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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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巴伐利亚回来之后，希特勒开始为新一届国会的召开而忙碌。这一次，他已经做好准备和民主进行一场决战。
现在，纳粹党及其盟友在国会中已经取得了过半的简单多数，但对通过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还有一定差距。要想在这场斗争中取胜，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此，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一整套各个击破的办法：
对共产党议员，不能指望他们妥协，幸好有了国会纵火案和《国家紧急状态法》，可以以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全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事；
中央党是信任老头子的，只要老头子愿意出面，他们就不会反对；
民族党等其它与纳粹同为右派的政党，对授权法并不反对，他们担心的是希特勒的个人独裁将危及他们的生存，对此他们只要给一些一文不值的保证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比较麻烦，这个左派政党不会同意通过一个结束民主程序的法律，又不能把他们全抓起来，不过幸好他们的议席并不多，只要采取一点小伎俩让那几个激进分子无法出席，然后再利用纳粹在国会中人多势众的优势，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来影响其它议员的决定；
当然，所有的措施中，都少不了要贯穿一项——武力威胁。那些被魏玛宪法宠坏的家伙成天高谈民主宪政，私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斗争，从不知道什么叫团结，一旦真要他们准备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财产——更不要说鲜血——来捍卫民主时，他们躲的比谁都快。前两次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各党派的精彩表演，足以让希特勒已经对他的敌人们的水平做出合理的评价。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老头子的信任。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下，一场类似于话剧的新国会开幕仪式上演了：
开幕式在波兹坦卫戍区教堂举行，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对于已经退位的前霍亨佐伦王朝和老头子本人都有重要意义。波兹坦是霍亨佐伦王朝的皇城，有腓特烈大帝的古墓。兴登堡第一次站在这个教堂是196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刚从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归来，他永远以能够参加那场战争为荣。这也是取悦于军方之举，因为这里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
３月２１日，正是俾斯麦在1817年主持德意志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的日子，波兹坦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它标志着新兴的纳粹势力与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和谐共处。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着卫戍区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高大的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身上佩满了他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种勋章，一手托着金顶元帅头盔，另一只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身体微躬，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宝座致敬——宝座上不再有皇帝了，但在老头子心目中，他永远是帝国忠诚的元帅，而不是什么魏玛共和国的国家首脑。
和这位全身戎装的元帅相比，站在他身旁的希特勒身材瘦小，身穿礼服，周身不安，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独裁者联系起来，倒更像元帅身旁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侍卫。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在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冗长而枯燥的演讲，整个演讲并无新意，只是不停的回顾历史，阐述德国过去的荣光和因凡尔赛和约而受到的羞辱，指出纳粹将为结束这种羞辱而努力。最后，他转向兴登堡，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他讲完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向前走了三步，来到老头子面前，低下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这是帝国传统中表示继任者誓死秉承先辈理想的动作。老头子深受感动，这也同样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军官、容克、君主主义者，他们都坚信，希特勒对老头子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理想的。这正是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效果。
国会开幕式非常成功，中央党领袖不久即收到了老头子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你，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明确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充分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
3月23日，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再是那个开幕式上元帅跟前谨小慎微的附庸形象，当他身穿褐色的纳粹党制服走上讲台时，国会内的纳粹议员和国会外的冲锋队员一起高喊：“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这种山呼万岁的情况，竟然出现在作为现代代议制民主象征的议会的开会现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在这次精心设计的讲话中，胡萝卜和大棒被很好的结合起来。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将把国会拥有的几乎所有权力都授予他。他把它的名字弄得听起来很动听，叫做《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紧急权力。这并不会威胁国会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不变，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按照他的目的行事。”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话锋一转，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不顾国会的拒绝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敌对情绪干下去”，而且先前所做的不侵犯他们任何权利的承诺就会一笔勾销。最后，他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就请诸位选择吧！”
