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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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的确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不过，那是在它变得稀缺之前。
【译注】
1白利南，又译璧利南（见《清史稿》），即拜伦·布伦南（Byron Brenan 生卒年未详），英国外交官。1898…1901年间担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旧上海曾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康有为到达上海之前，上海道蔡钧曾致信白利南，要求协助截获康有为。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幼勖、杏生等，别署愚斋，号次沂、止叟等。江苏武进人。晚清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实业家。历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办理商务事务大臣、铁路总公司督办、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1901年任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加太子少保衔。盛宣怀热衷于教育和实业，1892年创办北洋大学堂，1895年奏设天津中西学堂，1896年奏设上海南洋公学。还曾担任过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冶萍煤铁公司总理、轮船招商总局董事局会长等职。1916年病逝于上海。著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籍》等书。
3这里应该是弄错了，贝勒载滢乃是恭亲王奕訢之子，这里所说的恭亲王的孙子指的应该是载滢之子溥伟（1880…1937）。
4何东（1862…1956），原名启东； 字晓生。原籍广东宝安，出生于香港。1881 年入香港怡和洋行任副买办，后升正买办，并兼任香港火险、广东水险两公司分行经理，1900年后自营商业。1921 年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1929年接办香港《工商日报》。 后长期在港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历任香港臬署高等陪审员、华商总会董事、华商会会长、经济调查局分任委员会长。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15年受封爵士勋衔。
5梅含理，即弗朗西斯·亨利·梅（Francis Henry May 1860…1921），香港第十五任总督（1912…1918），出生于德国，曾任香港辅政司，1911年被封为爵士。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7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侯爵。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曾两度出任外务大臣，1898年组阁，1907年退出政界，完全致力于早稻田大学的校务工作。1914年再度出任首相，1916年因病退休。著有《东西方文明之调和》等书。
8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虎藏，又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接受“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曾到中国考察，旋因经费告罄返日。1897年，再度来华，并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又经人介绍与孙中山成为知交，为兴中会反清革命活动出力甚多。1899年前后往返于康梁与孙中山之间，极力劝说两派联合反清。1900年参与惠州之役，失败后回国。1902年撰写《三十三年落花梦》发表，向社会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1905年为同盟会成立奔走效力，旋成为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多方挪借旅费再来中国，拥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8月，力阻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10月间返日。1913年，孙中山返国反袁时与孙偕行辅佐。二次革命失败后，往来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力解孙、黄矛盾。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晤见孙中山，次年病逝于日本东京，有《宫崎滔天全集》。
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0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 1868…1918），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被1917年的二月革命所推翻。1918年，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被当时的苏联政府秘密处决。
11MI6，即英国情报机构军情6处。
第四部分 逃亡第71节 毒笔（1）
北京城里对新闻记者梁启超的搜捕，在他成功地逃到日本与康野狐会合之后，也就草草收场了。一篇下令将其逮捕并就地正法的谕旨，将此两人形容为“狼狈为奸”，这匹狼就是康有为。而梁启超，这只因为腿太短而骑在康有为背上的“狈”，当时仍在北京，城门已经关闭，为的是防止他逃跑。他只好跑到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危机期间，日本使馆内唯一一名留在城内的高级外交官（其余的人都去海边或大山中度假了）是署理日本公使，他正忙着招待伊藤博文。在伊藤的吩咐下，梁启超立即就得到了庇护权。
伊藤博文在北京又呆了一个礼拜，直到9月29日才离开，其间曾多次和梁启超会谈，也听说了六君子的被捕、审讯和就戮，这几个人都是他在朝廷上的毫无保留的拥护者。与此同时，北京城里一张针对梁启超的全城搜捕网已经拉开。在伊藤博文的指挥下，梁启超装扮成一个日本人，被一个名叫平山周的天佑侠团密探秘密地带到了天津。靠近大沽锚地的时候，这位密探和日本驻天津的领事官护送这位逃亡者安全地登上了“大岛号”炮舰。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直接发来了密电，命令大岛号起锚，驶向外海，没想到竟被一艘中国水师的军舰截住了。荣禄总督的密探一直在严密监视着日本人，不过严密得还不太够。中国水兵登上了大岛号，要求交出梁启超，日本船长拒绝了。梁启超这会儿正呆在中国水兵看不见的小舱里，奋笔疾书，给家人和朋友写最后的遗言（他相信这是自己最后的文字）。不过，他的幸运之神还在继续庇护他。中国水兵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船上，大岛号继续它的航程。
