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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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951年停刊。
8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律师及外交官，1861…1867年间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过《蒲安臣条约》。
9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他19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即进入皇家工兵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国军队来华，后任常胜军统带，因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军有功，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后任苏丹殖民总督，在喀土穆城被叛军所杀。戈登被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称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到他家中慰问，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国藩家书》631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种缓慢而庄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源于17世纪的法国。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1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1）
在缺少一个真正的满族强势人物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后就只能依靠努力培养慈禧的儿子、年轻的同治皇帝，让他表现得更出色。至于他是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儒家圣君。在中国，对外表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君权神授”本身就关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赖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言行举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做了多么大的努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简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惨生活使灵敏的政治联合天平倾斜了，也使得慈禧离独掌统治大权更近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儿皇帝已经成年并能获得全部权力的最低限度是15岁。在祺祥政变发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岁。从此之后，对于儿子的抚育教养，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养小皇帝的日常功课被皇室代理人所严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够对此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10里，为锻造同治的性格和培养他的思想，以准备担当他伟大的职责，就必须为他选择专门的家庭教师。
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这些准备工作，被交给了57岁的蒙古进士倭仁，此人是被人们称为大清帝国品德最高尚3个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同治的老师，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清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的监察首脑）、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户部尚书。在任何事情上都没人向倭仁挑战。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种顽固和独断，不仅仅限于对同治的督导。作为朝廷里的高级牧师和道德警察，在接下来的9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王朝的制度从“力与谋”的罪恶退回到“礼与仁”境界，也就是让一个病人从治愈退回到病死。
似乎没人怀疑：同治能够被灌输进儒家美德，并且能够被教育得聪慧睿智。这是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他感觉到任何程度的不足，亲王和军机大臣们就担当指导他作决定的任务（就像如今他们对慈禧和慈安所做的那样），一定要使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乎礼仪的。然而，他们全都错了。
从最近几朝的情况看，儒家体系在塑造它的统治者方面，成绩并不是很好。曾经涌现出的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没有哪一个接近于儒家的理想。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咸丰、道光或者道光之前的嘉庆。然而，就是那个伟大的皇帝乾隆（在位时间1735…1796），让“堂皇其外，腐败其中”变得时髦起来的。年轻时的乾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但在中年，他背离了儒家的美德，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放纵、行为乖戾的人，而到了老年，他又愚蠢地放弃权力，使之落入他的宠信之手，对和淖萑荩涫稻褪嵌源撕蠹赋心切┩矫嫒兜募一锏墓睦退擞痢Ｋ杏判愕娜寮姨钙鸹镜赖吕炊济挤缮琛⑼吠肥堑溃疵蝗嘶嵴娴娜ゼ乃Ｕ庵蟮募吻旌偷拦飧静荒苁と嗡堑哪欠莨ぷ鳎谭嵩蚋纱啾炼狭苏庵值赖潞褪导涞慕粽胖摇！ �
至于他们的那些斯巴达式的军事道德，早就被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所破坏掉了，那是在1720年代的后期。为了保护自己的位子不被儿子和侄子们篡夺，他禁止亲王们担任任何军事或行政职位，除了像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那样打发时光，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多。打那以后，像那时的欧洲上层阶级一样，满洲皇子们的教育就被限制在死气沉沉的礼仪和典籍的研习上。于是，一旦有哪位皇子继承了皇位，他也就只能完全依赖于他的谋士们了。大臣和顾问们认识到这对他们非常有利，也就不会去做任何努力以扩大皇上的知识视野，相反，还会以严格的传统习惯为手段，去窒息任何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从来不会有人怂恿慈禧去全国各地旅行，也没人会向她介绍外国人和他们的观念。她的侄子兼继承人光绪皇帝是第一个坚持让人为他翻译西方杂志和书籍的皇帝。
当同治的老师们着手把他塑造成一个君主的时候，他们被“到底应该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给弄糊涂了。他们自视为卓越的道德典范，并且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重塑同治。就连曾国藩也相信：新皇帝的道德品质将最终决定中国能否获得新生，尽管他所指的某些东西要比同治皇帝实际接受的那些凌空蹈虚、思想狭隘的训练要更加有益。曾国藩说：皇上必须树立一个完美的道德榜样，这将导致大清帝国实现完美的统治，如日之继夜。曾国藩认为：道德劝诫乃是人君用来履行其维护全社会安全之职责的主要手段，而臻此境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年轻的皇帝投入全部身心研究过去，找到可供仿效的明君，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
