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与国家-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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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维克托·范伯格（Viktor　　Vanberg　）：“自由进化论、结构理性主义和契约立宪主义——立宪改革的争论”（Libertarian　　Evolutionalism；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and　　Contrarian　　Constitutionalism__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981年2月在德国弗赖堡举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哲学基础自由基金讨论会论文。该文的修订稿作为沃尔特·欧肯研究所专题著作出版，题为《是自由进化论还是契约立宪主义？》（Lideraler　　Evolutionismus　　Oder　　Vertragsther　　Konstitutionalsmus？）（图宾根：J·C·莫尔出版社，1981年）。　　　　
　　⑧关于这一点，参见第6节。　　　　
　　⑨这里立即想到德姆塞茨的著作，他很早就以大量引证论述了拉布拉多印第安人中间的私人财产权的起源。见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走向所有权理沦”（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载《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1964年5月号）；另见S·佩乔维茨（Pejovich）：“走向所有权的创造和投机构经济理论”（Toward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eation　and　　Spec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载《社会经济评论》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0（1972年9月号），第　309－325页。最近，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hotter）试图运用博弃理论结构，构造一种关于制度起源的形式理论，见安德鲁·斯科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u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⑩　当然，论述过于简单，并且结论有赖于某些条件的满足。如果政府征收的5美元完全被消费掉，那么漏洞的发现就是增加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可是，如果有1美元花费在生产上，甚至是在纯粹的转让上，那么这个结论就是站得住脚的。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9　关于政治过程的见解　①　　　　
　　　在题为“公共选择观点”的第　3章里，我区分了公共选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这两个组成部分使公共选择不同于正统的政治学研究。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把经济学家的效用极大化结构延伸到在各种公共选择中起作用的人的行为中去。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作为复杂交易的政治的理想的概念化。在概念化中，政治过程类似于市场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人们不管他们是谁，都通过进入社会相互发生作用，寻求促进　他们自己的目标　。在这些参与人的这些目标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目标。在受到正确理解的公共选择观点中，完全没有任何类似于“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职能”这样的东西。　　　　
　　这些都是现代公共选择学者相当熟悉的基础知识。但是；在本章，我要对作为交易的政治的概念化的某些含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要慎密地考察“作为过程的政治”。　　　　
　　这里同奥地利和准奥地利经济学观点的关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还在我们开始对政治作出这种解释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必然地把总括为“市场”的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一个过程了。相反，如果不把市场作是一个过程，而是看作是用于促进某种独立存在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效率”、“社会公平”还是“上帝的荣耀”——的一种“机制”、“手段”或“工具”，那么把这个论点延伸到政治时，就抓不住任何要领。这就是说，在关于政治的建设性对话能够开始之前，在对市场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解方面，这种对话所要求的范例转变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在进入这种对话之前，让我先停留在“作为过程的市场”这一点上并且总结我的意思是什么，以及奥地利学派作出这种论述时也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市场是一个人们彼此相互作用、不管他们是谁都一样追逐自己目标的制度过程。18世纪哲学家们的伟大发现是，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一种不能为任何人选择的配置——分配结是模型这种秩序反映了市场参与人的评价的极大化。这些评价究竟是什么，唯有在过程中才能被规定；因此，个人评价不存在它们在其中被规定的过程之外。在这种意义上，并且唯有在这种意义上，在市场过程中产生的秩序可以称为或划分为是“有效率”的。那些自认有某种天赋的经济学家，把“效率”定义为存在于市场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之外的东西，并用这个定义来评价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的效能，这些经济学家如此妄自尊大，实在是不敢苟同。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两段话上来。我指出了，市场是一个人们彼此相互作用、不管是谁都追逐自己目标的制度过程，还指出了，18世纪哲学家的伟大发现是，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在那里我要说的是；自然秩序反映了在市场过程中显现的个人评价的极大化。在这里，我则是要强调、如果没有包含有作了明确规定的无论是受到尊重还是依靠强制实施的私人所有权，以及包含有保证契约得以实施的程序的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将不会产生出一种价值极大化意义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霍布斯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然法序不会使个人评价极大化，而大概会使它接近极小化。这里的要点是，任何社会相互作用中的个人行为，总是在一种处、方向不同的两个以上动机拉力之间的紧张状态中产生的：一方面，是对狭隘的短期的个人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明智的长期的个人利益的追求，而这第二种行为被描绘为包含了对相互作用过程中其他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这里我就没有考虑其他动机，例如利他主义）。这就是说，在任何贸易或交易中，个人参与者总有一种要掩饰、隐瞒、欺骗和违约的追求私利的动机。法律、习俗、传统、道德戒律——所有这一切都是被设计来或涉及到对这种短期追求私利行为进行约束或控制的。唯有这些制度约束运行有效，从市场过程中出现物自然秩序才能使不同的个人评价达到极大化。　　　　
