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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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担忧，落在慈禧头上的也不见得就比落在慈安头上的多些。朝廷之外，对于慈禧是谁，很少有人有个哪怕稍稍清楚些的概念。外边的人只知道她是儿皇帝的年轻妈妈。
两位太后都还只有二十几岁，处理国事完全是新手。打自孩提时代以来，她们所受到的训练只不过是生孩子、莳花弄草和吹拉弹唱，并不包括政府运作或儒家典籍的研究。她们只有仰赖恭亲王、军机大臣以及醇亲王领导的非正式御前大臣。即使在她们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之后，无论是慈安，还是慈禧，都还不能看懂那些官样文章，因为它们是用满文写的，而她们正在学习的却是汉文。每份文件不得不附上翻译的汉文稿，这样她们可以对自己所签字批准的东西弄懂个七七八八。（即便如此，在早年她们的能力也不过能阅读百十来个汉字，因此对于自己所批示的要点从来都没有什么绝对的把握。）两个女人对官样文章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因此不能口授谕旨，更遑论撰写了。宫廷礼节是如此刻板偏执，以至于要不是有高级大臣替两个女人发表讲话、采取行动，官僚机器怕是要停止运转了。扮演这一角色的先是恭亲王，后来则是醇亲王，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还有其他人扮演过。我们知道，皇室的家庭教师被委派每日给两宫皇太后阅读儒家典籍，并教她们读书写字，而这两个女人最后都很乐于写“寿”字立轴，作为礼物恩赏给喜欢的人。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26节 纱帘的背后（3）
对于紫禁城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两个女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知识，除非你把她们坐在轿子里透过纱帘所看到的也算上。每年祭扫皇陵的时候，她们会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穿城而过。按照传统，沿途所有的房子都必须紧闭门窗，所有的市井百姓都必须留在紧锁的大门之内，违者论斩。
两位妩媚迷人的年轻太后之所以在朝廷上拥有尊贵的地位，倒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特殊权力、她们的个人魅力或者她们的政治敏锐，而是儒家礼节需要把她们捧得高高的。
多亏了两千年的传统，占据眼下这个职位的，是皇太后的身份，而不是她们本人。传统保证了太后在朝廷上不可动摇的位置，至于她的个人品质如何，是没什么要紧的。作为长辈，在礼仪上她都要居于新皇帝之前。皇帝在探望太后的时候，没有她的吩咐甚至都不能坐。利用这样的礼仪，太后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推翻皇帝的决定，当然，只有在确知会得到廷臣们的支持的情况下，她才能这么做。这样一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果皇帝做出了什么愚蠢的决定，太后就可以发挥其权力检查的作用。在实践中，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在慈禧身上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1898年的秋天。
实权依然保留在恭亲王的手里。这是真的，所有来自地方政府和军事部门的文件和奏章，在名义上是呈递给两宫皇太后的，不过她们只是个装饰品。我们知道，这些文件和奏章当时就直接送给了恭亲王和军机大臣们，他们研究每一个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意见草拟不同的选项。然后，太后们对被推荐的选项以皇帝名义给出正式的批准，盖上两方御玺。在她们改行当了摄政的最初几年，她们还没有权力做得更多。
当太后们和她们的军机大臣及其他臣僚一起出席朝见的时候，不管小皇帝在场不在场，她们都坐在一扇绸纱屏风的后面。听闻过这套程序的西方人认为，这样的纱帘多少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险恶，究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传统惯例而已。在中国高级阶层当中，男人和女人总是要这样隔离开来。即使在私人家里，也有这样类似的隔离发生。这样，女人才能参与家族生活（或者宫廷生活），而不需要让人看到身体“在场”，那会扰乱儒家男性敏感的心性。很少在华外国人明白这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近高级阶层的私人生活。在那些罕见的场合，当西方人被邀请进入达官贵人的家庭，也只有男人在场，女人是看不见的。
