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相约-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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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又滑。下了山,路虽平点,还得背着走,工作组要是跟个人,找车就方便,能找到车,也不会拖这么长时间,人也不会死。
医生说,是不是你们没叫醒工作组的人?婶娘说他们没醒?他们没醒还互相问白天有没有工作方法不恰当的地方,他们一直站在窗沿往田康屋里望。
大秀从昏迷中苏醒,第一句话就说,还我田康呀!一群不会摇尾巴的狼!
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三六九逢集,卫生所就在街上,跟乡政府门对门。我们把田康的尸首摆在卫生所门口的长条椅子上,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议论声漫骂声越来越高。乡政府有人过来了,我们说工作组逼死了村民小组长。没想到不到半个时辰,乡政府两个人就给我们拿了一万块钱现金,还让大秀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按了手印。那是一张丧葬补助证明。他们让我们赶快把尸体搬走,同时派人到村上叫工作组回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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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挂在树上的灵魂(3)
工作组的人眼见着我们给田康烧纸焚香穿老衣钉棺材。棺材本来是给丈母娘准备的,丈母娘还没用,女婿倒抢了先。工作组的人没走,他们说人正不怕影子斜,没作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造谣诬陷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来,乡上又改变了注意,派人来收回一万块钱的丧葬补助,收回大秀和乡上签过字的那张证明。大秀不干,我们也不干。人死了,派出所就得出面,派出所来人后,工作组才走。大概他们闲丧事晦气,也可能是给派出所的人腾地方,派出所要在这儿办公。整面坡除过婶娘家,再也找不出这么宽敞的住处了。
派出所来了三个人,大秀第一个被叫进去。大秀哭得身子都发软了。没过多久,大秀被婶娘搀了出来。大秀软得没办法接受他们的询问。大秀出来的时候,风水先生才给我们几个主事的说,田康死的时辰太凶,死得也不顺畅,暂时不能入土下葬,得厝起来。我们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别人死了,样子大多安详平静,田康的脸扭曲着,鼻子歪向一边,脸色发乌,两只眼睛睁得跟酒盅一样。用酒搽身子时,给他抚过,眼睛闭住了,穿老衣的时候,眼睛又睁开了。婶娘说睁着就睁着吧,他是放心不下娃儿和你妈。被我救的那个光棍也说,他是放心不下工作组,他怕他死了工作组还住在村里。
大贵呼啦一下把他拨到一边。骂了一句,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被叫进婶娘家的时候,已经把田康厝起来了,就厝在现在挂着我尸体和灵魂的花梨树下。既然是厝,就无须挖墓坑,用石头沏个台子,把棺材放上去,棺材上搭床竹篾席子,放些柏树枝,待到明年春上再挖坑下葬。派出所的人叫我的时候,我还给旁边的人说,明年再麻烦大家一回。
没想到我却等不到安葬田康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就问我,到底咋回事?
他们坐在床上,我坐在小凳上。我把头仰得高高的,我问他们要我回答啥问题。他们还是一个劲地问,到底咋回事?他们说田康死的前一天你们两口子给他家干活,田康喝药以后又是你背他上的卫生所,你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跟田康是连襟挑担,又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不救他谁救他?他们说咋就这么巧,村里这么多人别人没碰上就你碰上了?后来他们拿出一张条子,说有凭有据还想抵赖?
我看到了那张条子。条子只有几句话:田康死以前,二贵夫妇找田康向工作组说情。二贵说的话,跟田康死有很大关系,是重点调查对象。请调查。
落款正是工作组组长。与其说几天来悲伤气愤还理不出个头绪,这张条子却让我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田康的死我二贵得负刑事责任?就像他们要我承认的那样?
我该咋办?他们又在审问,声音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肯定。我害死了田康,害死了几天前还在一面坡上干活的挑担、姐夫、伙伴?天呀,我咋会害死田康,害死田康我能落下啥好处?
