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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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个对我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想比平常多说几句心里话。
我想请你们大家原谅！
原谅我们大家的许多理想没能实现，原谅我们以为简单的事情，竟然变得那么沉痛。我请大家原谅，我辜负了许多人的期望。他们曾经相信，我们可以一蹴而就地、轻而易举地从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跃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本人相信过这一点，以为这是举手之劳。
一蹴而就没有实现。我在这方面显得过于天真了。有些问题也过于复杂了。我们在错误和挫折中摸索着前进。在这期间，许多人经受了震荡。
但我希望你们知道一点。我过去从未说过，今天对你们说出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们每个人的痛楚，也就是我的痛楚。它令我心痛，令我夜不能寐，让我苦苦思索——怎样才能让大家过得轻松一些、好一些，哪怕是一点点。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了。
我就要离去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离去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是所有问题综合促成的。接替我们的是一代新人，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好。
根据宪法，在辞职时，我签署了命令，将俄罗斯总统职权移交给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根据宪法，在今后三个月内，他将担任国家元首。三个月后，同样根据俄罗斯宪法，将举行总统选举。
我始终相信，俄罗斯人具有惊人的智慧，所以我对你们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毫不怀疑。
临别时，我想对你们每一个人说，祝你们幸福！你们理应得到幸福，理应得到幸福和安宁！
亲爱的同胞们！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
——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讲，很少有人能够不被一个临别总统的真情流露所感动。人们都还记得叶利钦登上总统宝座的过程，那是惊心动魄的。当他卸任的时候，没有政变，没有军队，也没有万众欢呼，但他在这一瞬间所做的，可能比他过去九年做的还要多。他没有履行完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但在演讲中，他三次强调他的决定是“根据宪法”。他希望普京成为下一届总统，但在演讲中没有呼吁人民选举普京，只是表示对此满怀信心，最后的结果，仍然要由人民来决定。是的，宪政、民主，正是叶利钦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也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东西。当他明白自己的离去更能促成这一伟大事业实现的时候，他做出了痛苦而又伟大的选择。最高权力的宝座只有一个，能够获得它的人太少，获得它之后，又能够明智的和它告别的人更少。叶利钦做到了，从而使自己步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人物的行列。当然，除了民主与宪政，他还追求过一个目标，与前两者相比，这个目标是更重要、更根本，那就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无庸讳言，他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差得很远，也输得很惨。但在走的时候，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衷心请求人民的原谅。他在最后证明了，他是个失败的英雄。他选择在九九年的最后一天辞职，不仅是为了获得轰动效应，也把自己永远锁在二十世纪的门后，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完整的划归“叶利钦时代”，也把新的世纪完整的交给了年轻一代。当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为了〇〇年还是〇一年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争论不休时，叶利钦用行动替俄国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篇演讲稿的措辞也很讲艺术，它看起来只是在支持普京，而没有攻击任何人，实际上，当他说到“我们”——而不是“我”——“这些执政多年的人，应当离去。”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会把普京最主要的对手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和久加诺夫归入应当离去的人的行列。它把一个老人动情的告别与推荐政治继承人搭配起来推销，让后者也具有了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它选择在中午而不是晚上播出，是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在新千年来临之前听到，让人民在投票选总统时，也不得不考虑一下“国际影响”。根据宪法，总统辞职后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正式的总统选举将在辞职后三个月举行，在普京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叶利钦用合法手段让总统选举提前了三个月，让其他候选人丧失了扭转劣势的最后机会。厌倦了政局动荡的俄罗斯人，在普京已经成为国家首脑之后，只要他表现尚可，他们就不会冒险更换一个没有“试用”过的总统。所以，当叶利钦说他毫不怀疑俄罗斯人们将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底作出什么选择时，他确实是充满信心的。
签署完了生平最后一道命令，叶利钦在众人的陪同下走出了克里姆林宫。在深冬的寒风中，他最后一次向俄国挥手。他转过身，看着站在身后的普京总统，突然间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交待，还有很多话需要说。他克制住自己的泪水，只对他说了一句：
“珍惜俄罗斯。”
随即走下台阶，走进汽车，消失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寒夜中……
后记：领袖的告别
直到写完本文以后，我才想起来问自己，这篇文章到底是在写普京，还是在写叶利钦？它到底是在讲述获得权力，还是与权力告别。后来我才明白，二十世纪俄罗斯最后一次权力交接，正是这两个人，两条路的完美结合。普京以其优秀从品质和出色的才干，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普通文秘人员到俄国总统的不可思议的飞跃，成就了一段俄国历史上千年未有的政治传奇。而身为的叶利钦能够审时度势，果断的把权力交给只当了四个月总理的普京，尽显大政治家的风范，堪称神来之笔。他的告别，是我所见过的最精彩、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告别。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通过报纸和电视亲眼目睹了这一段历史。当叶利钦91年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跟家里人一起悲叹“苏联老大哥”的解体；当96年俄国第二次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和大部分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希望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当选；当金融风暴席卷俄罗斯的时候，我正在读高一，天天买参考消息，以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关注着我们邻国一步步走向经济崩溃；当叶利钦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职务的时候，我在读高二，有一天到我二姐家吃饭，发现她手下的一些女业务员们竟然也在叽叽喳喳的议论一个35岁的年轻总理；当叶利钦一口气任命了普里马科夫、斯捷帕森、普京之后，我已经进入了繁忙的高三，而且也对他没完没了的换将失去了兴趣，对于普京是谁毫不关心——反正他很快就会被换掉；直到1999年12月31日那天晚上，学校放假，我回家和家人吃过晚饭，打开电视静静等待新千年的来临，却看见新闻联播里播出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代理总统职务。
