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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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酗酒者、性病患者、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发疯，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无名氏”的来信。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2）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火车上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金发盘成髻的女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婚姻美满、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我放弃了该有的隐私。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隐私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3）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艰难的政策改革（1）
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障者法案”要求提供大量残障车位、雇主不可羞辱精神障碍者。这项法案带来了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在《神奇百忧解》出版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如果因服用抗郁剂而使工作表现不太好，老板是否可以批评你？如果停止服用而出现戒断症状，老板是否可以以不胜任为由将你解雇？患了疾病但症状得到控制的人如果还能做某些工作，当然不应该禁止他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真相是，下半身瘫痪的人不能当操作员，胖女孩当不了超级模特。如果我雇用常常陷入忧郁的人，我也会有所顾虑。歧视、法令和忧郁症患者的缺陷会相互影响，有些部分很明显，有些部分则较不醒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准忧郁患症者为商业目的驾驶飞机：如果飞行员要继续服抗郁剂，那他就得退休。这种规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许多忧郁的飞行员不敢接受治疗，我觉得服用百忧解的飞行员相对更能够保障乘客的安全。有人说，一个人可以突破重重难关、医药可以给他意志力，但复原力总是有限。我不会把票投给脆弱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可体会我的感受，那就太好了。我当不了总统，如果真的让我当上总统，恐怕会天下大乱。但也有少数例外——林肯和丘吉尔都曾得过忧郁症——但他们的特种忧郁症不会让他们在紧要关头动弹不得，谨慎、戒惧成为他们领导能力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有非凡的人格。
从另一方面来看，忧郁症并不会让人变成废物。我第一次联络上保罗贝里·梅森时，他正处于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忧郁，事实上，那天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击治疗五十周年纪念日。他的一生充满精神创伤，当他在青春期表现出“纪律问题”时，他母亲找了几个友善的三K党党徒来教训他。后来他被迫进入精神疗养院，在那里差点被打死，最后他在一次病人暴动中逃走。他领取全额社会残障福利金将近二十年。在那段时间里，他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在近七十岁的时候，年纪与病史成为他身上的两个包袱，想要别人帮忙找个工作，但所有官方人员都说，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地方会要，还是省省力气吧。我知道梅森会是有生产力的工作者，因为我读过他写的长信，包括寄给南加州（他住在那里）的康复训练部门、政府官员和所有他想得到的人，他把这些信都拷贝了一份给我。在持续服药的情形下，他大部分时候都很正常，那大量的文字十分动人。梅森得到的回答是，适合他这种人的工作都是体力工作，如果他想得到脑力工作，得自己想办法。他找到了兼职教师的工作，多半都要转好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