困难都是俄国需要在本世纪加以克服的，它要在工农商业、航运与海军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赖于这种努力，但是要使这类改革成为可能并见诸事实，则首先必须使俄国贵族们认识到，通过这类改革能够获得最大进展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九章　美国人　　　　
　　　我们对于欧洲各国——除了那些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以外——的商业政策，已经作了一些历史考察，现在再看一看移殖到大西洋彼岸的人的大致状况。他们原来是完全依赖着祖国的，内部分裂成许多殖民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合；他们从这样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强大、自由、勤奋、富庶的独立国家，这几乎就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变化。看上去在我们孙子一辈的时代，这个国家将上升到世界第一等海军与商业强国的地位。就这里研究的问题来说，再没有比美国的工商业历史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它的发展过程异常迅速，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实现，它们的效果极为分明，国内工业与国家行政整个结构的演进是清清楚楚暴露在观察者的眼前的。　　　　
　　北美殖民地在工商业方面原来是处于对祖国完全奴属地位的，除了家庭工业与普通手工业以外，不容许从事于任何种工业、直迟至1750年，为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制帽厂，还引起英国议会那样大的激动和猜忌，因此宣称，在北美任何种工业都是“妨害公众”的，连制铁业也不例外，虽然在那里制铁所需的一切材料实际上都异常丰富。甚至迟到1770年，查坦伯爵看到新英格兰人对工业作初步尝试时他还大不以为然，当即声明，在殖民地区就是一只马蹄钉也是不准制造的。　　　　
　　首先指出这种政策有欠公正的是亚当·斯密，这份功劳是应当归属于他的。　　　　
　　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北美各自由州当革命战争时期脱离了一切束缚，它们有的是供工业用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它们跟原来对它们输出工业品并向它们购买农产品的那个国家已经脱离关系，一切需要就得取给予自己的物资，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鼓励，在这样情况下，农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虽然由于这次战争，它们的负担很重大，受到的破坏很严重，而地产价格和工资仍然到处急遽上升。但是在巴黎和议以后，由于备州在制度组织上的欠缺，无法实施统一的商业制度，结果英国工业品又乘虚而入，自由畅销，美国新成立的工业，这时羽翼未丰，还无力抵抗这种竞争，于是在战时一度繁荣的气象又成过去，它的消逝比它兴起时还要快得多。有一位美国国会议景事后关于这个危机曾这样说：“我们曾经依照现代理论家的劝告，向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国外商品泛滥于我们的市场；英国商品在我们口岸城市的售价比在利物浦或伦敦的还要便宜。我们的工业濒于毁灭，我们的商人，即使曾指望靠进口贸易致富的那些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所有这些现象对农业又造成了极大损害，因此土地的价格极度低落，使地主也普遍陷于破产。”　　　　
　　这样的事态并不是一时的，从巴黎和议时起一直延续到美国宪法的成立。各州之间后来所以能获得进一步团结，所以不得不把维持统一的商业政策的全权交托给国会，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事态的足以促成国家团结，比任何别的情况更为有力。所有各州——纽约与南卡罗来纳也不例外——纷纷请求国会对国内工业采取保护措施。华盛顿在他就职的那天，特为穿了一套用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当时纽约的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位伟人就用了这一个简单而特别令人感动的方式，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了一次深刻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虽然美国最初实行的税制（1789年），对于主要的各种工业品只征收了很轻微的进口税，但是在实行的最初儿年就已获得显著效果，使华盛顿能在1791年的“咨文”里对国内工农商业欣欣向荣的情况表示庆贺。　　　　
　　这种保护税率不够恰当的情况不久就充分显露出来；因为英国工业家具有进步的生产方法这个有利条件，对于这种较低的税率所造成的困难很容易克服。国会对于最主要各项工业品的进口税率确曾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但这一措施直迟至1804年才实行。国内工业家在事前用尽了一切方法来说明提高税率的必要，但是在利害关系上处于相反地位的各派势力则力说自由贸易有利和高税率有害，最后只是由于关税收入不足，才不得不实行了这个措施。　　　　
　　工业方面一般的进展情况比较不很显著，但是与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国家的航运业，由于詹姆斯·麦迪逊的动议、从1789年起，获得了有效的保护。商船的吨位，从1789年的二十万吨增加到了1801年的一百万吨以上。美国工业在1804年改订税制的保护下与英国工业对抗时，仅仅能勉强维持现状，而英国工业则在不断改进中，已经达到了非常巨大的规模，如果不是由于1812年的宣战而实行禁运，则毫无疑问，美国的工业面对着英国的竞争崩溃。由于这一系列的事变，正同独立战争时的情形一样，美国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剌激，结果产量不但足以供应国内需求，而且不久就开始向外输出，根据美国工商业委员会1815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单单毛织业与棉织业所雇的工人就达十万名，每年产值在六千万元以上。由于工业生产力增长的必然结果，情形正同独立战争时一样，一切价格迅速上涨，不但商品价格与工资，就是地产价格也一致提高，因此地主、工人以及一切从事于国内贸易者享有了普遍繁荣。　　　　
　　根特和议成立以后，国会吸取了1786年的经验教训，在第一年就规定把原来的进口税率提高一倍，这个时候，国内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是有些方面在利害关系上与工业家处于反对地位，由于这些方面的压力以及一些理论家论调的影响，国会复于1816年决定大大降低进口税，于是国外势力重新抬头，结果在1786至1789年间工业崩溃、农产品滞销、地产价格低落等现象重新出现）这个国家再度在战争时期享受到了和平时期的幸福以后，却再度在和平时期遭受到了比在最残酷战争中还要大的灾害。直至1824年，当英国谷物法在效果上对美国农民的不利倾向已经充分显露，从而迫使中部、北部与西部各州的农业在利害关系上与工业趋于一致以后，国会才同意将关税率略予提高；但赫斯启森先生立即采取了抵制措施，使这种税制对抗英国的竞争归于无效，于是在国会经过剧烈斗争，复于1828年在税制上作了补充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