在华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就是这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他们从通商口岸的买办或其所雇用的译员那儿听来的，他们自己则闭塞的很，而且远远谈不上客观。像这样的人，也只好用生动有趣的创作去填充他们的知识裂缝，因为，让自己看上去似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关乎至重。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他们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媒体将它传递到地球上那些遥远的角落，在那儿，人们把它当成了事实。
以欧洲为背景悬揣两宫太后的情状，对于欧洲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权力的王太后是两位凯瑟琳：一位是凯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间的法兰西摄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统治，到1572年8月的圣巴塞洛缪日7的新教徒大屠杀时达到顶点。另一位则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帮助下谋杀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独立执政达34年之久。这二者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太后，“一位拥有来自其已故丈夫的财产或头衔的寡妇。”然而，西语中的“Dowager”（英语：继承了亡夫爵位的遗孀）和汉语中的“太”并不完全相同，这造成了他们对慈禧身份的误解。西方术语“dowager empress”（太后）暗指一位王室（别的方面亦属平常）的女性成员，爬到了高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从而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当这一术语被西方人用到慈禧头上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言过其实的意义，并强化了他们的猜测：她通过高妙的手腕获得了这一头衔。然而，身在东方，又是一个女人，（按照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的标准）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因此，他们同时又声称：她既狡猾又愚蠢（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典型的矛盾修饰法）。
关于慈安，我们事实上一无所知，除了少量材料已经谈到过她的钮钴禄氏族，她的出生，以及她在姐姐死后进入皇室家庭，等等。所有事情都需要两位太后的关注，尤其是小皇帝的教育，慈安的地位要高于慈禧。虽然她还要年轻两岁，但她是咸丰的皇后，所以，在行进的队列中、在接收荣誉的时候以及在领受别人的敬意时，她都应该走在慈禧的前面。典型地，人们将她描述为谦逊、温和、退让、善解人意以及好脾气。然而即便如此，可靠的证据也并不多。倒是有几个小插曲，据描写，慈安也曾经显示了她的脾气和意志力。她能够强硬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她的这一友善、天真的小姑娘形象后来被人们夸大了，目的是在她和慈禧之间树立一个鲜明的对照。多数学者甚至没提到过她。
打从孩提时代起，慈禧就一直生活在一位女家长的阴影之下：她的母亲、她的婆婆，后来则是慈安。如果她对身边的人心怀怨恨，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自封的改革家康有为，还有传记作者濮兰德和巴克斯，他们都夸大了这种敌意，以便暗示慈安是善良而温和的，并且很关心年幼的同治，而慈禧是个自私自利的年轻女人，对自己的儿子也漠不关心，怂恿他吃喝嫖赌、虚掷光阴。与此同时，她还和那些男戏子及假太监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跟武则天一个德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全部不是真的。
