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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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朝廷对光绪继位的批准，惇亲王和他的小集团向外界透露：阿鲁特皇后已经怀有身孕，而且，他们打算支持她的孩子的继承权，这个消息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所有的争论重新开始。亲王之间又恢复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人用武力相威胁。
如果（正如李鸿章总督向罗伯特·赫德所暗示的），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事先知道阿鲁特皇后已经怀孕，那么，他们选择光绪就是有意要阻止铁帽子王们利用这个孩子来确保皇位继承的公开。
北京又召开了一次紧急御前会议，这一次的参加者还包括各部大臣和各省督抚。作为反击，恭亲王的拥护者指出：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皇后所怀的是不是儿子，在确定孩子的性别之前，让皇位继续空缺达数月之久将是十分危险的；万一生个女孩，这么长时间的耽搁则纯属浪费。这种观点并没有使铁帽子王们动摇。
事情又一次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就在这时，传来了皇后企图自杀的消息，她吞下了金粉，仅仅是因为她的仆从发觉及时才救了过来。年轻的皇后苦苦挣扎了两个半月之后，最终还是撒手归天了。这首先是一剂及时的解药，而后又是对政府致命的一击。那段时期，恭亲王完全处于狂乱之中，而中国则处于内战的边缘。在北京，有军队调动的消息和暴动发生的谣言在流传，人们纷纷议论：宫廷政变一触即发。
不祥的谣言轰隆隆传到了《纽约时报》，据这家报纸1875年1月31日的报道：“据传，北京已经发生了骚乱，其起因就是皇位继承之争。”2月12日的报道说：“发自中国的电报称：人们认为在这个国家，一场内战一触即发。” 2月13日又说：“人们普遍认为，皇位的继承将带来一种不确定因素。虽然已经选定了醇亲王的儿子……但人们认为这种安排有可能会引起骚乱。”
所谓军队调动和街头暴乱，其实是惇亲王的一着棋，他想以此向御前会议施压，以延缓光绪登上皇帝的宝座。惇亲王早先“靠智谋取胜”的努力并没有奏效，于是只好求助于肌肉的力量：将骁勇刚猛的回汉骑兵从甘肃调到北京，和铁帽子王结成强盗联盟。他们轰轰隆隆地穿过尘土飞扬的街巷，在北京城的某些地区横冲直撞，使得关于内战爆发或者军事接管北京的谣言一时间不胫而走。惇亲王谎称这些捣乱的家伙是一些因为军饷被克扣而闹事的骑兵，不过没人相信他的这一套。也有一些街头群氓跟着起哄，这正好佐证了惇亲王的观点：老百姓也被激怒了，因为光绪的获选不符合皇位向下一代传承的祖制。
美国公使馆的报告说：“在过去的这个月里，恭亲王和他总理衙门的同僚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包括8位亲王、杂七杂八的贵族和满清官吏在会议上审议了帝国事务。所有旨在确定这次非常会议的目标和会议讨论主题的努力，全都毫无结果。”
由于缺乏此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对于事情的头来尾去有过这样一种评论：同治皇帝的突然去世，或许是一次弑君事件的牺牲品。1月14日，也就是他去世两天之后，李鸿章将阿鲁特皇后怀孕的消息透露给了罗伯特·赫德，和这条消息一起透露的还有：她曾经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在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秘密会议举行期间，这些消息一直被封锁了好几个礼拜。1875年3月27日，当阿鲁特皇后终于崩逝的消息公布之后，所有这些讨论突然结束了，皇后的死因据说是“暴病”。她肚子里的皇位继承人当然也就随她而去了，连累铁帽子王们也因此而失去了一位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惇亲王才万分不情愿地同意了光绪继位。大家作鸟兽散，各回各的家。
据《纽约时报》1875年5月（也就是阿鲁特皇后死后两个月）透露：“阿鲁特之死的诸多细节引起了人们对死因的普遍猜疑，不难看出：万一她所怀的孩子是个男孩的话，将会使皇位的继承变得复杂，正是人们对这种复杂因素的担心导致了她生命的终结。”
这个故事暗示了她的死是一种政治安排，或者，像罗伯特·赫德所写的：“这个可怜的女孩不能不死。”到底是谁安排的呢？李鸿章总督告诉罗伯特·赫德：她用吞金叶的方式企图自杀，这是中国一种很普遍的谋杀方法，很少用于自杀，因为金的作用很慢，而且死得很痛苦。如果要自杀，鸦片更受欢迎。阿鲁特是双重受害者：先是封锁她怀孕消息的努力没有奏效，事情给弄得一团糟；而后才是两个月后的谋杀。
1875年的继位之争演变成抢位游戏的谋杀。无论是赫德的日记，还是报纸的报道，都暗示了阿鲁特的死是为了避免她生出一个儿子来妨碍光绪的继位，而醇亲王、恭亲王、李鸿章和其他人都能因光绪的继位而得到最大的好处。光绪是阻挡惇亲王染指皇座的唯一途径。
正相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慈禧用任何方式虐待过阿鲁特氏。正是慈禧本人选择了阿鲁特氏作为她儿子的皇后；如果她生了个儿子，那么这个孩子也就是慈禧的孙子，而且他的出生将再次巩固她的地位，也给了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保证。所以，不管是阿鲁特的儿子还是光绪做皇帝，慈禧的地位将继续显赫。
是什么样的决定性的法则使得太后一心要扮演这一毒害者的角色呢，没人对此发表评论。所有人都将它和阿鲁特氏的儿子紧密关联起来。在1875年同治和阿鲁特氏去世之前，同治皇帝的异母姐姐荣安公主也去世了。48小时之内，同治驾崩，慈禧成了一个靶子。大约与此同时，阿鲁特氏首次病倒，慈禧也垮了，但在这之后的继位危机中带病坚持了下来。她的病被诊断为严重的肝病（毒素或重金属——比如黄金——中毒所致）。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一直是个病人，偶尔会有所好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83年。那段时期，她没有出席朝廷的重大仪式（这一点档案中有完整的记录），甚至在很多场合听到过关于她去世的谣传。例如，1875年3月29日，阿鲁特氏崩逝的消息发布后的两天，美国公使馆的报告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根本没有提及慈安这些年也在生病。）紧接着又说：“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场阴谋，要谋杀同治，要处置他怀孕的皇后，要除掉荣安公主，还要毒杀慈禧，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受害者要对这一阴谋负责呢？历史学家徐中约3告诉我们：“太后……对（同治）病情的恢复没什么帮助，相反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加速了他的死亡。”《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评论同治的死：“根据这一天的传言，由于他母亲的诡计而加速了他的死亡。”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传言，除非算上许多年后康有为和巴克斯的捏造。费正清4教授在《中国：传统和变革》中告诉我们：“据传，（慈禧）甚至怂恿（同治）过一种无节制的生活，这导致了他的死亡。”
