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件毛衣的历史可不短了，还是在上海时钱希钧买来送给哥哥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钱希钧接过哥哥手里的毛衣，想为他重新捆绑一下。等她接到手里，却发现毛衣上居然藏着一堆一堆的小动物。小动物的个头真不小，个个肥肥胖胖的，还带着一群虫卵。
钱希钧无奈地坐下来，打开毛衣，一只一只地捉起虱子来。但虱子是捉不完的，只有在环境得到改善以后，它才能自行消亡。
像他们这样，兄妹同在一个队伍里，却很少能互相照应；夫妻同在一个队伍里，依然少有联系，这些革命人为理想，为信念舍弃的太多太多。
第五天走了几天大草地，木棍帮了大忙。第一，草地路滑，拄着棍子少摔跟斗；二是用它来探路，避开暗河减少伤亡；三是晚上宿营时，可用来搭帐篷。大部分人还掌握了使用木棍探路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经验。遇到河沟时，先将棍子插入水中，试一下深浅，如果棍子能被水浮起，说明水很深；如果棍子像被人从水底拽住，说明有暗河漩涡，这样就需要绕道前进，决不能从此过河。
这天，李坚真带着大家来到一条小河边。李坚真把木棍插进河水中，马上就被冲了上来，差一点被卷走。
“河水很深，底下有漩涡，我们必须绕道走。”李坚真对大家说。
“哪有什么漩涡，完全可以淌过去的嘛。不信，我来试试。”话音未落，毛连长的脚已迈向了河里。
“不行，别下去，太危险，我们还是……”李坚真的话还没说完，毛连长的整个身子已被河底下的漩涡卷出去了很远。女人们根本来不及救她们的连长，人就没了踪影。
女人们呆住了！这个过草地前才调过来的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地、轻易地被大草地吞噬掉了。她们流泪了，为这个年轻的连长短暂而又光荣的一生。女人们站在河边轻轻地告别、默默地哀悼。
第六天在大草地里，刘英始终和蔡畅走在一起。她们一同指认那些奇异的、色彩斑斓的野花，她们同时看到年轻的生命掉进那鲜艳的野花隐蔽下的沼泽。她们评论着这无常的自然，也共同慨叹大自然无穷的力量。
到这时，她们干粮袋里的牛肉干吃完了，青稞吃完了，野菜也被前面经过的部队采摘得所剩无几，河沟里流淌着有毒的水。于是，她们想到了皮带。她们走出很远去弄来一盆水，用刀把皮带割成一节又一节，放在盆里煮。牛皮被煮软了，大家分一分，没有盐，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佐餐的，谁都知道它难以下咽，但没有人抱怨，而是认真地在咀嚼它。因为，谁也不知道大草地到底有多大，部队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片汪洋，皮带是他们唯一的食物，是支撑他们走出大草地的最后的晚餐。
大草地的夜寒风刺骨，冷得人不住地打哆嗦。刘英和蔡畅把木棍支起来，用自己的被单搭一个简易的帐篷。这样可以遮遮风避避雨，两个人相互依偎着，鼓励着，进入梦乡。前几天就是这样挺过来的，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但到了第六天，刘英突然开始腹泻。
进入草地深处以来，一路上连棵大树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草，在风中不停地摇摆。刘英已经顾不了许多，紧急情况来了的时候，不管周围有人没人，她只能随时蹲下，完事以后有时裤子还没系好就得跑着去追赶队伍。
草地七日（3）
这种状态她一直坚持了两天，本来就没有东西吃，这样一天三番五次地拉，刘英感觉身体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但她一直坚持着，直到走出永远也不能从心头抹掉的大草地。
第七天在大草地里行军，走到最后，大家已经筋疲力尽，有的人甚至找到一块坚实的草地坐下来以后，就再也不想起来了。肚子里空空的，脚底下就会轻飘飘，绵软地站不稳走不动。就连一向坚强的刘英都躺倒在地上不想动弹。
蔡畅看到这种情况后，坐到大家中间，用她那特有的嗓音，唱起了她最喜欢唱的《马赛曲》。旋律豪迈、雄浑，虽听不懂法语，但能通过音乐曲调听出其中的力量。
一路上，蔡畅不知唱了多少遍这首歌。有时是唱给自己，增强坚定的信念；有时是唱给战士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力量和信心。红军里有许多战士都曾听到过蔡畅唱的这一首歌。
在泸定桥头，为了鼓舞士气，蔡畅带领女人们，站在桥头，为抢渡大渡河的士兵大声唱起的就是这首歌。以致后来队伍中经常有人相互打听：“站在泸定桥头唱外国歌的女人是谁？”“她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妻子，听说她在法国、苏联都留过学，很不简单哩！”
苏区群众熟悉这首歌，也是蔡畅唱给他们听的。她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一到晚上，她常和老乡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她最常唱的一首是《国际歌》，另一首就是这《马赛曲》。蔡畅一路唱着《马赛曲》不知激励了多少人。
相偎而眠
大草地里没有民宅可以宿营，有时就连一块平整又干松的土地都很难找到。到了夜晚，女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几个人凑在一起依偎着过夜。
贺子珍虽然早在过草地之前就开始徒步行军，但她的担架并没有取消。担架是毛泽东在贺子珍负伤时留给她的，担架的样子很特别，主体是由竹竿组成，底部有着四条腿，放下时，伤病员的身体离地有一段距离，可以防泥泞潮湿。担架还有个篷顶，可以遮风挡雨，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乌篷船。
与贺子珍并肩而行的钱希钧和钟月林，由于一路上跋涉的辛苦，她们扔掉了随身所带的物品。有一次，钱希钧又要扔掉一条红色的薄毯子，钟月林觉得太可惜，就说：“别扔掉，我来背吧！”可是，她也背不了多久，就背不动了，最后还是不得不扔掉。到了晚上可就惨了，要铺的没有，要盖的还是没有。由于草地上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常常急风裹挟着大雨。每到这时，贺子珍总是在担架上支好油布，叫她们过来一块儿休息。于是她们把脸盆当作凳子，靠在贺子珍的担架旁一觉睡到天亮。
长征这一路，贺子珍总是言语不多，默默地为身边的战友做好她力所能及的一切。白志文回忆长征途中在干部休养连的那段时光，曾这样评价贺子珍：“贺子珍同志跟随中央纵队休养连长征以来，一直是全连的表率。从于都出发到雪山脚下，一万多里地一直步行，途中遇敌机轰炸，身上受了伤，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给了一副担架她不坐；休养连又给她找了一匹老骡子，青毛都变白了，她也从不骑，只是上山时才揪住骡子尾巴。因为她很平易近人，经常帮助我们伤员料理生活，同喝一锅野菜汤，我们有些话都愿意跟她说。”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女人们终于走出了大草地，走出了这片死亡地带。这里所指的七天，对于在不同的战斗序列的女人来讲，行程日期也不尽相同，但从各种素材的记载上看，走过这片大草地的女人们全部用了七天时间。
左路军南下
