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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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他们的政治经验，但宫廷本身却正在不可逆转地滑入狂热分子的手中。
另一队拳民袭击了北京和涿州之间的丰台火车站，放火烧了仓库、机车库和外国工程师的房子，炸毁了白河上洋人建造的铁桥。因为除了大刀长矛和几架老古董加农炮，他们没有别的武器，火于是就成了他们首要的武器。在丰台城外的山岗上，两位美国女人，哈里特·斯奎尔斯和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正伫视着滚滚黑烟从覆盖着常春藤的阳台上升腾而起，那里原是一座道观，现在已改为夏日别墅。她们能猜测出正在发生什么，吓坏了。丰台是京津铁路和北京至保定线的交汇处，它位于穆斯林将军董福祥所控制的地盘的边缘上。如果义和团暴民（或者是董福祥那些无法无天的军队）点火烧了火车站，那么她们该怎么办呢？
哈里特·斯奎尔斯的丈夫赫伯特是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而她的客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是一位活泼、年轻的波士顿女人，她正在东方度假，从日本来到北京。跟她们在一起的是斯奎尔斯的三个孩子、一个德国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和40个惊慌失措的中国仆人。一班手持长矛的中国士兵前一天被派来保护她们，但此后就消失不见了。
从冒烟的方向，有一个风尘仆仆的隐约轮廓正骑在马上缓慢地向山上靠近，等到认出了来的人正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时候，两位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乔治·莫理循是赫伯特·斯奎尔斯的一位亲密朋友，很懂得怜香惜玉，他正往这儿来营救女士们。这天的早些时候，丰台动乱最初的报告刚到达，莫理循就骑马出了北京城，想亲眼瞧瞧，并看看女士们怎么样。赫伯特·斯奎尔斯这会儿正在美国使馆里忙得不亦乐乎，可能在夜里城门关闭之前没法离开北京城。这段时间，莫理循让两个女人收拾行装并让惊慌失措的仆人们将行李装车，为的是在明天早晨匆匆赶回北京。
莫理循到达后不久，赫伯特·斯奎尔斯就带着从俄国使馆借来的一名哥萨克骑着马上山来了。因为根据1689年和中国签订的一个条约，只有俄国的使馆被允许保留一支小规模常设卫队，一共7名哥萨克。斯奎尔斯高个儿、粗犷、英俊，永远保持着半笑不笑的样子以及一个有教养的新英格兰人的风度。他这会儿穿着粗花呢骑马装，臂弯里挎着一支毛瑟枪，就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样舒适。在进入外交部门之前，斯奎尔斯在美国骑兵部队当了15年军官，他是个令人愉快的绅士加无赖式的人物，无拘无束地出入会议室或沙龙。他有政治野心，有一笔让人安心的银行余额，有一个聪明的老婆，还有积极上进的孩子们，他在中国瓷器方面的珍贵收藏，为美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长们所熟知。
第二天早晨，他们动身去北京，这一队列包括40个中国人，推着手推车、牵着骡子和驴子，3个全副武装的白人骑在马上担任护卫。4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北京城。
就在同一天，还发生了一场更大胆的营救。几个外国工程师在丰台前一个火车站上被拳民们截住了，也没法坐火车往北京或天津的方向逃跑。瑞士籍旅馆老板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骑马走在一大队武装营救人员的前面，并把逃亡者安全地带到使馆区。其他在保定府火车站的西方家庭则乘坐小艇顺白河而下，往天津的方向逃跑，遭到一群乌合之众的攻击，被迫继续上岸走陆路，在损失9位成员之后到达安全地带。
乡下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但使馆区依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慌。丰台火车站被烧的那天，公使们决定发电报给大沽，请求派足够的水兵保卫使馆。消息发出去了，不过当总理衙门得知此事后，水兵被禁止来此。在使馆方面的坚持下，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但每个使馆只允许进驻30名水兵。由于有11家使馆，这意味着总共有330人。
