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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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禁城里的成长岁月里，孩子的极度焦虑越发严重了，造成这一后果的并不是慈禧，而是那令人窒息的教育，是他所受到的谄媚奉承，还有来自他的首席老师翁同龢的那一套夸大其词的儒家礼教。他被推入了紫禁城这一畸形的环境之中，在那儿，他成了礼教的人质，被那些吹毛求疵的老师们严防死守、牢牢看管，在他的首席老师的训练之下，变得对慈安和慈禧战战兢兢、言听计从。
从前，在培养不幸的同治皇帝的过程中，两宫皇太后和宫廷老师们太过放任自流了——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光绪皇帝尽管已经从他亲生母亲的虐待之下被解救出来了，但他的老师们为了补救他们的过失又做得太过份了，使得光绪被严格的顺从所窒息，让他来为同治的品行不端付出代价。
慈安的身份地位要高于慈禧，由她来负责光绪的教育。撇开其他所有的问题，慈禧严重的肝病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在光绪9岁之前，所有关于他的决定，都是慈安、醇亲王和翁同龢的首要职责。
太监们也着手对这个孩子发挥积极的影响，以确保他不再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他所受到的责罚，也不再像以往的天子，仅仅是掐两下脸颊了。新任美国公使田贝3的报告说：“据说（是否确切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热情而任性。传说他是因为对外国钟表的狂热而毁了自己，他所拥有的这玩意儿为数甚巨。”他的母亲则把她对付孩子们的惯技（她也曾经这样对待光绪），一股脑地发泄到了光绪的父亲身上，因为是他坚持让孩子搬到紫禁城里去的。总管太监不免要惊呼：“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4连哭带嚎的小光绪被关进一间小屋子里。那是一间无窗的小闷屋，里面放着他的夜壶，不管他怎样哭喊，叫骂，踢门，央求，全都无济于事，没人理睬。只有当他哭喊够了，也就是说“唱”完了，他们才把他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样孤寂的独处，有利于让他深思和反省。和同治皇帝不同，光绪是个脆弱敏感的孩子，有着一种易碎的自负。
当他面对单调枯燥的学习和沉闷乏味的典仪而畏缩不前的时候，人们就威吓他，说这将遭受雷神的报应。这时，在一个老师的暗示之下，另一间屋子里的太监们就会弄出可怕的巨响，就好像雷神正在隔壁准备给他报应。因为这，光绪一辈子都害怕打雷和巨大的噪音，加之经常发作的惊恐，已经成了他的沉重负担。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这些突然发作如此严重，以至于经常连续几天陷于持续不变的恐惧之中。
他并没有完全逃出他母亲的阴影。依循惯例，光绪皇帝即使在宫里也被迫节制饮食。田贝的报告说：“皇帝通常所吃的食物被规定得很死……如果他想要吃食谱之外的任何东西，负责皇上餐桌的御膳房必须事先进行商讨。”为了报复那单调乏味的日常食物，这孩子就把自己撑得饱饱的。当他吃得太饱的时候，两个太监就会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翻过来，面部朝下，将他的头猛磕地板，“为的是理顺他的胃。”后来，慈禧向一位御前女官谈到光绪刚刚被带到宫里来时的情形：“他是这样瘦小而虚弱。他的父母似乎不敢给他吃任何东西。”但在这段时期，她为这个孩子所操的心也实在太不够了。
