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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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这种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政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上台后不久，他就发表公开演讲，支持用企业家管理企业，而不论他们是否纳粹党员。他还告诫各州总督，不能让党的组织代行政府权力，而经济部门的领导，必须由经济专家而不是党的理论宣传家担任——刨去独裁和战争，希特勒确实是一个治国天才。
军人出身的莽汉罗姆无法理解这种智慧，他只看到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冲锋队是国家社会主理想的先锋队，希特勒要求冲锋队向没有革命理想的旧军队低头，是对革命的背叛。所以，尽管他当着希特勒的面与陆军达成了协议，但私下却对自己的亲信发泄了一通对希特勒的不满：“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被这种赤裸裸的背叛语言吓坏了。他立即向希特勒告发。
希特勒对这种警告保持了沉默。他了解罗姆的固执脾气，和解的尝试已经失败，但 “拒绝与军方和解”不能成为镇压冲锋队的理由，单凭一个告密者的揭发也难以服众。如果现在就采取行动，将无法平息纳粹党内为罗姆鸣冤的情绪。军方也会把这样的行动理解成纳粹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希特勒帮助他们的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他要让事态发展。
在希特勒的纵容下，罗姆更加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４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但是人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说这些话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军方再次向希特勒提出抗议，但这次希特勒拒绝表态。罗姆的公开话在纳粹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它被看成是罗姆对党内对手采取行动的宣言，他们觉得希特勒应该采取行动，但他什么也没有做。
这样，罗姆的敌人迅速团结起来，被任命为陆军将军的戈林、盖世太保头子希来姆、党卫队首领海德里希，以及真的担心希特勒地位受到威胁的纳粹副领袖赫斯结成了统一战线，着手收集罗姆叛变的证据。这几个家伙各自心怀鬼胎，还真的搞出了点东西，罗姆和冯？斯莱切尔秘密会谈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还整出了一套两人联合发动政变的方案。政变成功以后，由罗姆建立军事独裁，斯莱切尔取代冯？巴本出任国家副总理，重新组阁。甚至被开除出党，隐退以久的斯特拉赛尔也将参与了这场政变。
听说自己的死对头有可能复出，沉默以久的冯？巴本先生又率先跳出来表演：6月17日，副总理来到汉堡大学做演讲，他猛烈的抨击了罗姆的宣言，要求希特勒必须马上和罗姆决裂，采取维护帝国陆军的尊严的措施。声称如果希特勒再不采取行动，他就要马上辞职。
一向沉默的冯巴本的突然爆发，显然是在军方和总统的授意下所为。老头子很快告诉希特勒，如果冯巴本被解职，将说明希特勒无力处理危机，他就准备让军队接管政权。
火候已到。
6月20日，希特勒亲自向巴本为自己的失职表示“道歉”，并与陆军达成妥协，他将准备镇压冲锋队，而陆军则支持他在老头子去世以后接任帝国总统。
6月25日，总司令冯？弗立契宣布陆军处于待命状态，下令取消所有休假，军队在营房待命；
6月28日，德国军官协会宣布开除恩斯特？罗姆；
6月29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署名文章，表明了陆军的态度：“陆军忠实的做国家统治者的后盾，做总统冯？兴登堡的后盾，做最高统帅的后盾，做德国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他来自它的队伍，始终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份子。”
6月30日，希特勒亲自奔赴慕尼黑，以召开冲锋队领导人会议为名，将冲锋队主要领导全部逮捕，未经审判全部枪毙。同时他用暗语发密电给在柏林戒备以久的戈林。“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夫妇双双毙命；
格里戈利？斯特拉赛尔在和家人吃饭时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单人牢房，随即被乱枪打死；
罗姆被给了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但他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冲锋队头子在高喊了几声“希特勒万岁！”之后，仍然没有勇气抠动扳机。最后，行刑官不得不对对他的手下说：“帮帮罗姆先生的忙。”罗姆直到死都不相信希特勒会对自己动手，被逮捕之后，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一切革命，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这句话，已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暴力革命的真实写照。
屠杀一直持续到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３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刑场处决。正在此时，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7月2日晚，希特勒收到了总统发来的贺电：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事后颁发的屠杀许可证。这是他最后一次拿到这样的许可证。从今以后，他做事情再也无须取得任何人的许可——哪怕是事后的也不需要。
六
在对冲锋队的清洗之后，希特勒的地位已经彻底巩固。这次行动被证明如此及时，因为事后不到一个月，1933年8月1日，冯？兴登堡总统便去世了。
希特勒的内阁马上通过决议，将总理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合并。他通过成为帝国总理掌握了行政权；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法令掌握了警察权、检察权和司法权；通过《解除帝国和人民苦难法》掌握了立法权；现在，又成为国家元首，也是三军最高统帅。所有的权力都已合并，大独裁者终于横空出世！
登上总统之位后，希特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冯？勃洛姆堡和三军的总司令叫到他的面前宣誓：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一誓词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它却对某人作了指名道姓作的效忠，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疑问。随后，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在冯？勃洛姆堡将军的建议下，他们将不再称希特勒为“希特勒先生”，而改称“我的元首”。希特勒对此表示欣然同意，这个纳粹党员对其党魁的尊称就此成了德国领袖的标志。