我出来的时候。院里没几个人,帮忙料理田康后事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几个近亲。我哥大贵没走。大贵搀扶着我,问我走路咋偏偏倒?我没说话,没力气说话,也不想说啥。他又说,审问人家都是一会时间,你咋进去了六七个小时?我说他们要我承认田康的死跟工作组无关,跟我有关系,我得负刑事责任。大贵说谁不知道你们是朋友,咋会害死他,他们胡说。
我说他们有条子,条子就是证据。
大贵嘴巴动了动没说啥。这也是我憎恨大贵的原因,如果那个时候他说点啥,不管是啥,只要跟我说说话,让我平静一下,要么找几个平时一块玩牌的伙计,帮我骂一阵娘,泄一泄气,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大贵没有,大贵把我扶到一条凳子上,独自走了。
我是昨天把自己挂到树上的。上树以前,在田康棺木前烧了许多纸,纸烧到一半,雨点大了起来,奇怪的是火苗没有因为下雨而熄灭,反而发出呼呼呼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亮,像田康的笑声,又像干柴燃烧的声音。雨滴打在桑叶上,发出新鲜又嫩绿的唰唰声。这是一种好听的声音,戏台上古筝的声音?结婚时吹唢呐的声音?林海起风的声音。这时,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雨与火之间,冒着青烟,一股一股的青烟,一丝一缕的青烟。青烟从棺材底下,从放置棺木的石头缝里绵绵而出,缓缓而散,待到烧完火纸,青烟还在弥漫,从石头缝、棺材缝、树枝间弥漫出的青烟,跟田康抽烟时鼻孔冒出的烟雾一模一样。我就是在这种如烟似雾的景致中把绳子摔上歪脖子花梨树的。
爬到树上,绳子套上脖子,天空忽然放晴。阳光从树枝间散落下来,叶片上尚未消落的雨滴静听阳光的声音。我知道,这种雨叫太阳雨,也叫狐狸的婚礼。太阳雨伴随我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当时我想既然怀疑是我,就死给他们看看,用死证明我的清白,也迫使他们放弃收回田康那一万块丧葬费。如果被人救下,单只上吊的行为就能洗刷罪名。刚好大贵在不远处,大概他想看看田康的棺材上还需不需要树枝,好再砍些放上去。我都听见他的咳嗽声了。我想他已经知道我在受委屈,肯定会注意我。我耍了个心眼,绳子套了个活结,也就是说我在树上能够挂上一阵子而不会丢掉性命。时间只要不是太长,从上面把绳子砍断,脖子就能恢复自由。可大贵没及时发现我,昨天傍晚他才赶来。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快不行了,但隐约还能听到点声音,鸟叫的声音,田康的声音,大贵的声音。田康说,回去吧,别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舒坦。我说管他的,不管啥地方,只要有朋友的地方就舒坦。大贵抱住我的腿使劲摇晃,边摇晃边说,出啥事了?究竟咋啦?二贵,二贵!你咋寻短见了?你死了,让我咋给死去的爸妈交代?天老爷!二贵,你壳膝盖咋是乌的?
大贵用他残疾的手臂;把我身子拽得更紧,疯了一样大喊大叫。一个声音说,就让他吊着,要是放下来,公家人来了谁也说不清。另一个声音说,树上吊个吊死鬼,树下厝个冤死鬼,事情终于闹大了,闹大了好,闹大了他们就不要咱缴钱了,一万块丧葬补助就不用退回乡政府了。大贵哭喊着;边哭边喊叫,求你们帮把尸首卸下来吧。
我哥大贵以为我死了,其实我还在考虑到底是跟朋友田康走还是跟亲人大贵走。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卸!到上面找人去,看狗日的把人害的!
亲人大贵没救我,气愤的人们也没搭救我,我哥大贵跟着几个人咧咧趄趄下山去了。我在树上就这么挂了一天一夜。下雨了,刮风了,都感觉到了,后来便跟田康说起话来。说着说着,田康就跟我喝起酒来,这回喝的还是杆杆酒,还划起了拳,他说一声——五魁手哇!我回一句——哥俩好哇!