　　在巡游了这个应该是熟悉的知识领域后，现在让我回到“作为过程的政治”上来。我要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如果从政治的复杂交易过程中出现的秩序，能够被描述为体现了使不同来源的个人评价获得极大化的趋向，那么政治的复杂交易过程使要求有一套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这套约束不是人们很熟悉的，但在本质上却非常类似市场交易过程所要求的约束。请思考这个论点，并回到这一点：对狭隘的短期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体现了对参与相互作用或交易的其他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对明智的长期个人利益的追求，二者之间，经常存在一种紧张状态。我们的时代思潮认为，对在市场交易中出现的“偏离正道”的追求个人利益行为进行内外约束，是自然的和必需的。诚实作为交易的属性，是一种我们承认应该通过内部合理的道德规范和外部强加的法律惩罚，来适当加以鼓励的品质。可是，对于政治“交易”中符合市场交易“诚实”含义要求的品质，却没有任何同样的鼓励。确实，对公开的受贿和贪污都有道德和法律的惩罚但公开的受贿和贪污相对于政治交易中背离市场意义上的“诚实”的许多行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在现代政治领域内被普遍认为可以接受的这些活动，如果在市场中实行，会被归之为掠夺。　　　　
　　在市场中，我尊重我的交易伙伴的所有权，反之我的交易伙伴也—样。我不欺骗我的交易伙伴，并且不会不履行我的契约责任。我的交易伙伴也互惠以同样的行为。至少。这种行为模式描绘了我们花费时间分析过的理想的市场过程。在政治中，即使说能够规定所有权，所有权也不会受到尊重。在某种政治的理论模式中，国家有资格代表它的公民在名义上持有的全部价值观念尤其是，如果允许全体公民在国家决策的最终决定中有同等的发言权，这种假定的资格就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霍布斯哲学的无政府状态中，没有任何“我的和你的”；我向你攫取我有物质力量攫取的价值时，既不会受到道德惩罚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根据经验来看，现代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为大部分现代政治学者所观察的并为政治家所操纵的现代国家，在这一层次上没有任何可辨认的区别。在这种理论模式中，即使是最理想的政治，也不是一个复杂的交易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关心的不是作为可观察制度现实的政治，而是理想化的政治，是把经验现实抽象化的基本政治模式。如果要将政治正确地构造为类似于在理想的市场中发生的那种复杂交易，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很清楚，在理论上构造这样一个契约过程是可能的：许多个人拥有一套权利（人权和财权），这些权利受到该群体每一个人的承认和尊重，这些个人达成协定，建立起一个政治共同，；该共同体的代理人负责实施契约的各个条款，履行契约上指定的其他职能。我曾在拙著《自由的限度》（1975年）中探讨了这样一个契约过程中各个人的利益。②在这里，交易完全类似于理想的市场中出现的交易，在这种交易中，存在着共同利益。没有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市场过程便不能发挥其职能作用，而要建立这种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某种这样的政治契约的确是一个必要前提条件。　　　　
　　因此、在最基本的理想中，　政治是一个　完全类似于市场的　复杂的交易过程　。但是，被观察到的现实政治，以及在现代政治理论中被证明是合理的政治，二者都没有受到约束以保证从交易中出现共同利益。对于政治中的行为，没有规定明确的约束以保证个人评价均获极大化。　　　　
　　即使应该完全承认这些约束的必要性，设计它们却不是一项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任务。为了保证复杂的政治交易的全体当事人的共同利益，维克塞尔的一致性规则似乎是必需的。但是，这样一种范围宽广的决策规则很容易使政治行动成为不可能的事。正如在《一致的计算》（1962年）③中布坎南一图洛克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对一致性的某种背离必定为全体契约当事人所接受。可是，一旦这种背离取得适当的地位就必然给那些要把政治用于掠夺行为的人，以及那些要逃避共同利益范围所规定的约束的人，提供了机会。在这方面要防止可能存在的对国家的利用，唯一的手段是契约一立宪约束，它能严格限定国家活动和国家职能的范围。当政治被限于只担负少量的并有明确规定的任务时。是不可能有严重的掠夺性的。　　　　
　　美国的奠基者们认识到了这个简单的真理。现代政治学者们却没有认识到。他们一直拒绝将政治构造为一个复杂交易模式，甚至不愿把复杂交易模式作为政治的一种理想形式他们为我们大家观察到的掠夺性政治，作了各种各样的辩护，提出了各种理由和理论解释。他们的所有这些言论，都是从目的上解释政治，仿佛在某种理想的形象中，政治是为了促进某种存在于个人以外的卓绝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真理”、“效率”、‘美德”、“社会公平”还是“上帝的荣耀”（参见第5章），由于这些言论，政治的掠夺行为倾向被隐蔽起来了。　　　　
　　把市场看作过程的奥地利学派观点，实际上是对从目的上解释经济相互作用的观点的批判，虽然许多自称为奥地利学派的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过程论的规范含义。公共选择理论在其维克塞尔一契约论一立宪主义的变体中，将复杂交易过程作为政治的理想形式，必然是对任何从目的上解释政治相互作用的观点的批判，虽然许多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过程论的规范含义。　　　　　
　　注释：　　　　
　　①本章内容最初出现在1983年在佐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的公共选择学会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　　　　
　　②詹姆斯·M·布坎南：《　由的限度》（The　Lhe　　Limits　　Of　　Lidert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　　　　
　　③詹姆斯·　M·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一致的计算》（Thecalculus　　of　　Consent）（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