在经过一些铁路运输方面的艰难安排之后，这一小队国际部队离开天津，80英里的旅程没出什么麻烦。在北京火车站和使馆区之间，董福祥将军的甘军6千名回汉士兵将狭窄的街道塞得满满的，要给这帮新来者一个下马威，但他们很快就撤走了，被派去保护这会儿正在颐和园的皇上和太后。从水兵们行进的路上移去了这些甘肃勇士，朝廷上的温和派就能够减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早上8：00点，美、英、法、意、日、俄的联合军队荷枪实弹行进在使馆街（即东交民巷）——这是那一年他们唯一一次全体一致的行动。他们全都带来了机关枪，俄国人带来了野战炮的弹药，却把炮忘在了天津。
到现在，已经有17艘军舰飘扬着五花八门的旗子在大沽口外抛了锚，还有更多军舰则在前往大沽的途中。窦纳乐爵士发电报给英国舰队司令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爵士4：“无需再派军舰到大沽，除非事情变得更复杂，但我不认为会这样。”不过，军舰到那儿可不是来救援的，它们是来攫取的。本国政府可不想撞大运，一旦麻烦来了，没哪个国家甘居人后，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面对这一大份中国美餐狼吞虎咽、大快朵颐。紧接着那份电报之后，窦纳乐爵士在写给西摩尔的一封信中说：不再需要更多的英国军队了，除非中国政府垮台，那它就是必须的，为的是在一场争夺战利品的国际比赛中和俄、法竞争。窦纳乐爵士满有把握地补充道：北京的使馆，“将是最后遭受攻击的地方。”
樊国梁主教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们将受到攻击，就在人们对他的话不予置信的时候，首批小股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拳民开始进入北京的大街小巷，这个时候是6月初。在端郡王的命令下，外城门的守兵允许他们只进入汉人区——北京的三等街区，在旗人区围墙的南边。铁帽子们立即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宫邸担任保卫工作。只有到了此时，也就是1900年6月，可以说，义和团和铁帽子们才在操作层面上完完全全地并肩战斗了。这之前，他们仅仅是通过像强盗李来中这样的中间人，远距离地进行一些手忙脚乱的协作。无论铁帽子们是处在民族主义激情燃烧的时刻，还是自大狂，这都可能是做梦才会有的情形，王爷和农夫之间的这种肩并肩的协作持续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并且，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尤其是拳民们，他们当中多数人在这个年关过去之前就断送了卿卿性命。
数以百计的义和拳神坛在北京城的各处出现，有点像乡村庙会上的大字布告，在这种狂欢的氛围中，本地男人和小孩也开始效法那些乡村英雄，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大练“神拳”。颐和园的太监们也扎着红头巾、绑着红护腕、系着红腰带（主要是为了对付端郡王的监督者），到处都在焚香，以证明那里眼下没有基督徒。北京城里有钱的满汉居民，纷纷以铁帽子们为榜样，认为聘请拳民担任守卫是明智的做法，花钱雇他们，既可以保护自己的钱财，又可以焚香避免灾祸。随着其他拳民的陆续到达（起初是数以百计，继而数以千计），就要努力把他们限制在旗人区围墙之外的汉人区内。决不能让他们威胁到使馆区，或者，甚至不能接近它们。许多天过去，人们在使馆区的附近只看到过一个拳民，而且很快就回到了远处。
莫理循壮着胆子出了使馆区，进入汉人区打算瞧上一瞧，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拳民在展示自己的技艺：“他装作被一位天神附了体，恍恍惚惚地挥舞着刀剑朝空气猛砍。没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不仅仅是外国子弹和外国刀剑，就是外国毒药没奈他何……外国人正是用这些毒药污染本地的水井。”莫理循补充道：一位西方人（他自己）飞起一脚就让这孩子四脚朝天。这是个恶作剧。也是一次不必要的挑衅。莫理循在他给《泰晤士报》撰写的文章中并没有适当提及他对中国人有拳脚相加习惯。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1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3）