起初，对于倭仁为教育这个孩子所作的努力，恭亲王还加以督导。亲王坚决认为：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教育同治，要让他掌握西学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要让他熟悉他能够理解的、那些在“中央帝国”之外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历史、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所遵守的战争规则。但是，倭仁却阻断了每一种企图介绍现代课程的努力。翰林院学士们所共有的偏见，倭仁一样也有。这种偏见认为：如果掌握了外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古老的特权就会受到危害；对这些思想，他们应该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成为传播这些思想的老师。通过阿谀奉承，倭仁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这是心高气盛的恭亲王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虽然两宫皇太后欠恭亲王很多情，但她们也经常被他鲁莽而傲慢的行事方式而弄得很不愉快。恭亲王是唯一能够责备、斥骂或轻视她们的人。）
倭仁尽管渴望完美，但他摆出的姿态未免有些妄自尊大。他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节俭的样子，但旁人其实心知肚明。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学士们都纷纷发起组织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或者协会，让一帮吹牛拍马之徒围着他们团团转。倭仁组织了一个叫做“食糠会”的小团体，其成员必须以吃糠代替吃白面，以显得他们克己自励。他的邻居倒是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每当倭仁独自在家时，他们家的厨房里就会氤氲缭绕、肉香扑鼻。因此，下面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他誓将同治皇帝造就成一个圣君的努力，最终将适得其反。
每天，倭仁和他的助手就到弘德殿见这个小孩。基础课程和所有上层贵族家的小孩并无不同。三岁时的同治就学会了25个汉字，读作“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材料实在要叫他头晕目眩。等到他认识了这些字，然后就要教他写。每一个汉字先是以红色的轮廓线印在一张单页的黄纸上，然后就教孩子用毛笔将轮廓填满。直到最后，他能独立地写出每个字。等到他能够握笔，就要开始背诵《千字文》，那是一首2；500行的长诗，里面没有一个汉字是重复的。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四书》和《五经》，它们都出自儒家经典。这几乎完全靠死记硬背。一本打开的书摊放在同治的面前，倭仁用手指指着上面的字句，同治就鹦鹉学舌地跟着他一句接一句地反复诵读。即使是一个迟钝呆笨的学生，用这种方式也能让他记住一些儒家经典。正常的情况下，要掌握所有这些基本典籍，要到15岁，到那时，一个合格的孩子将会记住431；286个汉字——这一规律不适合胆小怯懦者，也不适合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因为同治是如此调皮而任性，看来倭仁最终也只好让他速成一下，打算只教给他一点肤浅的知识算了。
另外一项工作，就是要教这个孩子书法。传统上，一个人得到皇帝宠爱的标志之一，就是皇上能赐他一幅字，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但是，同治在所有的课程上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幸好，给皇帝拟写诏书的翰林学士们个个都是书法家，能写各种不同风格的毛笔字，于是，就可以让他们伪造这样的条幅，冒充是小皇帝本人的作品。这给他欺骗的一生树立了典范。
对那些不用功的学生，或者是那些自得其乐地玩玩具（藏在袖子里面）的孩子，通常要受到斥责，严重的还要用戒尺打手掌或屁股。不过对于同治来说，这样做就不太容易了。一个身为帝王的孩子就是神，即使他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所以，惩戒的措施不得不拐弯抹角。师傅们和宫里的太监一样，不得不表现出伟大的克制，而同治也早就养成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逃避惩罚的习惯。
美国大使的妻子蒲安臣夫人在紫禁城里听说了这个困境，并写信告诉了她的妹妹：“恭亲王主管小皇帝的教育，但要让皇上专心于书本，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恭亲王）不能使用通常针对其他年轻人的那些惩罚手段（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善意的打屁股”）。”当所有别的措施都不能奏效时，两宫皇太后就会命令一个太监拧他的脸蛋。
在管人方面，慈安和慈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对于如何向这个儿皇帝灌输纪律的概念，也全无主意。在紫禁城，皇上的每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都会被偷偷地满足，纪律对于他来说，是个最大的问题。后来，《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这样写道：“据说，他很淘气，做事全凭自己的兴致和乐趣。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就被所有那些旨在培养他懒惰和纵欲的东西所包围，这样，摆在他面前的未来前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对于同治来说，快乐是最大的危险。当满洲人第一次进驻紫禁城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喜悦之中而不能自拔，谁都没能逃脱。最后一位满清皇帝溥仪（他是同治的堂弟）这样绘声绘色地写下了他的喜悦之情：“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3
要逃出这种黄色的狂喜，需要灵感和指引，但倭仁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儒学机器人，你就别指望他能给同治皇帝带来这两样东西。他那些冗长乏味、吹毛求疵的道德说教只能产生与此相反的东西。已经从想自杀的恍恍惚惚中摆脱出来的恭亲王，也许能训练同治皇帝，使他拥有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权威，但他一直忙于国事，而且他自己的儿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到最后，当恭亲王试图修理修理同治的时候，他已9岁，这已经太迟了。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2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2）
在督导皇帝的最佳时期，这件事情交给了宫里的太监们，这实在是很愚蠢。皇室家庭第一次雇用太监究竟始于何时，已经无法确定；阉割战俘也是年代久远的事情。太监成为中国统治法则的一部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两千年后，当明朝建立的时候，这支得胜之师横扫敌人的各处要塞，俘获并阉割每一个见到的男性，老少无遗。数以千计的男人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