慈安要忙于应付过多的繁文缛节，孩子的成长很多时候就完全交付给了太监们的仁慈。太监们在认为自己能够侥幸逃避惩罚时，总是格外地刻毒。他们向两宫皇太后隐瞒关于光绪身体情况（他的身体总是很虚弱）的信息，因此他的身体状况没能得到改善；他们恶意地给他穿上层层叠叠的衣服，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紧身衣的洋娃娃；他们用五花八门的小花招戏弄他、折腾他。一旦允许他们惩戒这孩子，他们就变本加厉，这导致了光绪皇帝终生对奴仆的畏惧。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以说明太监是万恶之源，文中声称：“唐朝之败，皆由宦官（专权）所致。”成年之后，他让他们吃够了苦头，让他们为自己对天子的非礼承受了最沉重的责罚，直至处死。慈禧对别人的轻视（有些是真的，有些则是她的幻想）极其敏感，在这一点上光绪跟她很相像，成年的光绪不能容忍太监的无礼，哪怕是最细微的无礼。只要他们惹他生气，他就命人责打他们。对此，他们的回应就是散布关于他流言蜚语，这些传到了朝廷的那些死对头的耳朵里，他们就把这些故事传播到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们当中。太监们从皇帝家里偷来的并不仅仅是翡翠筷子，他们还能偷来面子。
不可避免地，关于紫禁城的绝密新闻，为那些愚蠢无聊的谣言增加了不少猛料。1878年6月11日，在光绪皇帝6岁的时候，两宫皇太后被迫发布了一篇谕旨，称“修德持静，以靖浮言。”在谕旨中，两位太后称：据言官所奏“民间因此传闻，讹言日兴。是朝廷整饬纪纲之举，专为群情骇惑之端，不可不明白晓喻，以安人心而释群疑。”5
有一则传言，发表在中文报纸《华洋通闻》上，声称光绪是个王位觊觎者，他每只眼睛都有双瞳。这份报纸暗示：两宫皇太后已经用另一个孩子取而代之，这是一个邪恶的满洲密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发表后，《华洋通闻》的出版人据说自杀了，至于是不是出于自愿，就不大清楚了。关于光绪皇帝李代桃僵的谣言流传了很多年，最后成了攻击慈禧的大量诽谤的一部分。对于那些试图挑战她的合法性进而挑战皇权合法性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有用的装备。任何关于光绪不是真正皇裔的暗示，对于那些朝廷的敌对集团（尤其是铁帽子王们）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他们一直巴不得能让自己的儿孙登上皇位。根据1900年此类诽谤中的一个最流行的版本，慈禧在和荣禄的一次长夜风流之后，秘密地生下了一个孩子。起初，人们传说这个孩子是个闺女；后来，这个故事又被嫁接到那个李代桃僵的故事中，这个私生子成了一个男孩，他秘密地取代了光绪。
如果皇帝口吃的毛病在1870年代后期就广为人知的话，那么这样的谣言就不会得以流传。因为他的父亲醇亲王最终成了议政王，用另外的孩子取而代之的说法就显得很荒唐。他或许不是最聪明的满洲亲王，但自己的儿子还是认识的吧。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2节 礼教的人质（2）
光绪的师傅翁同龢是个忠臣，这一点大概没什么疑问，但他对光绪的错误引导至今没有被充分认识。在自己的孩提时代他就遭过不少罪，因为那时候他的父亲6受到了八大臣的迫害和羞辱。1861年，当恭亲王的政治联盟揽得大权之后，翁同龢的父亲被恩诏复职，翁同龢自己则获殿试状元，诏为两宫皇太后讲授典籍。在两个女人面前，他卑躬屈膝、曲意逢迎，为的是保住并提升自己在朝廷里的位置。由于他不断地对两个女人巴结讨好，还总是促使别的大臣也去向她们献殷勤，再加上又向她们大送其礼，翁同龢深受两位太后的赏识，慷慨地给予他特权，最后爬到了军机处的最高职位。慈安死后，翁同龢就成了慈禧太后最坦率的支持者，总是冒冒失失地充当他的辩护士。有一回，脾气暴躁的惇亲王指责慈禧在处理一桩高级官员行贿事件时过于宽纵，翁同龢当即便驳斥他。“惇王此言差矣，诸事皆处置妥当，合理公平，何来宽纵之说。”像这样肉麻的阿谀奉承，或许颇能表明慈禧的判断力，她纵容大臣们在自己面前奴颜婢膝。不管怎么说，是宫廷礼仪造就了这样一种辞令风格。大臣们竞相表演他们的谦恭有礼，争先恐后地表达他们对统治者钦敬赞美。这全是儒教游戏的组成部分，和欧洲宫廷里巴洛克式的谄媚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一般来说，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慈禧还是显示了她良好的判断力，只要她能够认清当时的情势。然而很不幸，她渴望得到人们的喜爱，而这种喜好奉承的弱点，使她不可能看透那些弄权朝臣的心。
对于儒家的礼仪和规矩，翁同龢有着相当透彻的领会，这使得他在自己的官位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他对两宫皇太后的谄媚逢迎，也让他在私人生活方面受到绝对的保护。
