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个人安全手册-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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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立案额度的规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们的国情所需吗？
王大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举措，规避了一些小的案子，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处理一些大案要案。我们国家的警力非常少，只有173万警察，是人口比例的万分之十一左右。而国外都在万分之三十五以上，也就是我们一个警察要做他们三个警察的活。所以只能用有限的警力来攻破大案要案。
南都周刊：分流小案子虽说有它好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犯罪分子对这种案件的受惩的恐惧降低，有恃无恐，从而反复犯罪呢？
王大伟：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严惩是否就是消灭犯罪行为的有效手段。
在警察创建之前，人类已经和犯罪斗争过很多年了，有一种理论叫“即将到来的恐惧”，认为只要把这些小偷都杀了，就没有人再偷了。由于这个理论，它制定了很多种法令，致使英国有300多种死刑。然而，死刑多了以后，犯罪反而也多了。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英国人每处死一个盗窃犯，要组织两万人围观，而当时伦敦总共只有八万人，要组织四分之一的人围观，也就是杀一儆百。结果，等到执行死刑的那天，人群里就聚集了大量的小偷，他们都看好了别人的钱包手表，就等着拽绳把罪犯吊死的那一瞬间。结果，一二三，侩子手一拉绳，人们的注意力一分散，小偷们都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这就是对这种政策的一个莫大的讽刺，成了一个笑柄。它本来是要用重典治乱世，结果小偷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去进行更大的犯罪活动。从英国或欧洲的历史来看，对犯罪采取多种死刑的办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
从预防犯罪到预防被害
南都周刊：据您的研究，西方国家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抑制犯罪上升的趋势？
王大伟：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特别是欧洲采取了社区警务的战略。社区警务也就是警察走到老百姓之间，宣传组织老百姓。这在我们国家也有，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来参与防范。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公众的安全感提高，老百姓的防范意识提高。但是犯罪并没有因为社区警务而明显地下降。
在这个时候，人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犯罪还是有增无减呢，心中就有了疑问。西方的犯罪学家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从预防犯罪到预防被害。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预防犯罪的大趋势。犯罪的持续攀升我们很难抑制，但是我们可以从我做起，自己掌握一些预防犯罪的技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远离犯罪。就好比现在癌症很多，我们不能说总体抑制癌症，但是可以自己多吃蔬菜、多锻炼，自己可能不会得癌症。对犯罪采取这么一种新的政策，这与社区警务运动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出现了很多组织群众的行为，比如说警语：“不和陌生人说话”，“不带今天不用的钱”，没有钱小偷就没法偷了；还有针对性骚扰性猥亵的行为，提出“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的话教给孩子，特别是小女孩。女孩在公车上遇到色狼，有“四喊三不喊”。四喊：男友在旁高声喊，二三女友高声喊，白天高峰高声喊。旁有军警高声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三不喊：天黑人少慎高喊，孤独无助慎高喊，直觉危险慎高喊。斗智斗勇智为先。
南都周刊：这种教育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
王大伟：通过学校，通过电视，通过报纸，通过媒体。广东现在出现了“两抢”，我们也编成了歌谣：“女士包背里面（靠人行道的肩），一只手护腰间。分装钥匙和名片（以免犯罪分子拿着钥匙入屋行窃），生命第一记心间（如果形成僵持的话，保命重要）。”我们把这些西方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来，这就形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如果女孩子掌握了这些情况的话，就可能不被犯罪分子侵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南都周刊：您觉得我们公众的防范意识是不是还不够呢？
王大伟：不仅是不够，很多还是零，我们的老百姓是只要犯罪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举个例子来说，平安人寿的总部在深圳，它今年组织了一次平安大使万里行，我们在全国进行平安知识的巡讲，都是免费的，由平安人寿赞助。结果，平安人寿花了一百多万来做这个善事，但是，每到一个城市发一千张票，却来不了三百人。这还是免费地讲，提供矿泉水和礼品。相反，如果一个三流的来讲讲什么两个月能学好英语啊，骗子医疗啊，百姓们会人山人海。我们的防范意识很多是零。
南都周刊：就你的研究来看，西方与犯罪斗争的经验，有哪些是我们做得还不够的？
王大伟：我们再回望一下，世界有两种新的理论。一是情报导向，前段时间伦敦有十架飞机被恐怖分子装上了炸弹，警方从巴基斯坦获得情报，于是把十架飞机全部扣住，24个巴基斯坦裔的英国人全部抓住，这就是和犯罪分子斗争的伟大胜利。作为警察来说，我们要学习西方这种情报导向系统，警察要更多地去捉摸敌人，从而获得情报，这叫爱可勒母五部分解法，第一尽可能获得情报；第二分析解读，把情报编成犯罪日历和犯罪地图——广州也应该制作这样一张犯罪地图，什么地方“双抢”高，什么地方什么犯罪高，然后编成口诀教给老百姓；第三要制定规划；第四要贯彻落实；第五要科学评估，当我们制订出这么一股根治广州犯罪的良药后，并不是吃完就算了，还要看有没有效，这个评估不是广东的警方自己来做，而是要让社会更多的舆论和公众参与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