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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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英国健身房里那些男学生们的耻骨——他们不会以平常之心去看，直到他们结了婚，并从他们的妻子或小妾那儿获得了性的经验。
因为对来宾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莫理循只好挤到了濮兰德和巴克斯19那儿。
莫理循觉得濮兰德这家伙对自己很有些用，却又很不喜欢他，他是《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今年35岁；濮兰德汉语非常流利，并且，决不让莫理循忘记自己不会汉语。濮兰德同时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在那儿，濮兰德掘得了不少满清政治活动的秘密情报，不过其中有太多的偏见和错误。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是个（正像莫理循所写下的）“不忠不信的神经病”。濮兰德仪容修洁、衣冠楚楚，头发优雅地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堪称完美的胡子修剪得非常精细，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穿着质地昂贵、裁剪考究的骑马短上装，系着格子花纹领结。
巴克斯是新近才从伦敦来的，是一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刚刚在牛津推销完自己，他在那儿声称自己会流利地使用10种或12种语言，是个外表文弱、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和一只在夜晚神出鬼没的东印度眼镜猴颇为神似。
他们正在讨论慈禧太后。对于她老人家1898年秋天之前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这之后，因为对迅速发展的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主要是流放张荫桓、处死李提摩太及李佳白的那几位年轻的殉道者，还有就是迫使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20流亡日本——“老佛爷”的恐怖形象于是就开始在每个人最坏的想象和偏见中，深深扎下了根，萦绕不去。流亡中的康有为也开始给西方人提供关于一位邪恶暴君秘密生活的惊爆内幕。
濮兰德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康有为借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他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文章被所有西方主流报纸改编和转载。
除了赫德爵士之外（他对慈禧非常赞佩），北京和上海的西方人，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王朝的历史、对满清宫廷内部的运转方式、对紫禁城内的神秘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要想一窥东方帝国最高层的堕落，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报纸的读者，都太遥远了。
康有为是一位自封的革新家，在西方，人们把他奉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大英雄，这实在有失公允。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少英雄壮举，他的那些“权威著作”全是错的，倒是上海那些更富有洞察力的外交官，早就看出了这点，并秘密地告知了英国外交部。
但是在北京，莫理循、窦纳乐和传教士社团，对康有为的故事照单全收，他们相信康有为确实了解年轻的皇帝和老太后，他所说的确实来自于对他们的直接认知。其实，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拔高者和麻烦制造者，他实际上仅仅处于维新运动的外围，他剽窃了别人的理念，并把它当作自己的观点发表。当康有为逃亡时，濮兰德和其他新闻记者一路接应，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让全世界都相信他那些恶毒的排满宣传。热心有余而见识不足的传教会激进分子——像李提摩太、李佳白和阿莉西娅·利特尔之辈——继续从事康有为未竟的事业，重新念起了康有为的诽谤经，就好像那是天国福音一样。在传教士时代的鼎盛时期，康有为的西方听众是如此热心地希望看到中国能转变成一个基督教乌托邦，以至于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假冒救世主的谎言给欺骗了。骑着信任的长风大浪，康有为周游世界，自封为排满运动的领袖而到处套取捐款，最后，被美国学者奉为能给中国带来美式民主政治的人，这总要远胜于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吧。
过上了安全的流亡生活，康有为便通过报纸和发给北京所有外交官的信函，发动了一场针对慈禧太后的恶毒讨伐。他坚称：太后是个邪恶丑陋的老太婆，她监禁了年轻的皇帝，在密谋废黜他的同时，还给他服用麻醉药和烈性酒。在指控她侵盗国库之后，康有为转而开始对她进行性方面的诋毁，他声称：太后的首席宦官其实压根就不是一个太监，而是慈禧无数的情人和同谋者之一。康有为称慈禧为“伪太后”、一个“堕落的宫妃”，口口声声称她“一个女刽子手”，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耸人听闻，他杜撰了关于慈禧个人生活令人震惊的详情细节：“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
如果满清政府没有在康有为的墨水写干之前倒台的话，他对慈禧的污蔑诽谤也许慢慢会烟消云散。一些老资格的中国通能看穿他的浮语虚词。传教士教育家丁韪良博士21酸溜溜地对他的朋友评论道：“康有为终于露了马脚。”不过康有为的大多数听众却不会跟他抬杠。在1900年的拳乱期间（这一事件标志着王朝临终阵痛的开始），莫理循和濮兰德以康有为的指控为炮弹，对慈禧进行了狂轰滥炸，和他们串通一气的是巴克斯，这个最有才华的文学骗子。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3节 后苑里的鲜花（3）
巴克斯1899年一到中国，很快就会说几句流利的满汉语口令，于是便去申请海关翻译的职位。在遭到赫德爵士的拒绝之后，他开始翻译汉语新闻报道和政府公文，莫理循常常把它们稍加编排就发给《泰晤士报》。
就这样，巴克斯逐渐成了莫理循的非正式编辑和顾问，形同主仆。慢慢地，他对自己的这一职位越来越感到厌倦，而莫理循却越来越依赖巴克斯，要靠他来报导和撰写新闻电讯，这些电讯有许多是凭空虚构的，看来《泰晤士报》很信任莫理循。
1908年，随着慈禧太后去世，结束她了几近50年的统治，巴克斯突然宣布他的特别发现。他声称，有许多宫廷档案和其他手稿早在拳乱之后就已落入他的手中，这些发现证实了康有为所描绘的邪恶堕落的慈禧形像，也使她过去生活的离奇细节得以曝光：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饼干掉她的竞争对手，以及她如何把那些假太监留在宫里以供她进行性娱乐。