我当时的感觉是，叶利钦被人赶下台了？普京发动了政变？
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跟很多人一样，上了老叶的当。这真是二十世纪末期最精彩的一b出政治演出！十年之间，叶利钦已经改变了俄国这个上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最高权力者并不是只有死神和政变可以让他下台。他的离开和华盛顿的离开一样，使由他开创的事业得以延续。
不过，如此潇洒的告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权力的魔力如此巨大，所以才有那么多英雄人物为之呕心沥血、机关算尽，而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物，一般都是很有远见、具有非凡毅力的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但再伟大的英雄也有他老去的一天，不管愿意不愿意，他总会以某种形式失去最高权力。这对于那些统治欲极强的领袖人物来讲，离开常常是痛苦的，往往使他们显得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令人高山仰止般的伟大人物们才暴露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弱点。
德国前总理阿登纳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康德拉？阿登纳出人头地实在太晚了。1949年9月，他已经73岁了，别人在他的年纪，早就回家养老了，而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出任西德联邦政府总理。他一上来就对最高权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上总理的第一天，他一大早就来到总理府，尽管第一天除了一些礼仪性的声明、接受祝贺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是在总理府一直呆到晚上八点才离开。
1959年，阿登纳一口气当了十年总理，已经83岁。当时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结束了第二任期，宣布隐退。阿登纳表示自己要放弃总理职位，竞选没有实权的总统，接受最高荣誉。但他不愿意把权力交给副总理、基民盟的二号人物路德维希？艾哈德，过了几天，他又突然改变主意，宣布自己要第四次参加总理选举。正因为艾哈德随时可能接班，他看到这位副总理就十分不顺眼，就在内阁会议上，多次当众指责艾哈德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甚至饭也吃得太多，并对此表示极大的憎恶。
1962年，阿登纳以86岁的高龄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政府首脑出访，要有私人医生随行，这本来是惯例。但他唯恐别人说他衰老不堪，没有医生就不能出门，因此坚决拒绝医生随行。见到了戴高乐，戴高乐跟他说：“我已经71岁了，感觉自己太老了，是不是该退休了？”阿登纳一听，连忙向他宣传自己发明的“极限”理论：“我71岁的时候还没有当上总理呢，你就想着退休了。我告诉你，人的衰老是有极限的。人只要活过了一定的年纪，突破了这个极限，就不会再老了，就会永远年轻。”把戴高乐说的大点其头。
虽然阿登纳不肯承认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但从他77岁那年开始，记忆力就明显减退了，做事情经常自相矛盾。由于议会第一大党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是他一手创立的，党内骨干都是他的门徒，所以大家一直容忍他死死占据总理的位置长达14年。直到1963，他已经87岁了，还对他的秘书说：“一个人永远不要说‘为时已晚’，连政治方面也不会有太晚的事情。做出新的开端，始终不晚。”言下之意，他还可以再干十四年。他的门徒们终于忍无可忍，响起了“这个老头必须滚蛋”的呼声，并积极筹划，利用他外出休假的机会召开基民盟主席团会议，指派艾哈德继任总理职务。
阿登纳只得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绍姆堡宫。
当然，表现得象阿登纳这么夸张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表现为一种介于阿登纳和叶利钦之间的复杂心理。戴高乐在1946年的辞职是很潇洒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尊重民主、激流勇退的民族英雄形象。第二次掌权后，尽管他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住了十年，但他始终只放在那里几本正在阅读的书和换洗衣服，家里的东西都放在科隆贝，好像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他在1969年的“五月风暴”中镇压学生运动，在人民中丧失了威信。将军是高傲的人，不屑于当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总统，于是他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78岁的戴高乐已不可能在投票中获胜，既然将军一意孤行，很多戴高乐的追随者都开始把宝押在总理蓬皮杜身上。德勃雷、沙邦－戴马尔等人纷纷对蓬皮杜表示愿意支持他竞选下一任总统，希望在下一届政府中“发挥作用”。蓬皮杜自己也表示如果戴高乐在投票中失败，他将参加总统竞选。蓬皮杜是戴高乐亲手提拔起来的，也是他自己公开指定的接班人。在已经注定的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做一些准备，也是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的正常之举，但戴高乐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含沙射影的谴责蓬皮杜说：“过去，某人、某人背叛了我。而现在，又出来了一位某人。你们瞧，纵然某人巴不得我死，我还是活的好好的。”后来蓬皮杜的夫人卷入了一桩丑闻，蓬皮杜去寻求戴高乐的支持，却遭到戴高乐的一阵冷嘲热讽。他后来才知道戴高乐想利用这件事把他搞臭，前一阵正好蓬皮杜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悲叹道：“我同时失去了两位父亲。”尽管投票结束以后戴高乐立即离开了爱丽舍宫，而后来蓬皮杜当选总统后也一直奉行戴高乐的内外政策，但戴高乐还是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蓬皮杜，甚至葬礼也不许他参加。
和一向孤傲的戴高乐相比，丘吉尔是比较宽容大度的。1945年，当他的助手告诉他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消息时，他正在洗澡。他听完后说道：“人民有权踢我下台，这就是民主，不然我们为何而战呢？现在，请你把浴巾递给我好吗？”他说得倒挺潇洒，实际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英国后就把普鲁塔克的那句名言到处宣扬，又是题词又是写信又是演讲的，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后来他第二次当选，在1955年因为健康原因把保守党的领导权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