慈安是同治皇帝的嗣母，也是皇室家庭的首领。决定咸丰的孩子们的抚养教育，与恭亲王磋商协调，这二者都是她的特权。同治皇帝和他的姐姐荣安公主，都得到了人们的教导：要服从慈安，迅速响应她的召唤，决不违抗她的懿旨。如果他们行为不端的话，是她（而不是慈禧）决定如何惩罚他们。如果同治不遵守纪律，那也是慈安的过错。在政治联盟需要的时候，两宫皇太后会联名发布诏书，但在家庭事务和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还是由慈安作主，这也就是为什么慈禧“发现和她友好相处非常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那些非同寻常的悲剧通常发颖于这个孩子。
慈安完全躲过了那些好奇的眼睛。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记录，能够证明有任何一个西方人曾经亲眼见过她。人们仅仅是在她死了以后才见过她的一幅肖像，那是为紫禁城中供奉祖先的太庙而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幅活着时候的肖像是不能容忍的。从来没有哪位画家被允许去观察遗体，尤其是皇室家庭，就更是如此。退而求其次，画家只好利用一本书，上面有每一种可能的面部外形，包括眼睛、嘴唇、耳朵，等等。于是，家人便选择12号鼻子，18号嘴，诸如此类。所有这样的肖像都画出整个脸部，既没有表情，也没有明暗，只有衣着装束勉强能提示人们画面上所表现的男人或女人的身份地位。慈安的肖像显示了一个很小的外形，呆板僵硬地坐在御座上，头上负载着尖而长的头饰，装饰着两只珍珠做成的凤凰，穿着一件高领旗袍，还有一件明黄色丝绸短披肩，向肩的两边张开。纤细的鼻子，小小的嘴，细而尖的下巴，表情朦胧，神色茫然。
我们只有慈禧的照片，都是在她老年的时候拍摄的。它们全都有19世纪边疆摄影的那种僵硬和荒凉，即使是孩子的眼睛，也会被这样的摄影弄得跟死人的一样，面部特征则全无生气。幸好，慈禧打破了传统，分别在1903年和1905年，允许两位西方画家给她画肖像，他们的感觉当然和玻璃版负片不可同日而语。
其中一位，就是华士·胡博，他的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是慈禧70岁那年在宫里画的，当时，他得到指示，要他消除那些现实主义细节。对此，他机智精明的回答是：他以这种方法动手画一幅同样的肖像，保准她看上去就像个25岁的女人。结果，成了一幅满族圣母像，一个外貌惊人漂亮的年轻女人，纤纤小手戴着宝石护指，下唇上描着红色的圆点，这是满洲女人固定不变的装扮。
除了去京城外的丘陵之间拜祭皇陵的罕见远征之外，慈安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都生活在紫禁城内。慈禧这50年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它的大墙之内度过的。只有来自沙漠的大风，卷起漫天沙尘穿城而过。在宽阔的护城河后边是耸起35英尺的高墙，绵延2。5英里，围起250英亩的场地，将一大片亭台宫殿掩藏得严严实实。前院的内部空间令人敬畏。在它们的上面升起三座宏伟的大殿，耸立在巨大的砖铺地面上，桁梁和琉璃瓦屋顶参差错杂地装饰着红、绿、蓝和黄色。在那些仪式性的建筑物后面，矗立着乾清门，这是最后的屏障。这儿，禁卫军从常规宫廷卫兵那里接手紫禁城的保卫工作。这道门通向内廷和皇室家庭的私密世界，这儿整个是一个迷宫，院子连着院子，而且一个比一个小，直到最后就是前朝嫔妃们退隐的狭小院宅，她们在这里过一辈子。
慈禧的正式寝宫位于内廷的西区（因此人称西太后），由端则门守卫着。她的寝宫也有着高高的红墙，嵌着小小的窗户。院子里栽满了火红的石榴、香气扑鼻的洋槐、绚烂盛开的桃、李和樱桃树，还有迟开的菊花。到处都是笼养的小鸟，啁啾的鸟声在空气中传播。北京狮子狗刚一出现忽又消失不见，像是有什么紧急的使命，紧追其后的太监们辫子飞扬。她的寝宫里还有一把不高的乌檀木御座，这个年轻的女人就在那儿接受随侍女官们和儿皇帝的请安。她的房间按照西方的标准布置得疏疏朗朗的，有铺着垫子的长椅、低矮的桌子以及硬邦邦的红木椅子。窗户上装着蓝绸窗帘，即使在寒冷的天气里也敞开着。
她的卧室里有一张雕刻精细的乌檀木橱式卧床，或者叫“炕”，三侧很高，一侧敞开。床面上，放着一张厚厚的毡垫子和三层柔软的填充床垫，覆盖着黄缎织锦。每样东西都是明黄色的，床单是黄色丝绸，床帘是黄色的织锦，床罩是黄缎被子，绣着金龙和蓝云。有很多绣花枕头散布各处，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一只装满茶叶的枕头，人们相信枕这样的枕头对眼睛大有好处。另一只枕头塞满干萎的鲜花和香草。雕木床架的顶部，垂挂着一些小巧的丝带袋子，里面装满了麝香。虽然她不喜欢别的香味，但却很喜欢麝香，这激发了她的批评者的灵感，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她有“狐臭”。而狐狸是神奇的东西。像许多满族女人一样，她也吸水烟，白天的时候啜饮金银花茶，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热糖水。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她搬到了紫禁城里一个更隐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