当散落在绿色边缘的整齐的两层小楼出现在眼前时，女人们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这些并非海市蜃楼的冒着炊烟的建筑，重新燃起了她们生的希望，给她们绵软的腿脚增添了力量。紧接着，她们又看见了肥硕的牛羊和三五成群的当地百姓。
红军踏上了坚实的陆地，他们走进了班佑这座非常特别的小镇。他们所见到的房子是用牛屎搭砌而成，底层养牛，上层住人。终于结束了在风雨中露营的生活，谁还管房子是用什么材料建筑，反正可以在房屋里暖暖身子了。还有烤得香喷喷的牛肉、羊肉……她们尽情地吃、尽情地睡，七天七夜所受的苦和累得到了补偿，女人们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中央所在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后，为了使战士们都能吃饱肚子，部队被有秩序地分散到班佑、巴西或其他附近的村庄。在这一带休整了几天，一方面部队补充给养，战士们恢复疲劳，另一方面等待左路军在此会合，共同北上。
这几天里，干部休养连重新调整。因考虑到伤病员全部集中在一个连队，负担过重，行动不便，组织上决定撤销这一编制，把伤病员分散到其他各个单位。当刘少奇来宣布这一决定时，女人们悲喜交加，她们终于放下了包袱，可以轻装前进了，但这么长时间以来建立起的战斗友谊又使她们不愿分开。
中央也不愿意分开。当右路军总也等不到左路军来会合时，中央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敏感的神经告诉他们：有人想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于是，1935年9月9日深夜，抑或是9月10日凌晨，党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为此，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重又拉回了阿坝，并对左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人采取了不露声色的监管，就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夫妇也承受了软禁、夫妻分离的磨难。
与中央所在的一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女人，经过短暂的行军，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而跟随四方面军南下西征的女人，却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左路军南下
1935年9月9日深夜，战士们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一阵阵急促而有力的叫喊声，让他们回到了现实：“起来，快点起来！队伍马上出发了。”刘英所在的中央三队是这样，李坚真所在的政治部是这样，女人们所在的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在这天夜里统一行动了。
没有人问部队要去什么地方，即便问了，也没有人回答。但女人的心中似乎早就有所察觉，一直等待的左路军迟迟不来，让她们产生了怀疑。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跑了几十里路，天色微明时，看到一骑人马飞驰而来。张闻天带着几名警卫人员来到中央三队队伍的面前。他简短地说明了这次行动的动机，大家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给右路军发来一封电报，说左路军在阿坝被洪水阻隔，无法继续北上，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并重提他原来向南向西推进的主张。中央接到电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以后，在张国焘与陈昌浩密切的联系中，张国焘意欲南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一切都被陈昌浩身边的叶剑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张国焘要分裂红军，另立党中央，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当陈昌浩得知毛泽东等带一方面军连夜北上的消息后，与徐向前商量此事，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果真只派参谋长李特带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部分人追了上去。一路上，中央曾派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在一个小山头上一面劝说一面阻拦。但未能奏效，李特还是赶到了巴西，并对着战士们大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回过头来，停止前进！”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解无效，最后无奈地说：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是9月10日在巴西的一幕，这一幕让当时正在中央三队的刘英难以忘怀，这一天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日子。
李伯钊三过草地
当党中央采取行动，带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中的第一、三军星夜离开驻地的时候，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通知妻子李伯钊速回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驻守在巴西向北一点，一个叫阿西的镇子里。当李伯钊和张秀夫，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刘志坚等一同返回巴西时，总政治部已先行撤走，整个驻地全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一到，便不由分说被赶进一个藏民的木楼里关押起来。
李伯钊极具文艺天赋，在班佑同四方面会师时她还是战士们力捧的歌舞明星，不久前还在教战士们唱那首《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怎么转眼间却被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战友扣押？她当然想不通。她大声地向着楼下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喊：“哪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
李伯钊的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