在日本，10月22日的《神户记事报》透露：大岛号带来了“一件非常贵重的礼品”。比起康有为来，他多半算得上是“非常贵重”了。这两个人可算是博斯韦尔和约翰逊博士1的中国副本：康有为表演，梁启超记录。直到此时为止，比较起来，梁记者还只是个为康有为出谋划策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一只“狈”（正如那个成语所暗示的），对于昂首阔步来说，自己的腿还太短了。他缺少康有为的攻击性，宁愿通过自己的笔拐弯抹角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的营救把他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并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杀伤力的抹黑宣传员，一位毒笔大师。他的主要靶子就是慈禧。
虽说他的腿很短，但他的天才却很长。作为一位广东农民的儿子，他聪慧异常。9岁时就能写千字短文，囫囵吞枣地咽下了不少唐代诗人李白那些含碱量很高的诗歌。16岁就中了举人。不过他讨厌专横的形式礼仪，抱怨道：“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890年，他赴北京参加会试，铩羽而归。回到广东后，他拜见了康有为，成为康有为的“学堂”里最早的弟子之一，而后又成了“学堂”的一位老师。1892年、1894年和1895年，他三次努力通过科举考试，康有为倒是侥幸通过了，而他却依然名落孙山，最后决定放弃。
由于一次最重要的外事接触，梁启超成了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落入李提摩太的圈子是一次意外的运气，命运从此逆转（原文为拉丁文）。梁启超帮着李提摩太向名士们投怀送抱，并接近翰林院中专搞阴谋诡计的那一派。作为回报，李提摩太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外国人当中为梁启超树立一个聪明的年轻改革家的形象，说他将领导一个崭新的中国。
有了这样的鼓励，梁启超成了许多维新报纸和杂志的撰稿人。凭着他笔头的力量，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张之洞总督的亲信）之邀，出任新近创立的“长沙时务学堂”首席讲师，那是一座维新派的温床。在那儿，他加入了另外一些在相同想法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维新学会，并成了谭嗣同的朋友，此人将会成为皇上宠信的维新顾问和六君子之一。
恰好在百日维新的前夕，梁启超去了北京，以便帮助康有为推开紫禁城的大门。通过张荫桓爵士出面，梁启超也接受了一次皇帝的召见（在召见康有为之后不久），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得到的奖赏也是一份差事，比光绪先前给康有为的那份可要强多了：他被安排负责新政府的译书局，虽说那些个外国字他一个也不认识。梁启超安静地做着他的后台工作，直到9月惨案突然发生，在伊藤博文的营救下，才免于被刽子手收割。
大岛号炮艇驶进了内海的宫岛港，许多日本外务省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把梁启超带到预先安排的东京住处。10月底的时候，康野狐在宫崎滔天的护送下，也从香港赶到这里，和梁启超会合。
几个月之前，日本人也为共和运动的领袖孙逸仙博士提供了庇护，那是在他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而且已经在横滨为孙博士安排了舒适的住处。虽然康野狐的狂妄自负和政治见解，都与孙博士水火不容，但天佑侠团还是为他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日本的知识分子、政客和天佑侠团的头头们，都将康梁二人视为他们实施长期战略的很有价值的马前卒，这一战略就是：将西方殖民势力（尤其是俄国）赶出东方，并将整个东亚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内。在这个计划中，天佑侠团是一个危险的合伙人。10年之前，当他们认为大隈重信侯爵带给外国政府太多自由的时候，他的一条腿就丢在了一位自称刺客的人的手里。新近出任外交大臣的大隈重信和天佑侠团又一次展开了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撮合者是康野狐的排满宣传和孙博士的共和密谋。
康有为一到日本，就被介绍为：一个权威的消息来源、一位朝廷的密友、中国皇帝的一位亲信。他告诉每一个人：他的死里逃生，完全是因为李提摩太和窦纳乐爵士的迅速行动，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官和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施以援手。这使得他说什么比要他是什么更重要。他自吹自擂，说伦敦《泰晤士报》的通信记者濮兰德已经亲自对他进行过审查，并向全世界证实：他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位诚实正直的改革家。
打那时起，康有为的夸张宣传就在普天之下广为流传，极大地扭曲了他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从而导致西方政府不得不对他认真看待（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没准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几乎每个人都上了他的老当。
从1898年到1900年，外国报纸对中国的维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鼓掌欢迎，热心赞助。他们不断发表康梁二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创作的那些宣传材料。最主要的材料来源是梁启超的《清议报》，这份杂志由日本人资助，1898年12月23日（也就是他被秘密带出中国的三个月之后），开始在横滨出版。那些文章首先在《清议报》上发表，对北京的人和事给出了一个虚假或扭曲的版本，后来又被梁启超选辑收集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1899年，此书经过修订在上海和横滨再版，成了百日维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维新运动的《圣经》。
中国的英文报纸——比如《字林西报》和它的每周增刊《北华捷报》（出版于上海国际租界，所以不受满清政府审查机构的影响）——也采用了《清议报》上发表的虚假陈述。《北华捷报》经常刊载康梁的文章（都是被他们当作权威材料披露的）的译文，从而使这些文章完全合乎英美报纸的口味。《北华捷报》上所表达的那些观点，很少归到康有为或梁启超的名下，但其相似性是如此惊人，显然是从同一只杯子里吸吮来的。《北华捷报》的编辑先生们毫不隐瞒他们对慈禧的厌恶，以及对维新运动的支持，如今，康有为自称是这一运动源头。《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那些货色，又被濮兰德转运到了伦敦的《泰晤士报》，接下来又被《纽约时报》所摘拾，这两家报纸在整个英语世界担当着纪录日志的角色。（关于慈禧太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道，可以毫不费力地顺藤摸瓜：从美国的地方报纸到《芝加哥论坛报》，再到《纽约时报》，然后到伦敦的《泰晤士报》，到上海的《北华捷报》，最后，自然就摸到了梁启超在横滨办的《清议报》。）
梁启超的排满杂志自然受到了海外华人的欢迎。189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指斥慈禧、荣禄和刚毅是中国灭亡的设计师，梁启超写道：有人“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