他不知疲倦地努力让光绪皇帝对慈安和慈禧更加谦恭和孝顺，在这方面，他做得太过火了。在和其他大臣商议政务的期间，他会暂停训导年轻皇帝的职责，把所有这方面的事情都交给两位太后，并叮嘱皇帝要尽量表现得诚实。
翁同龢给皇帝洗脑的结果，就是使得光绪在两位太后面前总是呆若木鸡。在进入青春期以后，光绪和姨母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也还友善而融洽，但在心底里，他在慈禧面前（也包括在其他普通女性面前）总是非常紧张，以至于承受了长时间的遗精之苦。这自然给他的自尊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极度紧张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1898年以后的医学报告显示，正是他的这种极度紧张使他变得阳萎，他既无法做爱也没能生下一个孩子。一位给他检查过身体的法国医生断言：这起因于一种肾病，这种病并未被宫廷御医所认识，因而也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最终因为他的极度紧张而更加恶化。
就这样，一个饱受虐待的孩子突然之间被立为中国的皇帝，尽管这经过了种种华而不实的典礼仪式和矫揉造作的繁文缛节，到头来人们还是发现在他长大成人后竟有一种医学缺陷、一种使他阳萎和遗精的疾病。所有见到过光绪和他姨妈在一起的人都认为：她对待他还是很和善的；即使是最近法国医生在给他做体检的时候，她也是如此。当时，光绪坦率地将自己的身体问题和盘托出，包括他无意识的性兴奋，如果他真的非常怕她的话，像这样的事情恐怕就做不到了。地位显赫的夫人所带给他的怯畏和其他所有女人并无不同，是的，只是胆怯，而不是恐惧。只有当他能够入睡的时候，才能让他稍稍感到放松。
在他忍受磨难的那些年，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位中国皇帝最初所受的教育，已经有所拓展，其内容不仅仅是儒家经典。在同治皇帝小的时候，他的师傅倭仁阻断了恭亲王试图介绍西方观念的所有努力，直到他去世。光绪的是师傅们虽说毛病也不少，但也教给了他不少西方学科，向他介绍了不少西方观点，正如田贝所报告的：“皇帝在接受过精心细致的中国传统教育之后，也有一些翻译好了的外国书籍供他学习。”后来，“人们认为他的智力还不错。”于是，“皇帝开始着手学习英文。两位同文馆的学生是他的老师。他们每天中午一点去见他……据说他的记忆力很不平常，所以学得很快。”同文馆是一家翻译学校，是作为总理衙门的一个附属机构而设立的。罗伯特·赫德曾经安排他的朋友、传教士语言学家丁韪良去那里担任总教习。
为了他永恒的荣耀，光绪开始表现得已经长大成人，愿意成为一个甘心奉献、勇于担当、必能使两宫皇太后感到满意的皇帝。在他10岁以后，就显示出要做一个苦行者的天性倾向，愿意过一种克己和独处的禁欲生活。和同治皇帝不同，他并不愿意和太监们嬉笑打闹，对于偷偷溜出紫禁城之类的勾当，也毫无兴致。在人群当中，他从来就没感到过自在；他独自进餐，在这个扭曲的礼仪世界里，他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囚徒，一个礼教的人质。
和哈姆雷特一样，面对任何事情，他总是犹豫迟疑。他渴望坚定果敢，但又优柔寡断。他希望仿效过去那些冲锋陷阵的国王，却总是等待有人给他指明前进的道路。虽然他身材瘦小、优雅，有一副精巧的面庞，而且从来就没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但他既不胆怯，也不畏缩。他曾经勇敢地面对恶劣的天气，长时间地在雪地里漫步，拒绝随侍太监的任何遮挡和保护。他曾经私下地谈到，自己和慈禧一样，认为下雪能使他逃出周围人的视线，这些人总是环绕在他左右，并仔细观察他。像所有满洲王子一样，他也有研习技击的日常功课，这当中包括武术（西方人错误地称作“功夫”）、剑和棍、猎鹰训练和骑马射箭。他也有几桩小小的政绩记录：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开始细心地注意到皇家预算的滥用，最后将这一预算裁减了三分之一。这可是个不小的壮举。
从1875年到1881年间，慈安皇太后一天也没病过。1881年4月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病倒了。一篇上谕诏告天下：“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