社会民主党领袖提出了抗议，在他们发言的时候，几乎是把国会包围起来的手持武器的冲锋队员齐声高喊：“我们要授权法——或者是放火屠杀！”在这样的怒吼中，希特勒第二次登台了，他向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理智的破口大骂：“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疯狂，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徒劳的反击，而且吓坏了中央党，他们坚信一旦法案被国会拒绝，这个疯子便会毫不犹豫的诉诸暴力。投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授权法通过了，就这样，民主以民主的方式终结了它自己，德国人自一战战败以来14年的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纵观希特勒从国家总理到独裁者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每一步都是合乎民主程序和法律规范的。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过错，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太多的人不去遵循民主的原则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寄希望于违反民主原则的私下交易、权术欺诈甚至是暴力恐吓。兴登堡总统、德国军方和德国国内的大财阀、大地主们对民主政治的痛恨以及各个民主政党本身的软弱、犹豫不定、缺乏切实的政治纲领和有效的执行手段，使得希特勒巧妙的利用了各派实力的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平的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这一历史事实永远警戒我们，在一个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在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制度，它也可能成为野心家获取专制权力的工具。民主法治的真正确立，绝不可能靠某一个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对民主、法治、权利、自由等观念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需要民主社会的各种元素：新闻媒体、政党、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等发展成熟——这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有这样，民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框架。准备为了民主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五
随着授权法的通过，希特勒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权力，各个党派、工会很快被挨个取缔。但只要老头子还活着一天，他的权力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剥夺。希特勒当然不会愚蠢到试图对老头子动手，但随着老头子因身患绝症越来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军队与冲锋队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让他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没有军队的支持，自己能否顺利接任总统之位，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冲锋队本身的存在也很令希特勒头痛。恩斯特？罗姆，从纳粹党建立之初就追随自己，和他一起参加10年前的慕尼黑政变，并和他一起被投进监狱。现在，罗姆已经把冲锋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干，对希特勒的忠诚也勿庸置疑。在希特勒看来，作为冲锋队头子，他只有两个缺点：一、他过于强调冲锋队的独立性，冲锋队向希特勒效忠，但在组织上必须完全听命于罗姆，对上反对希特勒的干涉，对下实行独断专制；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希特勒一无所有的时候追随他，是出于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信仰，而不是对希特勒个人效忠。
这两个缺点，在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时，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独裁政权建立以后，这就完全可以称之为心腹大患了。独裁者需要的是没有理想的奴才，而不是有理想的同志。有理想的人，今天因为理想替你卖命，明天也就可能为了理想要你的命。恺撒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布鲁斯刺死的故事便是独裁者们心中永远的痛：
公元前44年，大权在握的恺撒来到元老院，突然周围响起一片“杀死暴君”的喊声，一群人冲上来用长剑向他围攻，恺撒开始怒吼着用随身携带的短剑进行还击，身上被创四十余处。但当他在围攻的人群中发现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布鲁斯时，他终于绝望的拉下斗篷，蒙上自己的眼睛，任凭自己被乱剑刺死。
而如果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手握重权、喜欢独立行事的话，情况就更加危险了。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独裁者，都不会让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
实际上，危险不仅仅来自罗姆一人。纳粹代表着极右翼势力，冲锋队成员又是纳粹中的极端分子。街头暴力是他们最喜欢的表达意见的方式，这种无序的力量对于冲击旧政权功不可没，但纳粹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后，尤其是在消灭了一切敌对势力之后，它就与新政府恢复经济、解决失业的目标相背，而且为新的野心家夺权提供了可趁之机。
希特勒确实尝试过约束冲锋队的行为，他给罗姆发了一封信，大力称赞他率领冲锋队在纳粹夺取政权中的功绩，并委婉的说道：“如果说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外敌，那么冲锋队的职责则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捍卫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最好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更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潜在的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请求希特勒裁决。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８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正规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这一演讲充分展示了希特勒的战略眼光，他支持陆军的目的不仅限于近在咫尺的总统权力之争。也许冲锋队能再次帮助他登上总统之位，但要发动对外战争，必须依靠职业军官和正规军。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最大的不同之处，除了追逐专制权力以外，希特勒至少还有自己追求的帝国理想。斯大林为了个人的绝对权力，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对军队进行足以摧毁其战斗力的大清洗。这两种不同选择的结果，在二战初期的苏德战场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希特勒的这种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政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上台后不久，他就发表公开演讲，支持用企业家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