由一位西方权威人士（有点学者派头，四平八稳，洞悉满清宫廷内部的一切阴谋）对慈禧的一生作出完整的评述，此正其时也。于是，1910年，濮兰德和巴克斯联手合作，推出的正是这样一个产品：《太后治下的中国》，一部关于慈禧统治时期的不朽历史。接下来，1914年，《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再次向西方人披露了更多骇人听闻的细节，全都是从那些只有巴克斯才阅读过的满清档案里挖掘出来的。
在他们给慈禧画的肖像中，她是一个残酷无情、目标坚定的暴君，一个意志刚强、性欲旺盛的清宫嫔妃，她在1861年篡得大权，用堕落、腐败和阴谋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直到她的暴政导致了绵续两千余年的古老帝国彻底崩塌。在此，所有人都知道，正是“那个可憎的女人”，“那个丑陋的老巫婆”（莫理循这样称她），邪恶的东方女巫，一条爬虫似的龙女，正是她，谋划了投毒、缢死、斩首或赐死，以对付每一个曾经挑战她的独裁控制的人。
最损的一招，是巴克斯使出的，他偷偷摸摸地将自己对慈禧的描写弄得有一种色情意味，这种伎俩，将他天性中的狡诈和颖悟暴露无遗。在他的描绘中，作为一个堕落的女人，慈禧被视为中国的梅莎莉娜22——罗马皇帝克劳迪亚斯堕落的妻子，并受到谴责，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10年，满清宫廷竟腐烂至此，以至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却毫无抵抗之力。
随着这些蛊惑人心的材料被披露，巴克斯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权威”中的一个佼佼者，他的那些稀世珍藏（中文古旧手稿），成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块墙角石23。他那一副权威人士的派头，在他父亲死的时候，又得到了增进提高，他承袭了“从男爵”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了爱德蒙爵士。
上述两本书得到了外交官、学者和新闻记者们异口同声的喝彩，他们说“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纽约时报》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525页的大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观察家》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在最初的18个月里，前一本书就重印了8次，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使它成了新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者和宣传员们的第一手资料。
这许许多多的肯定，至少有10位以上的学者和作家用更简单的方法也得到了，他们所做的，就是借助巴克斯的材料，并对不利的证据假装视而不见。他们使用的第一手材料有其他人的通信和日记，这些人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并且，他们有比巴克斯多得多的、五花八门的途径可以接近太后和她的宫廷。1900年的拳乱之后，有大量的书籍和杂志文章发表，包括由窦纳乐夫人、莎拉·康格、苏珊·唐莉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24所撰写的记述，她们所有人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会晤过太后。她们通常并不苛责慈禧，相反，倒是笔端常带同情。男性评论家对此给出的评价是：无知而琐碎。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忆，我们发现：它们包含着许多关于她的性格和宫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见，这些，都被西方国家的官方档案和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及专业人员的私人文献所证实。许多年来，有一本回忆录被人们反反复复地抨击为欺骗——这就是德龄25关于她作为慈禧御前女官的3年生活的记录，事实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欺骗，它所征引的材料基本上都确凿可信。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许许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纪初叶慈禧被当作昔日帝国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气候里，这些材料都被简单粗暴地忽略了。
对于那些在慈禧死后粉墨登场的西方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必须解释：她是如何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搏杀中幸存了下来。与巴克斯和濮兰德不谋而合，他们顺着典型的西方女王（凯瑟琳·美第奇和凯瑟琳大帝26）的线索，假想出慈禧太后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些作者中，许多人声称自己持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信任状，以证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汉学专家或东方学者、外交官或传教士、军事人员或新闻记者。然而，就已经出版的那些关于慈禧的记述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的。当需要引用材料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互相引用，同时，他们所有的人又都会引用巴克斯。反过来，巴克斯所引用的又是满汉文材料，而这些材料，已经被证明是仿冒、创作和伪造，都是他和他的中国朋友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
巴克斯能够堂而皇之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些传统，这一传统就是利用“秘密”的宫廷历史（它们主要是、或者干脆全部是虚构和捏造的），对倒了台的皇帝、皇后和嫔妃进行诽谤。按照这个模式，他给慈禧所画的残忍的讽刺画，正是西方的性幻想和中国的春宫文学的巧妙混合，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唐朝。最好的标本，就是对女皇武则天的诽谤，千余年来，她遭受了作家和戏剧家们的系统诽谤，其情形，和慈禧如出一辙。
1974年，某些事情让牛津大学感到尴尬，也让各路汉学家们私下里有些沮丧，随着休·特雷弗·罗珀27的《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的出版，巴克斯作为一个伪造者、一个欺诈者和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的真实面目被揭露了出来。特雷弗·罗珀教授披露：巴克斯和他的同伙为了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计，伪造并贩卖中国文学“名著”，其中就包括那些宫廷档案和日记，他们正是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