北京城外唯一摆出架势、似乎要阻挡义和团拳民的军事武装，是聂士成将军的部队，这支部队在北京以东靠近天津的那一带活动。聂将军是个温和派，对总司令荣禄的忠诚要超过对铁帽子们的忠诚。在6月的3、4两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击退了一支义和团小分队，当时他们企图炸毁那座位于杨村的至关重要的铁路桥，那样将会切断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和北京使馆之间的铁路连接。这样一来，铁帽子们对聂士成自然就没什么好脸色，也使得他如今成了一个受监视的人，并且不久就会被蓄意杀害。
6月3日，一些额外的德国和奥地利水兵到达了（最初的水兵分遣队被派出时他们被留在了后方），这样一来，使馆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451人。这当中，有两名指挥官和41名士兵最后被派去保护樊国梁主教和西什库大教堂，留下17名指挥官和391名士兵守卫四分五散的公使馆。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平静，以至于窦纳乐夫人把她两个漂亮女儿，4岁的斯特拉和3岁的艾维，送到英国使馆在西山的新近翻修的避暑别墅去了，一路上有水兵护送。窦纳乐夫人的妹妹阿姆斯特朗小姐陪伴着她们。一路上，她们嗅到了空气里危险的气味，两天之后就把她们带了回来。这是6月5日，不是一个太早的日子。
消息在乡下传播的很慢，但在孩子们回到使馆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两个英国传教士4天前在北京以南50英里的永清被杀。查尔斯·罗宾逊和孟鹤龄受到一伙暴民的恐吓，到一位地方官的衙门里寻求庇护，被迫从后门离开，就这样被逮住了，并被砍得体无完肤5。当窦纳乐爵士带着他的翻译亨利·科伯恩到总理衙门抗议的时候，他注意到：在他陈述的过程中，四位中国大臣中有一位一直在打瞌睡。这位打盹的大臣后来被引为满清政府（它已经一心一意要消灭全部外国人）冷酷无情的一个例证。就像莫理循为《泰晤士报》所写的报道：“在危机日渐迫近的时候，太后却正在颐和园里大演京戏。”
事实上，在6月的最初一个礼拜里，温和派反义和拳小集团在朝廷上暂时占了上风，这既要归因于义和团在接管涿州期间的胡作非为，也要归因于最近由使馆卫兵的来到所激起的对外国干涉的担心。有些人对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依然记忆犹新，即便是端郡王和他太年轻的兄弟们，也是如此。据《北华捷报》报道，6月4日，在颐和园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试图解决铁帽子们和那些反对义和团运动的高级大臣之间的分歧，这些反对者对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和使馆区水兵的存在深感恐慌。《北华捷报》说，那些好斗的家伙坚持认为：不应该压制或反对义和团，因为他们忠于大清朝，只要适当武装就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北华捷报》认为支持义和团的人有：端郡王，他的弟弟澜公，大学士徐桐6、军机大臣刚毅和承恩公崇绮（已故阿鲁特皇后的父亲）。提出反对声音的，只有荣禄总司令和军机处首领、年事已高的礼亲王。《北华捷报》又说，军机大臣王文韶7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太后也保持了沉默。”沉默，如今是慈禧抵抗端郡王唯一的防卫武器。让那些温和派围着他兜圈子并延缓不可避免的摊牌，她会尽量将天平向温和派的方向倾斜，不管她是否能做到。但是内心的恐惧却使得她不能在朝会上公然违抗端郡王。要是有哪个人愿意跳出来护着她，她就可以下令逮捕他，但端郡王的同伙如今占据了如此多的关键位置，以至于只有荣禄或袁世凯可以指靠，只有他们才能保护她。袁世凯如今远在山东，荣禄早就被吓坏了，而且小心谨慎，拦一拦端郡王他还是能做到，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确定会有谁肯帮他。
在没有李鸿章的情况下，他们谁也不敢贸然行动。要应付像眼下这样的形势，他们全都养成了对李鸿章的依赖，甚至荣禄也在忧虑不安地等着李鸿章来救他们、做那些他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情。但正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李鸿章这会儿才在广州优哉游哉地等着壶里的水烧开呢。在此期间，任何人平心而论都不会怀疑：在宫里直接跟端郡王正面对抗，将导致光绪的中毒，以及溥 作为新皇帝登基就职。
后来，莫理循、濮兰德、巴克斯等人竭力要把慈禧打扮成这场排外阴谋幕后的主要操纵者，但这样的努力纯属捏造，并不能被眼下正在进行的事实所证明。莫理循就这场围攻给《泰晤士报》所作的报道这样陈述：“这场排外反教运动……是在太后和被她选为谋士的那些反动分子的怂恿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