大贵领着红红绿绿的人再次爬上山头,仰着脖子看我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我和田康已经醉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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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巴山在地图的什么地方(1)
多年以后,想起这一幕时我还笑出了声。
那是在万众瞩目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别人都往万人大礼堂走,往巨大的宴会厅走。我则独自走动,毫无目的的闲逛。从一个省厅到另一个省厅,静悄悄的,宽大的走廊上没有一个人。忽然,我弯了弯腰,快速褪了鞋套,脱了鞋子。两手拎着两只鞋,缓慢地,悄悄地,走在柔和绵软的地毯上。人民大会堂到处铺着地毯,红色的,黄色的,淡蓝色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各种各样的花色,富贵华丽极了。我进了电梯,这儿的电梯和别处也不同。这儿的电梯按钮更多,不锈钢四壁映照得人影更加清晰,更加真实。一低头,就看见了自己的光脚。光脚踩在天蓝色花朵的纯毛地毯上,软软的,滑滑的,细腻的。这与小时候踩在秧苗田的感觉一模一样。绿油油的秧田,绿油油的玉泉水。一出电梯门,就看见了厕所。我一笑,进去了。当我看见一长排雪白雪白的大理石面盆时,从宽广的镜子里看见了另一幅画面。一个小小的女孩,衣衫褴褛,一个成熟的女人,穿戴讲究,两人一前一后往一扇门走去,那是一扇木板拼凑的柴门。女孩站在门外,女人进去了,随即,一阵接一阵的猪叫声响彻云霄……
父亲平反的那一年,我已经记点事了。
那个时候,自然住在农村。村名叫泉西一队,我上的学校叫玉泉小学。从我们家到学校有五六里路,全是平展展的土路。学校旁边有一眼泉,一年四季喷涌不止,形成一个冒着气泡的湖泊,两条水渠将泉水分流而去,成为东西二干渠。我们村在玉泉的西边,村里人在西干渠挑水洗衣浇地饮牛,西干渠就成了我们的生命渠。跟我们村相邻的几个村依次叫泉西二队,泉西三队。玉泉跟前有两株巨大的古柏,四五个孩子手拉手也围不住。坐在教室,一不留神,就能看见小鸟在柏树上飞来跳去。再往后看,才是高耸入云的山脉——学校和玉泉就在这座山脚下。
知道这座山叫秦岭还是上中学以后的事。中学当然是在巴山深处的县城上的,那是父亲平反以后的事。玉泉算是老家,父亲下放的地方不叫老家叫什么。我们住的房子是父亲的父亲住过的。可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爷爷,意识中从来没有爷爷这个概念。后来才知道大概是抓壮丁的时候没的。为什么是大概,而不能肯定,自然也有说不清的事,也许还与家族内部的争斗有关。这种事像历史一样成为过去,我一个小姑娘,怎么说得清道得明呢。没见过爷爷并不希奇,我小叔叔都没见过他的父亲,他是个标准的遗腹子,我没见过爷爷自然算不了什么。
父亲平反没有什么大的标志。但记得父亲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好长一段时间,前前后后大概有一年时间。在后来漫长的时光流程中,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谁也没说过这件事,我也没问过父母。好像我们家自古以来就没发生过这件事。可在我心里,一直觉得那是件大事,也是件蹊跷的事。那段时间,我们家总是神神秘秘,遮遮掩掩,跟村里人家一点都不一样。
我们家的诡秘不是别人议论出来的,也不是别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出来的。而是我们家自己制造的。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三四个人,男人女人都有,都是整整齐齐的成年人,他们穿戴很讲究,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害怕极了,趴在门柱上不知所措。我能感到这是从远地方来的人,与村里人不同。他们围住院边的一株带刺的花,一会儿高声谈论,一会儿低语几声。他们说了好长时间话,还争论着什么。他们问我这是什么花。我望着他们,一动不动,不敢跑开,也不敢走近。后来他们站在我们家高大的芙蓉树下,芙蓉花粉嘟嘟的十分艳丽。一个女人伸手摘了一朵,往头发上卡了卡,没卡住,就握在手心。他们一直问我,你爸哪去了?我摇着头。因为,我也好久没看见我爸了。
女人问我厕所在哪。我好一阵才反应过来。我们叫厕所为茅厕,老师叫厕所,想一想就明白了。可我还是有点犯难。我往房后望了望,看见没有挡墙的茅坑,没指给她。我把她领进了我们家猪圈。猪圈里有个尿桶,晚上我们把它提到床边,第二天早上又提进猪圈。女人进去了,我站在门边。她一进去,就听见猪在大声吼叫,嗷嗷嗷地不断线地叫,跟有人要骟它们或拉它们去集市一样。一转身,女人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两手搭在腰上,衣裳边往外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