1934年9月10日，在纽伦堡的卢波尔德竞技场上，希特勒用最狂热的方式展示了他对德国强有力的统治：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败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欣喜若狂。纳粹副领袖赫斯带领着疯狂的群众和军队齐声高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30万人的怒吼声震碧霄，希特勒坐在检阅车上，直挺挺的平举着右臂从狂热的观众和军队面前走过。几乎所有德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德意志终于又回到了她渴望以久的强人的怀抱。那些试图用凡尔赛和约来羞辱、掠夺、削弱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即将为它们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后记：民主社会的基石
如果民主只被理解为投票表决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希特勒的上台和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充分说明，一个民主制度要得以维持下去，还必须有很多投票表决以外的东西作为基础和保障。
一、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大二的暑假，我随人大校辩论队赴武汉参加全国大专辩论赛，在火车上，我们的教练周校正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令我深受启发，他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制约权力，你说是什么？”我毫不迟疑的答道：“民主！”他很得意的摇了摇头。我想了一会儿，又说：“法制。”他更得意的摇了摇头。我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说：“无知是专制之源，‘不知道’当然更不能制约权力。告诉你吧，是权力。在世界上，只有权力能够制约权力。”经过他一番点醒，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玄机。是啊，民主不能制约权力，因为人民的意志过于分散，人民的激情容易被煽动和误导，在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面前，人民的力量往往是脆弱的。拿破仑和袁世凯称帝都是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的“民主表决”。而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几个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墨索里尼……都不是被人民的力量推翻的，相反，倒有好几个是利用人民的支持上台的。而法制也不能制约权力，因为法律是死的，必须要靠人来制定、裁判和执行。当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合并以后，法律就成了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成为其破坏民主、镇压人民反抗的帮凶。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不同权力的拥有者们相互斗争、相互监督，都想保住并扩大自己的权力，最终形成一种平衡，使得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扩大到任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独断专行的地步。只有在这个时候，各种权力才会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和法律的权威。所以说，凡是权力未分立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无非是一个合法的独裁者。
当然，权力的分立必然会影响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这是为了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以权力的分立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过于分散，使得国家机器过分庞大、无法正常运转。如果那样，又将是民主政体的末日。
二、较为成熟的媒体监督。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民的思想之所以会被控制或煽动，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透彻的了解现状，而听信了野心家的一面之词。所以，人民有权要求了解事情的各方面的情况：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种信息的来源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当权者，因为他们只会向人民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利用“国会纵火案”煽动起人民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并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来打击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人民观察家》报等报纸上故意扭曲事实、编造谎言。试想如果报社的编辑们能够抵住压力，拒绝发布假消息，或者德国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报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和分析问题，这种反共狂热恐怕就很难煽动得起来了。美国二战后两次弹劾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其“猛料”都是由新闻媒体抖出来的。那些著名的私立报社，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既有独立的文化人理想，更有炒作新闻吸引读者的强烈利益驱动，在调查这些密闻上其工作干劲自然要比拿死工资的检察机关猛不止一百倍。而对民众来讲，传媒的亲和力与可靠度要大于专门的检察机关。不难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知情者，更愿意和文质彬彬的记者交谈，还是愿意坐在冷冰冰的问讯室里和穿着制服的检察官交谈。检察机关再独立，也毕竟是体制内的监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难免掺杂一些政治的和人事的考虑在里边，相对而言，媒体要考虑的东西就要单纯得多。只有在一个拥有大量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反应人民呼声的新闻媒体的社会中，民主才能持久。
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民主的权力也必须收到限制，尤其表现为不能借民主之手践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