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不管他又多大的魔力，李鸿章是个危险的家伙，为了取得这样的主动，他决不会有丝毫的犹疑。恭亲王只需要表示他希望摆脱同治皇帝，李鸿章完全有能力手到病除。那时候，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10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慈禧自己突然病倒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一旦得到除掉同治的授意，李鸿章可能就会做出决定：掐断每个人和他的联系，以此作为一剂泻药，来改善这个病态王朝的健康状况。每一个连环杀手都会承认：正是谋杀刺激了他们的杀人欲望。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正如一千多年前李柷皇帝和朱全忠将军共餐的那场著名的宴会，推杯换盏之间，他的9个兄弟全都人头落地。虽然慈禧自己也是1875年那场宴会的幸存者，打那以后却怎么也脱不了干系。
【译注】
1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并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领导法国。
2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在位），他继承了养父泰比里厄斯。在一场重病之后，他显示出残酷、荒淫无度以及狂妄自大，从而导致了他被谋杀。
3徐中约（Immanuel Hsu 生卒年不祥），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近代史》等书。
4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是著名的东亚和中国研究的权威，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他开拓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新领域，对美国乃至西方的整个汉学界有重大影响。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8节 咱们赫德（1）
毫无疑问，对于阿鲁特氏之死，罗伯特·赫德所知道的，要比他斗胆写进日记里的或者告诉同僚们的要多得多。这种用心良苦的谨慎作派，也正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恭亲王和慈禧对他的信任、让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之所在。赫德处在一个比其他西方人更为有利的位置，使他能够了解到现场背后所发生的事情，但那么多年他滴水不漏，从来没有表现出倾向于认为慈禧阴鸷、险恶或一手遮天。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固执、易怒。
赫德认为：慈禧应该对自八大臣受戮以来的滥刑负有责任。他在1875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慈禧是个“聪明的女人”，而慈安则是个“温和的女人”。肃顺就戮时，他写道：“这就是慈禧的作派：她有脾气，但她也有才能。”
30岁之前，当别的年轻人还在为前程而忐忑不安的时候，罗伯特·赫德已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还是满清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有足够的理由让慈禧和恭亲王称他为“咱们赫德”。打从1861年6月他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那一天起（那年他26岁），他就积极投身于改变通商口岸外商关税征收的混乱现状（国内税收不归他操心）。他被证明是个有着巨大能量的人，顽强、机灵、有商业才能。对待自己新的岗位非常认真，事无巨细，必躬亲焉，经常工作到深夜，决不容忍自己的雇员有任何废话。他并不像李鸿章（政治联盟的另一根支柱）那样是个犬儒主义者，他是个清教徒。他和满族亲王及大小官吏厮混得很熟，他那些从未公开的书信和日记保存了关于慈禧真实性格的最为可靠的材料。
他初到中国是1854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一个19岁的男孩被派到繁忙的宁波港的英国领事馆。一个身材瘦小、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北爱尔兰佬，头发卷曲，已经有些谢顶。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狂热，但决没有那种无赖少年的狂野（这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洋鬼子当中很是普遍）。
在远远地望见宁波之前，他必定已经先嗅到了它的气味，因为“艾琳”号双桅船正减速绕行在甬江的拐弯处，江面上飘满了油污。宁波是浙江省的主要港口，在张着大口的长江周围数百英里范围内，大小河渠纵横密布，宁波经由这些水路直通上海、苏州和杭州。这里是大运河的南端，大运河的北端连着尘土飞扬的北京（它的饭碗在南方）。这座富有人情味的小城穿着裤衩一屁股坐在浑浊甬江的一条岔口上，离海岸16英里。它衣衫褴褛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那些老喜欢把金银财宝东收西藏的本地银行家控制着这个商业中心。乡下的小舢板在潮淹区里捕鱼捞虾，新鲜的农产品从周围的三角州流入城市，丘陵山岗则为繁忙的工厂提供了木材，人们在纺纱织布、打造木船、晾晒腌鱼，生产一些廉价商品用于出口。保守的本地银行家族依靠经营典当行而发展壮大，他们控制着社会的命脉。裸露的排水沟流尽了城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